钱昌明:金冲及,你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
——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究竟错在哪儿?》
网上看到历史学家金冲及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究竟错在哪儿?》(以下简称“金文”)。读后,颇感失望。所以如此,因为在笔者的印象中,金冲及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记得“文革”前在他随石西民调北京前,笔者曾与他在徐仑家中有过一面之交,对他有所了解)。按理,像他这样的同志做学问,应该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遗憾的是,在这篇文章中,他似乎完全陷入了历史唯心论的陷阱。
违背“论从史出”原则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原则之一,是“论从史出”。这是由辩证唯物论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本质所决定的。反映在历史研究领域里,它必须是先有史实,后有史论;即从客观存在的史实中去得出结论。这就是唯物论的反映论;否则,就必然会陷入唯心论的先验论。
“金文”开门见山地引邓小平否定文革的讲话立论: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发生,邓小平跟法拉奇的谈话里说了那么几句话。他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错误的估计’。”
就凭邓小平这么一句话,也无需论证,就认定了它是“绝对真理”。“金文”就顺着这条思路做文章,以毛泽东肯定“错”了为前提,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究竟错在哪儿?”这样一个命题,随后再重复武断的结论:“文革”所以错误发动,是“他(毛泽东)把问题的严重性,甚至问题的性质判断错误”。
那么,从学术角度看问题,凭什么说,毛主席对“文革”前“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错误的估计”?“金文”以为,毛在两个问题上作了“错误”估计:
一是对农村“包产到户”、“分田单干”问题的认识。把中央领导层的“不同认识”,看作是“这可了不得了”的事。
另一个就是对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认为《五一六通知》中关于“混进了党内、政府内、军内、文化界的很多人都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分子,有朝一日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改变颜色”的表述,“实际上,这种看法完全是混淆敌我、混淆是非,把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
至于为什么说,毛泽东把“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看作是“这可了不得了”——是“错误”的?又为什么《五一六通知》中的评估也是“错误”的?“金文”都没有作任何论证与交代。
“金文”不从客观的史实出发,而是“傍”了邓氏权威的主观意志做学问;在行文过程中,既摆不出有针对性的史实,亦无严谨的论证,这就不是一种严肃的学术态度。
不能不尊重客观事实
做学问、写文章,原本就是摆事实,讲道理。讲究的是两条:一、事实是否真实、可靠?二、逻辑论证是否合理、严谨?
要判断“文革”是否必要?要确定毛泽东、党中央发动文革,究竟是否是对形势的判断“错误”?那都得用事实来说话。
我们还是环绕“金文”提出的两个问题来探讨。
第一个问题。毛主席认为,农村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金文”认同邓小平观点,认为没那么严重。充其量,不过是当时中央领导层“不完全一致”观点同志的一种“权宜的临时措施”。两种观点,孰是孰非?请看事实:
“文革”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刘邓的“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政策未能推行。文革后,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邓小平复出。邓上台后独拦大权,终于如愿以偿推行他们过去的主张——被毛泽东否定了的“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政策——“金文”称之为“权宜的临时措施”: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序幕。1979年开始在全国农村强行推广(“不换思想就换人”!),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几千年来小农个体私有生产,重新取代新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以来的集体生产。1982年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干脆修改了宪法,作了“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重新设立乡政权”的决定——解散了人民公社。
然而,其后的事实证明:这已不是一种“权宜的临时措施”与政策,而是成了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路线。如果不是,那么,请问:
自1982年解散人民公社,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至今已30多年,当今中国是否还存在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否还存在农村集体经济?公社的拖拉机站哪里去了?社办企业哪里去了?公社卫生院哪里去了?合作医疗哪里去了?公社的养老院哪里去了?┄┄
答案是:除了像南街村这样少数几个——硬顶着坚持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农村集体外,全国农村全都奔资本主义了!社办厂早被私分了,农村集体经济早被瓦解了!不仅人民公社高级集体所有制已不复存在;甚至连初级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也没了踪迹。这样的“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政策,究竟是一种“权宜的临时措施”呢,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归宿?结论只能是:农村早就率先复辟资本主义了!这难道不是推行“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修正主义路线的结果?
金冲及同志,如果你能尊重客观事实,你就应该能够回答:究竟是毛主席“错”了,还是你金冲及的结论错了?
第二个问题。关于《五一六通知》中对阶级斗争形势——党内存在“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评估”,究竟是不是正确?那就请看一看当前中国贪腐问题严重性的客观事实,结论就不言自明了!现今中国是否出现了一个权贵资产阶级?(请注意,中国官场的全面贪腐,就是从上世纪80年代邓氏的“康华”公司开始的!从此,上行下效,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成为“不治之症”,创造了“历史之最”)。
你不是崇拜邓小平么,不妨也可以用邓氏自己讲过的几个“如果”来验证一下: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事实是,现今中国难道还没有“两极分化”?
“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事实是,现今的中国难道不存在“新的资产阶级”?亿万富翁?
“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4页)事实是,现今的中国难道还不是“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事实是,现今的中国难道“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还不够尖锐?
金冲及同志,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又是一位学者,总不能不尊重客观事实吧!看看当今社会的现实吧!究竟是毛主席当年的判断“错”了,还是你金冲及如今的结论错了?
不能连形式逻辑也不顾
逻辑是人们思维的客观规律。凡正常人的思维活动,都必然遵循这一法则。
网上查证了一下,发现“金文”是在2011年6月发表的。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了!如果这篇文章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写的,笔者感到可以理解。因为邓氏修正主义路线的恶果有一个暴露的过程。加上“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推行修正主义时,善于运用一个“骗”字。就一般人们来讲,在事物内在本质未充分暴露以前,往往看不清,很难下结论。就连像邓力群这样懂马列的同志,也难免会跟着上当、受骗。但当修正主义面目真相大白时,他终于回归毛泽东思想正道,并起而斗争。结果,被邓小平批为“左王”,并因不换思想被“换人”(“落选”中委和中顾委常委)。
人所共知,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目的就是一个: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險性。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其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刘邓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已消灭了剥削阶级,社会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因而,他们根本不认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不认为,他们的主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往后,就抵制、反对文化大革命。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邓小平翻了文革的案。其“理由”就是:他和刘少奇根本没有搞修正主义,而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搞“文革”是毛泽东的“错误”。
邓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中曾道:
“搞‘文化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邓小平文选》第305页)
邓认为毛泽东搞的是“贫穷的社会主义”。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好!既然如此,按照正常的逻辑,文革以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的中国,那社会主义事业应该是更健康、更美好。可是结果怎么样?却是适得其反。
社会主义的经济本质是公有制。对此邓小平也是认同的。邓曾宣称,改革开放是不会动摇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
“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补充。当然,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不可怕。”(《邓小平文选》第310页)
如今,按照邓小平的路线搞了几十年,中国城乡的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已从原先的99%,早降到了50%以下!(找不到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据2013年6月16日“人民网”报道,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记者会。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透露: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对GDP的贡献率超过60%,税收贡献率超过50%,就业贡献率超过80%!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当今世界上,除了我们官方还宣称自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几乎大多都公认我们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硬是把以私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说成是社会主义,这是一种什么逻辑?硬是把导致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改革”,说成是社会主义,这又是一种什么逻辑?
这种连形式逻辑也不顾的作风,只能是赵高式的“指鹿为马”!政客可以这样,难道学人也能这样吗?!
搞社会主义,必须名正言顺。名正,才能言顺;名不正,则言不顺。名正言顺,事则成;名不正、言不顺,事必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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