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英国是怎样成为“日不落帝国”的?
——近代英国的崛起
1688年的“光荣革命”，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其时，英国的人口不过600万，国土面积仅区区24万平方公里，就世界范围来说，不过是一个“蕞尔岛国”。可是仅仅过了一个多世纪，到1815年滑铁卢战役结束，英国彻底击败称霸欧洲的拿破仑法国，夺得世界大国“霸主”的宝座，并很快发展成为一个“日不落帝国”。到一战前夕，它竟然控制着世界上3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直接掌握着地球上约1/4(4.3亿多)人口的命运。研究一下近代英国崛起的历史，应该能从中找到一些发人深省的启示。
封建向资本的悄悄嬗变
历史发展是不可割裂的，近代英国本是古代英国的发展;要研究近代英国崛起之谜，还得从了解古代英国着手。古代英国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中世纪末期，英国还处在都铎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
1485年8月，里奇蒙伯爵爱德蒙·都铎，参与玫瑰战争(封建贵族混战，双方各以红、白玫瑰为徽记)，在包斯华兹原野(Bosworth Field，在今英国中部)一战，击败并杀死英王理查三世，夺取王位，建立都铎王朝，史称英王亨利七世。以后，历经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和玛丽一世的统治，1558年由伊丽莎白一世女皇继位，开始了长达45年之久的稳定统治，这一时期成为英国由“古代”向“近代”嬗变的关键。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无疑是第一位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就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0页)
回顾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经济形态来说，大致经历了原始经济、自然经济和知识经济三个发展阶段：
原始经济从采集、狩猎开始，逐渐形成原始农业和原始手工业，经过了漫长的二、三百万年时间，才逐渐地向自然经济过渡。
自然经济以农业种植为基本特点(游牧经济本质上也是自然经济)，辅之以手工业的发展。如果以公元前31世纪古代埃及奴隶制王国建立起算，它的发展几乎囊括了整个人类五千年的文明史。
知识经济以机器的问世为标志，它是一种以工业、科学技术知识为核心的经济，它的出现(以英国工业革命为起点)还只是两百多年的事。
人类所以能够从古代文明迈入近代文明的门坎，本质上就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即从古代中世纪以农业、手工业为特征的自然经济，质变为工业、科学的知识经济的飞跃。这是几千年才难得一回的机遇，这一变革的意义是如此巨大，以致人们很难简单地对它进行完整、全面的表述;但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它彻底地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面貌。
然而，以近代的知识经济取代古代中世纪的自然经济，它是有条件的，需要有一个能适合这一经济形态生存、发展的土壤和气候。如果没有这些必要条件，新的经济形态是完全不可能产生的。那么，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究竟谁能开近代经济形态变革之先呢?这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谁也不知道。可是，历史的幸运之神，其实早就悄悄地降临到了大西洋上这个小小欧洲岛国——英国。之所以如此，这中间固然有许多偶然的因素，但也不全是偶然;还因为英伦三岛本身确实存在着具有吸引幸运之神独特魅力的必然性。
人所共知，以工业和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孕育了知识经济;而英国恰恰正是最早在完全意义上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
15世纪后半期，在亨利七世创建都铎王朝以后，世界正在无人意识的情况下发生着一系列带有颠覆性的变化：
变化之一：资本主义冲击波的影响。14、15世纪，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城市共和国，如热那亚、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等的工场手工业崛起，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出现，商业繁荣，其发财致富的影响强烈地冲击着整个欧洲，它自然也影响着英国。
意大利城市的资本主义冲击波传到了英国，促使都铎王朝从亨利七世开始，就采取了奖励工商业和航海业，发展对外贸易的政策。
变化之二：新航路的开辟。从1487——1522年，葡萄牙人迪亚士、达伽马，西班牙的哥伦布和麦哲伦，先后开辟了从欧洲出发的两条新航路：一条向东，由葡萄牙航海家沿着西非海岸，绕过南非好望角到达亚洲的印度;一条向西，由西班牙航海家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最后又绕南美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印度洋，最终完成了环球航行。
新航路的开辟，使欧洲的航运中心开始从地中海地区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地区，英吉利海峡成了当时最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英伦三岛很快就成了一个航运贸易中心，它在客观上刺激、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较为迅速的发展。
变化之三：英国农业的变化。中世纪的英国农业仍属粗放、落后的经济，然而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却非常适宜养羊，于是养羊业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开始由于缺乏毛纺技术，所产羊毛大多作为原料出口。以后来到英国的欧洲大陆移民带入了先进的纺织技术，英国的毛纺业就逐渐发展起来。15世纪，英国已从羊毛输出国转变为一个呢绒出口国，16世纪中期，英国出口呢绒已达十几万匹!毛纺业几乎遍及每个村庄，整个英国成了以毛纺业为支柱的经济，毛纺业成了民族工业，它的发展又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全面变革。
变化之四：圈地运动的发生。随着毛纺业的兴旺，养羊成了有利可图的行业，由此在英国引起了圈地运动。从15世纪末开始，农村中的一些土地贵族就以暴力驱赶农民，大规模地圈占村社的公地和农民的耕地，使之成为牧场。他们仅雇佣少量、工资低微的农业工人放牧羊群，使大部分农民失去生机，沦为流民。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恰恰正是这一具有英国特色的圈地运动，使英国古老的封建经济结构在无声无息中，居然向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发生着转变。
