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戊戌政变”与大清王朝的存亡
——由“暴力政治”引发的偶感
人说：大清王朝亡于1911年10月的辛亥革命。在笔者看来，其实是始亡于1898年9月的“戊戌政变”。
谁也不能否认：如果没有那拉氏发动的那场流血政变，光绪的戊戌变法就会成功;如果变法成功，那就不会再有那场辛亥革命;没有那场辛亥革命，就不可能会有大清王朝的覆亡。
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事物因果关系的演变过程。
正是因为有了“戊戌政变”这场“暴力政治”，彻底断送了人们对清政府的幻想，最终连原先极端保守的立宪派也倒向了革命，这才有了辛亥革命。此谓：人心向背决定国运，民心不可违!可是愚蠢的统治者根本就不信，他们只迷信自己手中的“权力”——暴力。
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给大清王朝带来了严重的统治危机。
《南京条约》的直接恶果是：清政府向百姓转嫁巨额赔款。尽管这无碍上层“高端人口”的穷奢极欲;但却使广大农民——“低端人口”民不聊生。有民谣云：“租种二亩田，要交十道捐。衣衫不蔽体，烟囱不冒烟”。
百姓活不下去了!只能死中求生。原先最怕事、最怕死的民众，一个个成了“民不畏死”的“亡命之徒”!结果就是“官逼民反”——全国各地连续不断地发生“群体事件”。不到十年，大清国爆发了百余次的农民抗争。
可叹的是，“肉食者鄙”(短视)。以咸丰帝为首的满洲贵族利益集团，全无远虑，视手中的权力为“天命”;一味迷信暴力，视民众为草芥，只知进行高压统治。面对百姓的不满与抗争，唯派官兵四处镇压。无奈“暴力政治”充其量只是扬汤止沸;不仅不能釜底抽薪，反而在不断地叠积矛盾、激化矛盾。到了1851年1月，终于酿成了大规模的太平天国运动，形成了反清革命斗争的高潮。要不是洪秀全、杨秀清领导集团的“内讧”与曾国藩、李鸿章辈的“洋枪洋炮”，得以苟延残喘，大清早就完了!
鸦片战争失败后，其实，以林则徐、魏源、龚自珍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已洞悉清王朝这艘航船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列强入侵，看似危局在外;实则症结在内。
睁眼看世界，林、魏之辈感受到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意识到自己国家的腐败、落后，必须变革。他们先后写下了《四洲志》和《海国图志》，响亮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龚自珍更是狂呼“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结果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为了维持满洲贵族官僚集团的“一己之私”，上层统治者死不改悔，一切照旧不变。林则徐被“充了军”;龚自珍成了落魄文人;魏源的《海国图志》，却激励了日本国的明治维新——从此，这个蕞尔岛国就此成了中华民族的灾星。
辛亥革命是由孙中山先生发动的。孙原本就是大清王朝的“子民”，身后也拖着一条长辫子。他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的一贫困农民家庭，靠着哥哥孙眉(早年外出去夏威夷垦荒创业)的资助，得以有条件接受近代教育。他是怎样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的呢?有两件事情影响极大，促使他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了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
第一件，是中法战争的失败。据孙自述：
“余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1885年)，始决倾覆清廷。”(孙中山：《革命原起》，见神州国光社出版《辛亥革命》第一卷)
为什么呀?因为年轻的孙中山(时年19岁、正在香港中央书院读高中)，通过这一历史事件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本质。
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是法国侵略者一手挑起的对华侵略战争，分海战、陆战两个战场。1883年战争从越南(原为大清“藩属”，时已遭法国侵略)北部打响;1884年海战，福建海军覆没，中国败绩;1885年陆战，中国老将冯子材取得镇南关大捷，大败法军。——这仗陆战，在整个中法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作用，导致法国内阁倒台。可是清政府在“乘胜即收”失败主义逻辑主导下，却与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中法战争成了一场不败而败的战争。
作为一名爱国者，孙中山正是痛恨清政府这种腐败无能、丧权辱国，才萌生了“倾覆清廷”之志。不过这时的“倾覆”，还只是他想“改变”的代名词。对要通过什么样手段、具体怎样“改变”?还没有明确主张。
第二件，“上书李鸿章”失败。
