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相声这门民间曲艺形式，同评书一样，起源于明清市民阶层形成和成熟的阶段。因为市民阶层有时间，也有一定的闲钱来做这方面的消费。而市民相对于大字不识的农民，见识多一些，文化程度高一些，但也高得有限。这就导致了相声体现的文化内涵不高，因为它主要迎合的是小市民阶层的趣味。
而我们认为，文化层次不一样的人，他的志趣、趣味也不同，说得通俗一点儿，他的笑点儿也不一样。比如：每年春节我老家的村里都请外面的演出队来给乡亲们表演节目，我发现有的节目大家不笑，而有的节目比如一个演员骗另一个演员叫个“爹”，大家反而笑得前仰后合。您觉得这好笑吗?可有人觉得非常好笑。这就是文化程度不一样所导致的结果。
可以说，在新世纪以来郭德纲的相声事实上挽救了相声这门曲艺。他让相声重新走进了百姓的生活。但是，他的相声也受到了很多的批评。比如低俗、没文化，总是拿于谦的老婆和父亲开涮。对此，郭德纲打心里是不接受的。他总是强调，大家忙了一天了，下了班来到剧院听相声就图个哈哈一乐，别弄那种刻板的、说教式的相声作品。
他的反驳貌似有道理，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他的相声会有这样的批评?因为随着教育的普及，甚至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家的志趣也在改变和提高，于谦的老婆和父亲那些事儿，有时候非但不能让大家发笑，甚至有可能让大家反感。但是，长期以来相声界郭德纲一枝独大，人家就是不改变别人也没有办法。人家就是认为相声没文化是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直到苗阜和王声的出现。
本人第一次在屏幕上看到他们二位表演的相声，应该是一次喜剧幽默大赛上表演的《满腹经纶》。表演完毕，惊得刘伟几位评委一口一个“老师”叫着，本人也非常惊吓。因为之前从来没有哪位相声演员可以让人感受到他看过这么多书!原来相声也可以这么有文化!后来的《学富五车》等等更是不断地给人带来惊喜!这不，这几天新闻报道说西北大学成立了苗阜曲艺创作与研究中心，苗阜受聘成了西北大学的兼职教授。相声演员当教授，应该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吧!
一来二去，郭德纲很明显感受到压力了。于是他拍摄了一部电影《祖宗十九代》来彰显自己也是读书的、也是有文化的。因为这部电影里很明显做了一些考据，比如在万历多少年，曾经发生过一次地震等等……但是，他们的这些表现，不知为什么让本人想起诸葛亮的一句话：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换句话说，我并不认为读书多就是有文化、也不认为他们的这些作品能够表现出他们有文化!
那么，相声应当体现出文化，可怎样才算的上是有文化呢?本人认为，相声的功用主要在于讽刺，讽刺某一类人、某一种社会丑恶现象，在讽刺的过程中让观众哈哈大笑，这才叫有文化!说到这里本人不得不提及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大师侯宝林先生。侯宝林先生出生于旧社会，所以他的一些讽刺旧社会的作品成为了传世之作，比如《关公战秦琼》、《改行》等等……他的这些作品低俗吗?拿捧哏演员的老婆和父亲开涮了吗?
当然，随着旧社会的逐渐远去，相声不一定非要讽刺旧社会才算好作品。上世纪80年代，牛群、冯巩讽刺公款吃喝的《巧立名目》;姜昆、唐杰忠的《楼道曲》讽刺了某些城市居民没有公德任意占用公用楼道的不良现象、《着急》其实是自我嘲讽了普通市民焦虑的人生历程，《电梯奇遇》讽刺了机关单位推诿扯皮的工作作风……奇志大兵讽刺基层丧葬乱象的《喜丧》、讽刺医疗乱象的《治感冒》等等不都是非常好的作品吗?创作这些作品需要看很多很多的书吗?需要在某本非常不知名的野史中找一两个事件来显示自己有文化吗?莫非，刻下的官场和社会找不到可以讽刺的人和事儿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苗阜和王声的春晚相声作品《这不是我的》不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吗?为什么不继续深入呢?因此本人认为，当教授、拍显示自己看过书、有文化的电影，都不是相声界应当努力的方向，千万可别走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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