整个16世纪的圈地运动，虽然主要发生在英格兰中部的肥沃平原，所圈占土地也不是最多，仅占整体面积的20%左右，但它造成的社会影响远非这个比例所能表达。圈地运动使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分离，它为新兴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雇佣劳动力;又随着毛纺业发展和圈地运动进行，原先的土地贵族则逐渐由一个旧的封建贵族，悄悄地嬗变为新的社会阶层——新贵族，即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他们同城市里的新兴资产阶级，共同成为英国社会结构变化中极富生气的社会力量;另外，圈地运动又帮助新贵族部分地完成了早期资本的原始积累。
都铎王朝时期，特别是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英国社会的上述变化，加快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英国的城市逐渐凸现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性作用，愈来愈商业化、专门化和开放化。城市之间和城乡之间通过市场联系得以更加紧密，国内统一的市场体系逐渐形成。伦敦人口在16世纪迅速地翻了两番，由5万发展为20万，英国在经济上开始整合，这使它迅速成长为一个欧洲不容忽视的强国。在英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嬗变的这一过程中，伊丽莎白一世女皇和她的政府无疑起到了强有力的“推手”作用。
伊丽莎白一世女皇是亨利八世的次女，当同父异母的哥哥爱德华六世、姐姐玛丽一世女皇先后去世后，继承大位登上女皇宝座。她在位时间长达45年，仅次其父皇亨利八世的48年，对英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影响。
中世纪欧洲，历来有各国王族相互通婚的习俗。伊丽莎白即位时，年方25岁，其时，西班牙国王、瑞典国王、奥地利大公、法国国王、萨伏依公爵、安茹公爵等王公贵族，纷纷向她求婚。然而，伊丽莎白明白，她的婚姻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让英国卷入欧洲大陆各国之间无穷无尽的矛盾与纠葛之中。为了避免出现这一可能发生的后果，彻底摆脱可能发生的一切外来干涉或控制，她毅然以各种借口一一拒绝这些外国求婚者，选择了独身不嫁，心甘情愿地做了一名英国人民的“大众情人”。随着这一时期英国民族的最终形成，伊丽莎白同莎士比亚一起，逐渐成为英格兰民族自我意识觉醒时代的鲜明象征。
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正确地处理了当时英国的宗教矛盾。她既不支持天主教，也不倒向新教，而是明智地选择介于两者之间的“国教”。她先后颁布《至尊法案》和《三十九信条》，巩固了国王作为英国教会最高首领的地位，使国教信仰最终成为英国人区别于欧洲其他国家人们的独特标志。英国国教地位的确立，从根本上保证了英格兰民族和国家的统一与稳定。
伊丽莎白一世依靠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支持，竭力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她大力推行传统的奖励工商业和航海业的政策，授权商人组织贸易公司，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其时，西班牙的海上霸权正如日中天，为了拓展海外势力，她发展海军，不惜公然支持本国海盗对西班牙商船的骚扰与抢掠(英国西南沿岸一直存在着专干杀人越货勾当的海盗，后来形成了一批亦商亦盗的海上武装集团)。1573年8月，女皇堂而皇之接受著名海盗德雷克船长的进献，把他抢掠所获的大部分金银财宝收入囊中。1580年她又授予德雷克以“爵士”封号，并通过他的海上劫掠活动，培养出一批忠于女皇的皇家海军精英。1588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这位德雷克爵士的战斗勇气，英国舰队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伊丽莎白还改造国家和政府机构，将贵族政治转变为官僚政治，开始了近代政治方式的第一步。
总之，正是在都铎王朝的伊丽莎白时代，古代英国的封建主义才悄悄地逐渐完成向近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为近代英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开创知识经济之先机
早在1848年，马克思就看出了近代知识经济兴起——工业革命的伟大意义。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里马克思说的“阶级统治”，可理解为世界范围新兴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即资产阶级革命在具有代表性的英、美、法三国的完成。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于1688年，美国完成于1783年，法国基本上完成于1794年。因此，到1848年，取三国资产阶级统治确立的平均数为93年，故称之为“不到一百年”)
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在社会革命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具有无可估量的作用和力量。在1856年《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他就提出“蒸汽、电力和自动纺纱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的论断;随后，又在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提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明确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
历史的发展也充分证实，随着知识经济在世界范围的不断扩展与壮大，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的社会生产力得以跳跃式地飞速发展。
有统计资料表明：整个16世纪，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创造发明是26项;17世纪为106项;18世纪为156项;19世纪为546项;到20世纪前半期则达961项;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竟一下猛增到近400万项之多!几十年时间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轻易地超过了以往人类几千年创造积累之总和!