孙中山虽然在1885年就有了“倾覆清廷”的思想，但毕竟还是个中学生。1866年从中央书院毕业后，先后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华南医学堂与香港西医书院学医，直至1892年毕业执业从医。这段时间，尽管孙中山具有强烈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主张改变满洲贵族统治;但行动上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这集中表现在他“上书李鸿章”一事，说明他对上层统治者仍存有幻想。
早在1890年，孙就给同乡前辈洋务派官僚郑藻如(李鸿章幕僚)上过书，表达他对现实的变革主张，力图影响上层统治者的政策走向。然而，毫无效果。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前，国家形势不断恶化，孙中山忧愤于心。这年1月，他回香山老家“闭关”月余，写了一封《上李鸿章书》，“陈兴国救民大计”，以展其“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整体变革主张。
同年6月，孙中山与挚友陆皓东一起，费时数月、几经周折(先到上海找了香山籍的一位老乡郑观应;再结识郑的挚友王韬;最后经王韬介绍去天津，再通过李鸿章的一名手下)，好不容易完成向李鸿章投书。没想到满腔热忱却遭当头一盆冷水，上书遭拒，连“李中堂”的面也没见到。此一事件给孙以极大刺激，让他感受到万般无奈与沮丧;但却使他打破了幻想，坚定了反清革命意志，促使他抛弃改良，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正是在这年秋天，他只身从上海去了檀香山，在那里筹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同年底，孙中山返回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并发动了第一次反清武装斗争——1895年的广州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纵观孙中山的革命经历，自1895年10月发动广州起义(又称“乙未广州之役”)，到组织1911年4月的广州起义(又称“辛亥广州之役”、“黄花冈起义”)，前后历时16年，他与战友们发动过十次武装起义，可是都失败了!唯独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虽不是孙中山他们所发动，却偏又成功了。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道理也简单，就是一个“人心向背”问题。因为多数国人的觉醒，需要有一个过程。十次起义虽然失败，但革命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在不断地促进人们的觉醒。
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时，当时多数国人尚处于不觉悟状态。孙在回忆当年被通缉时的遭遇：“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咀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1900年)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革命原起》)这充分说明，民心在“变”。
由于满洲贵族利益集团的顽固立场，清政府始终执行“宁赠友邦，勿亡家奴”的卖国政策。到武昌起义前夕，民心早已大变。先是1910年山东莱阳人民发生抗捐税暴动;再就是长沙民众的抢米风潮;1911年4月，革命党人又在广州发动黄花岗起义;随后5月，清政府以“铁路国有”为名，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出卖“川汉”、“粤汉”铁路路权，引发了全国规模的“保路运动”。一句话，无论是从普通民众，还是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其时均对清政府极度不满。
面对一派众叛亲离的形势，清政府仍一味迷信暴力政治。为了“维稳”，除了暴力镇压，还是暴力镇压。立宪派发动“保路运动”的和平请愿活动，亦未能使清政府改弦更张;相反，却遭到了残酷的镇压。这年9月，四川总督赵尔丰悍然下令镇压保路运动，在成都枪杀请愿群众数十人，制造大血案，逮捕保路同志会负责人，直至引发全川的武装暴动(革命党人吴玉章等在荣县发动武装起义)。
为了进一步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清政府决定调动武昌的新军入川。而这又引发湖广总督在新军中搜捕革命党人，并于1911年10月10日，最终导致武昌新军革命党人起义。武昌起义举旗，各省纷纷响应。就这样短短几个月，260多年的清王朝统治顷刻土崩瓦解。
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被压迫人们的反抗斗争。翻开古今中外历史，几乎没有一次被压迫阶级的反抗，不是由统治阶级挑起的。这也就是说，“反动阶级总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列宁全集》第31卷第310页)。
历史已经一再显示：“民心丧失”，加上暴力政治，是一切反动统治覆亡的必然规律。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大清王朝的覆亡，实始于1898年的“戊戌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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