更为重要的是，此时从科学的新发现到实践应用的周期，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在19世纪与20世纪初，一项新的科学发现要转化为生产力，其间隔的周期往往需要几十年以至上百年之久。如蒸汽机的真正应用前后就化了80多年时间;电力的应用，从科学家对正负电荷的认识直到电力网的建成，则费了150年时间。在其后知识爆炸的年代里，情况就不同了，这种周期被大大地缩短。1939年奥托·哈思发现核裂变，到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中间只相隔6年;1958年汤姆和肖楼提出了关于激光的科学设想，仅仅两年之后，梅曼便制成了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不到十年激光即被广泛应用于光电子工业部门;计算机的出现总共只有30年的历史，如今竟然已发展到第四代，功能大大提高，并对几乎所有行业产生深刻的影响，已成为当今信息时代的象征，生产力如此飞跃的发展，这就是知识经济结出的硕果。
现在，人们已经清楚，工业革命——知识经济的出现，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有一个稳定的、能保证知识经济成长环境的强有力的政权;
有相当的资本积累;
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
拥有一个巨大需求的市场;
教育事业与科学技术的发展。
上列五个条件中，第一个条件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也可称之为“前提条件”，它是后四个条件的保证，缺了这一条，那就什么也没了。
以往学者大多把这第一个条件称之为“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其实，这一表述是不够准确的。因为18世纪中期，当英国发生工业革命时，欧、美许多国家也已经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如荷兰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国等。那么，为什么工业革命不首先在荷兰发生呢?要知道荷兰的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的时间要比英国早约一个世纪，为什么工业革命偏偏在英国发生呢?关键在于：英国这个资产阶级政权，是“一个稳定的、能保证知识经济成长环境的强有力的政权”，而其他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却还做不到这一点。
早从都铎王朝开始，它虽然还是一个封建专制王朝，但由于前已所述的种种因素，实质上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政权。至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政府，更是不折不扣地成了“一个稳定的、能保证知识经济成长环境的强有力的政权”。
比如，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它是工业革命——知识经济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必要条件。为实现这一目标，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不择手段地积聚财富，对内搞圈地运动(掠夺农民);对外进行残酷的殖民掠夺，直至贩卖黑人奴隶和进行毒品贸易，等等。然而，这一切都需要有国家的支持为后盾，甚至要政府甘愿冒为此发动对外的争霸战争和侵略战争的风险。
只要看看从16世纪(伊丽莎白时代)到18世纪中期的英国历史，就可清楚表明：英国政府是怎样动用国家权力，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兴的资产阶级为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的：
圈地运动发生后，都铎王朝就开始颁布“血腥法令”，迫害破产农民，先后下令绞死了72000多人!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后的约100年间，资产阶级国会又通过了3840项圈地法令，以此迫害破产农民。这些法令以各种手段惩治流浪者，有鞭笞、烙印、割耳、卖为奴隶乃至处死，最终迫使这些破产农民全成为资本的雇佣劳动者。
为了推进海外殖民掠夺，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这也是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皇的支持下完成的，女王本人还参与了该公司的股份。通过东印度公司的殖民侵蚀与暴力，最终征服了整个印度。仅在1757年到1815年间，英国就从印度掠夺的收入高达10亿英镑之巨!并成为英国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孕育知识经济的资本。
奴隶贸易也是在伊丽莎白时代就起歩了。1588年，专营奴隶贩卖的“非洲公司”建立，到18世纪初，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奴隶贩卖者。英国在奴隶贸易中获取暴利，从这儿完成原始积累的资本也最多。
为了争夺殖民霸权和拓展海外殖民地，从伊丽莎白时代起，英国就不断地挑起战争：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1652——1674年期间，发动三次英荷战争，击败荷兰，从此成为真正的海上霸主;1756——1763年，同法国进行七年战争，特别是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最终击败法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1840——1860年期间，对中国进行两次鸦片战争，把庞大的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市场和原料基地，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战争，最终都保证了英国资本主义和工业知识经济的诞生与发展。
另外，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在英国的迅猛发展，政府的大力扶植，重商主义和资产阶级追求财富的进取精神，也逐渐成为英国的一种民族精神和价值观。而这类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又反过来成为一种促进发展的强力因素，它对英国知识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只要考察一下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情况就清楚了。
工业革命是以机器的问世为标志的，可是其契机却是一项偶然的技术革新引起的。1733年，凯伊发明了飞梭(一种织布工具)，大大地加速了织布的速度，导致棉纱长期供不应求。为了解决这一矛盾，1761年，伦敦的“艺术与工业奖励协会”，专门散发了一种“特别传单”，设置高额奖金，要求能发明出一种纺纱的机器，主张把高额奖金奖励给发明这一纺纱机的人。在这一高额奖金的刺激下，到了1765年，经几年的呕心沥血，织工哈格里夫斯终于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可以同时驱动16——18只纱锭，使纺纱工效一下提高了16到18倍!
这是历史上第一台“不用人的手指帮助”即可工作的“装置”。它第一次以真正的机器面目问世，标志了工业革命的开始。这件事情不仅反映了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积极作用，更是从又一个角度体现了其时的英国政权，确实是“一个稳定的、能保证知识经济成长环境的强有力的政权”。像伦敦“艺术与工业奖励协会”这类组织所以会在英国存在，并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归根结底还是这一政权的作用。
在18世纪中期，环视世界，除了英国已具备了进行工业革命，即产生知识经济的诸多必要条件外，其他国家根本就不具备。
新航路开辟后的葡萄牙、西班牙帝国，虽然曾经称雄一时，但均是建筑在单纯武力征服基础上的殖民帝国，所积聚的财富基本上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占有，都未能很好地转变为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本，因此，这两个帝国本质上与古代中世纪的军事大帝国并无二致。
荷兰的资产阶级革命虽早，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它开拓了包括亚洲、拉美地区的庞大海外殖民地，从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中积聚了大量财富。可是限于人口、资源等种种因素，荷兰经济的发展始终局限于航海业和金融业，未能发展自己的制造工业，大量消费品依赖进口，致使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其金融业放贷的对象多为各国君主，随着战乱频仍，各王室的财政常是入不敷出，进而形成坏帐，极大地影响了荷兰整个经济的发展，最后它只能在争霸斗争中衰落。
至于美国，在1783年独立之前，还只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则迟至18世纪后半期，况且政治上长期动荡，要到19世纪后半期才真正稳定下来。
英国终于成了开启了知识经济先机的国家。以后，由于榜样的作用，才逐渐扩及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到19世纪前半期，英国的机械制造工业初步形成，实际上意味着工业革命基本完成，人类正式进入了以工业、科学知识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时代。
封建制度的变革
近代英国的崛起，归根结底，还因为它有一个较为完善的、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体制，这一体制又是通过与时俱进的变革方式完成的。与时俱进，使英国的资本主义体制能不断地得到完善;而渐进式的变革，则保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避免了剧烈的动荡不安，最大限度缩减了为完善这一体制所付出的社会成本。
早在古代中世纪，英国就存有一些制约王权的传统，这一传统对近代英国政治体制的形成具有奠基性的作用。
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其后的一个世纪里，日耳曼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进入不列颠，并逐渐形成七个小国，相互兼并混战。829年，西撒克逊王国爱格伯特一度统一，形成英格兰王国，后又陷入陷入分裂。1066年，法国的诺曼底公爵渡海入侵征服英国，建立了诺曼王朝，完成封建制度。王位经三传至亨利一世断嗣，历经了一场王位之争;1154年，王位由法国的安茹伯爵亨利二世(亨利一世外甥)入继，开创了英国历史上的“安茹王朝”，因纹章以金雀花为图案，又称金雀花王朝，英国的制约王权传统就形成于这一时期。
金雀花王朝来自法国，第一任国王亨利二世依靠城市支持，不断加强王权，这使王室与英国本土封建贵族之间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第二任国王理查一世(狮心王 ，1189～1199年在位)热中于参加十字军东征，长期在外作战(他在位10年，竟有9年零2个月的时间在国外征战)又因征敛繁多，招致贵族诸多不满;第三任国王约翰(失地王，1199～1216年在位)即位后，更因干涉教会选举、任意侵占封建主土地、干预领主法庭、滥征苛捐杂税，以及对外征战失利等政治败绩，这使他同教会、世俗封建贵族的矛盾急剧激化。
1215年6月，一些封建领主、教士、骑士，合伙搞了一个《大宪章》，采取“鸿门宴”的手段，迫使约翰王在文件上签字。整个《大宪章》63条，其主要内容是：教会的自由不受侵犯;保障领主和骑士的采邑继承权，不得征收额外继承税或其他贡金、代役税;尊重领主法庭的管辖权，国王官吏不得任意受理诉讼，不得任意逮捕、监禁自由民，等等。《大宪章》虽然是英国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争斗的产物，不过是一个维护封建贵族和教会利益的政治文献;然而，它却开创了限制封建王权的一个先例，传播了“王权有限，法律至上”的思想。约翰王签署《大宪章》后，不久反悔背约，并引发一场内战，本人在战争激烈之际死去。
1258年，第四任国王亨利三世(1216-1272在位)因干预意大利战争需要，不顾歉收和饥荒，要求贵族缴纳三分之一的收入作为军费，又一次激化了王权与封建贵族的矛盾。最后，贵族武装冲入王宫，强迫亨利三世在牛津召开了贵族大会，制定了《牛津条例》，设置由贵族控制的“十五人会议”，国王非经同意，不得征税。以后，“十五人会议”再经贵族领袖人物西蒙·孟福特的改造，规定除了贵族和主教以外，还邀请骑士(每郡二人)和市民(每城市二人)代表参加，这便有了英国历史上“议会”的雏形。
到第五任国王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统治时，为了筹划军费，于1295年再次召集议会，除世俗和宗教贵族外，每郡还有骑士代表两人、大城市则派市民代表两人参加。这次议会史称“模范国会”，此后经常召开。1297年，议会获得了批准赋税的权力，到了14世纪，又获得了颁布法律(法令和条例)的权利。从1343年起，议会分成两院：上议院叫“贵族院”，由教俗贵族组成;下议院叫众议院，由代表各郡的骑士和市民组成。
到了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年)，特别是在伊丽莎白女皇统治时代，随着新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兴起，王权不仅在政策上反映他们的要求;同时，在政治体制上也有所改革。这突出地表现在国王对议会所持的特殊态度上：由中等贵族和部分工商业者代表所组成的下议院力量加强了，贵族院的力量却削弱了。
正是在议会的支持下，亨利八世实行了宗教改革——使英国教会脱离了罗马教皇的控制。议会也遵循国王的旨意，通过一些既有利于国王、又有利于新贵族及资产阶级的法案，议会的权力有所扩大。到17世纪，这种由议会通过各种法案的权力运作方式已成为英国政治生活的惯例，成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与封建主义进行斗争、维护自身利益的法理依据。
在伊丽莎白女皇统治晚期，封建王权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之间的联盟开始出现裂痕：一是由于伊丽莎白把很多商品的专卖权赐给宠臣，对工商业的发展极为不利，于是议会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女王无奈，答应停止出售专卖权以平息议会的愤怒;二是女皇支持的国教权威，受到了势力不断壮大的清教的挑战，伊丽莎白本人对清教具有敌视情绪，对清教徒就像对待天主教徒一样进行迫害。
伊丽莎白女皇终身未嫁，1603年，死后无嗣，王位由其姑妈后人、苏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继任，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
詹姆士一世坚持君权神授理念，认为国王受命于上帝，权力无限，不容议会限制他的权力，王权同议会的矛盾不断。1611年和1614年，两届议会被先后解散。在1621年召开的议会中，国王的专卖制度和外交政策都受到尖锐的攻击，詹姆士再次下令解散议会，逮捕反对派议员。国王与议会的冲突日趋激烈。
1625年，詹姆士一世死去，其子查理一世(1625—1649年)继位，坚持封建专制统治，完全无视议会的要求。在1629-1640年长期实行无议会统治。直至1640年，查理一世为筹集对苏格兰战争的费用，才重新召开议会。这届议会仅三个星期，又遭解散(史称“短期议会”)随着矛盾的不断激化，终于引发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议会成为资产阶级新贵族同斯图亚特王朝斗争的政治中心，它拥有立法权、财政权和对行政的监督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国家代议机关。经过28年血与火的战争和复辟、反复辟的激烈斗争，1688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光荣革命”。它以不流血的政变方式，废黜了詹姆士二世的复辟王朝，拥立詹姆士二世的女儿和女婿，即玛丽和荷兰执政威廉承袭英国王位。1689年新登基的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接受国会提出的《权利法案》，英国正式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即西方通称的“民主政体”，实质上建立起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联合专政，从根本上保证了英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光荣革命”虽然确立了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然而，它还只是一个初步框架，随着历史的发展，它又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1694年议会又颁布《三年法案》，规定议会三年一届定期召开;1701年再通过《王位继承法》，对王位的继承作了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性安排，诸如不能传位给天主教徒等，对王权作进一步的限制。议会把王位继承权等重大问题掌握在自己手里，从而确立了限制王权和议会权力至上的原则。用恩格斯的话说，从此，英国的国王就成了一个叫作“统而不治”、“理朝不理政”的象征性的政治人物。
君主立宪政体在英国的确立，使国王退出了实际的政治舞台，此后，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技术就成了政治实践的需要。于是，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责任内阁制度、文官制度、司法制度等，就有序地逐步地在政治实践中应运而生，并随形势的发展，通过渐进式的变革，逐步地得到完善。
英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主要体现在议会选举制度的变革上。光荣革命后，议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但是土地贵族(托利党)操纵着议会议员的选举。一些“衰败选区”仍有议员名额。工业革命展开后，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强烈要求参与国家管理，这就导致了英国的1832年的议会改革。这次改革主要包括两项重要内容：
1、重新分配议席。取消许多已经衰败的选区，减少一些选区的议席;人口增加的郡的议席增多，新兴工业城市取得较多议席。具体规定：人口不足2000人的56个城市被取消了下院议席，人口在2000～4000人之间的32个城市只能保留一个议席。空余下来的席位给予人口增多的郡和新兴工业城市，新兴工业城市得到65个席位。
2、更改选举资格，扩大选民范围。降低选民的财产和身份要求，工业资产阶级和农村中的富裕农民得到选举权，选民人数大大增加。到1832年英国大约有16%的成年男子得到选举权。
这次议会改革以和平的方式削弱了贵族保守势力。工业资产阶级得以更多地分享政权。但是广大工人、雇农和妇女仍被排斥于政治之外。工业资产阶级首次进入议会。这是英国向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迈出的重要一步。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英国工人阶级力量不断壮大，他们强烈要求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1836——1848年期间，英国工人发起了三次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参与斗争人数高达百万计，他们以和平请愿的方式展开了要求普选权的斗争。这一运动最后虽被英国政府镇压，但也迫使英国政府后来出台了1867年的选举改革法案。
1867年的改革对议席分配再次作了调整，增加了大工业城市和郡的议席;还降低选民的财产资格，这次改革使小资产阶级和上层工人都获得选举权，但是下层工人和全部农业工人仍未获得选举权。
1884年12月英国继续改革选举法案，议会通过《人民代表制法》，使部分农业工人也获得了选举权。这样，城市和农村地区的选举资格基本统一起来，英国的选民总数又增加1倍，达到450万人。不过，依靠父母生活没有单独成家立业的男子，以及家庭佣人和全部妇女仍被排斥在选举大门之外。直到1918年的改革法案，才授予年满30岁的妇女以选举权。最后，在1928年的改革法案中，又将妇女选举权的年龄限制降低为21岁。成年公民普选权终于得以实现。
英国这种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渐进式的政治体制变革，在很大程度上调节了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它使英国内部的政治斗争能保持在一个有序的状态之中，为英国社会获得政治稳定提供了制度保障;它最终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为大英帝国的崛起与繁荣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近代西方的“兴”与“衰”》连载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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