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先生在他的《虚构的犹太民族》一文中，向我们介绍了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犹太人施罗默·桑德的《虚构的犹太民族》一书。
何新先生介绍，桑德的父母都是波兰犹太人，但他们当年都放弃了犹太教，信仰共产主义，这对桑德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桑德长大以后，逐渐形成了对以色列的官方意识形态——也就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敌对立场。
桑德在大学任教后，更是对那些没有以色列国籍的巴勒斯坦学生产生了同情，故而在长达三十多年的研究和思考后，写了这样一本书，来驳斥以色列官方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
根据何新先生的叙述，桑德的主要论述就是：
(一)
19世纪后半叶，有一些欧洲的犹太知识精英认为，犹太人必须结束没有土地、没有国家的日子，否则早晚要灭亡。
他们发起了一个运动，叫做“犹太复国主义”。
其目的，就是动员全世界的犹太人，一起找一块地方，建立一个国家。
而他们就利用了《旧约圣经》里的一些描述。
根据《旧约圣经》里的描述，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就是两三千多年前，犹太民族兴起、居住，并且建立过自己的国家、创造过辉煌历史的地方。
在《旧约圣经》里，这块地的名字叫“犹地亚”。
如果《旧约圣经》里所说的事情都是真的，那么，犹太人要去这块地方，就可以打出“回归祖先土地”的旗号。
这看起来名正言顺，还能够大大唤起犹太人的热情。
但是，桑德认为，写历史的，只能是后人，所以，所谓的“历史”，其实多少都有讲故事的性质，而讲故事，就不可避免地要带上一些虚构。
民族，就是由对其祖先的共同谬见，和对其邻人的共同厌恶所联结在一起的一群人。
犹太民族不存在，但犹太教是存在的，任何人只要信了这种宗教，他就成了犹太人。
在两三千年前，宗教的力量是最强大的。
犹太教的神职人员，他们比较有文化，有头脑，语言能力强。
他们在民众中传播和发展一种“我们”的观念，告诉所有人说，我们是一个共同体。
(二)
桑德认为，公元70年，确实发生过罗马人镇压犹太人的战争。
但是，古代犹太人被从祖先的土地上“流放”出去，这却是一个人为制造的“神话”。
巴勒斯坦人的口语中，保存着大量《圣经》术语，他们的山村、山脉、溪流、泉水、山谷、丘陵的地名都是来自《圣经》的。
这证明了，他们和古代犹太人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
如果说巴勒斯坦地区是“犹太人祖先的土地”的话，那么，巴勒斯坦人，才是这些犹太人祖先合理合法的后代。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
公元638年到公元643年间，伊斯兰军队占领了巴勒斯坦。
由于犹太人在伊斯兰的势力下，得到了比过去更加宽容的对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就大规模地改信了伊斯兰教。
(三)
桑德认为，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放弃了犹太教，改信了伊斯兰教。
而住在别处的人，也可以皈依犹太教，成为犹太人。
在今天，犹太教是不传教的，它一般不欢迎外来的皈依者。
但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后2世纪这四百年里，犹太教是在积极向外扩张的。
而传教的过程，则带有古代社会的野蛮色彩，是有着强迫意味的。
如果被传教者不服从，他可能会面临被驱逐的危险。
因此，巴勒斯坦地区以外的犹太人的存在，是传教的结果，而不是流亡的结果。
在公元70年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巴勒斯坦这片地区之外，曾经存在大量的犹太人团体，有的还形成了国家，他们是那些地方的人皈依犹太教而形成的。
这股犹太教传教的潮流，一直延续到公元4世纪早期才停止。
而那些“回归故土”的犹太人，就是这种犹太教传播的结果。
(四)
桑德说，在公元8世纪，中亚地区有一个卡扎尔王国，它接受犹太教为其官方宗教，因此，造就了一批卡扎尔犹太人群体。
这个王国存在于公元8—12世纪之间，位置在里海和黑海之间。
当卡扎尔王国消失后，卡扎尔犹太人，就流落到了附近的东欧，又在那里聚集了起来。
这个东欧的犹太人群落，差一点就成为民族了，他们已经形成了阶级，有了社会分工，政治架构也出现了雏形。
他们拥有日常的文化生活。
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有自己共同的语言——意地绪语。
这是成为一个民族最关键的标志，因为，只有语言统一，一群人才就能够通过无障碍交流，来让自己真正形成一个共同体。
不过，因为希特勒纳粹的兴起，这个成为民族的进程被打断了。
希特勒迫害犹太人，将东欧说意地绪语的犹太人赶尽杀绝。
但是，就算没有希特勒，东欧犹太人形成了一个民族，它仍然跟两千年前从圣经故土繁衍出来的那一批犹太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至此，桑德就“解释”清楚了，是谁虚构了“犹太民族”的神话，为什么要虚构，以及这种虚构取得了怎样的结果。
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把一个虚构的故事，变成了历史事实，在全世界宣扬了一个古老民族“回归故土”的信念，而实际上，这个民族完全就是子虚乌有的。在他们所说的犹太民族的源头，实际存在的只是一些信仰犹太教的人，他们曾经放弃信仰，曾经改变信仰，而其他地方的人则加入过犹太教，成为犹太人。也就是说，犹太人是一个范围在不停变动的群体。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执着地流浪了两千年而恪守信仰、不改初心，最终回到祖先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的犹太民族。
桑德坦言：他自己就是以色列人，他无意挑战以色列政府，煽动大众去仇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他写这本书的主要动力，是心中的不平。他亲眼目睹了他那些巴勒斯坦学生的困境，感受到他们无所依归的痛苦。这个国家不承认他们是和犹太人平等的公民，而他们带着巴勒斯坦人的身份，又很难移居到其他国家。他们在犹太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因为自己的身份而自卑，但又很难找到摆脱自卑的途径。
桑德说，为什么犹太人可以自在地住在美国，巴勒斯坦人却不能自然地呆在以色列呢?倘若说犹太人在缺席了两千年后，依然拥有收回对祖先土地的权利，那么，巴勒斯坦人在这里也已生息了一千二百年，难道我们就该什么都不给他们留下吗?
桑德说，我不认为书籍能够改变世界，但当世界开始改变之时，它会寻求与众不同的书籍。我可能天真幼稚，但我希望眼前这本书会成为那类书籍中的一本。
何新先生认为，这是一本批判性民族史，它拆解了犹太人的整套民族记忆架构，极具胆量地批判了广为传布的主导性叙事和史学话语，运用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澄清了古老的神话。无论是了解以色列的过去、中东的现状，还是解决争端、构想未来，本书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何新先生认为，虽然驳斥谎言，揭露神话，不过，桑德并不是一个激进的学者。他并没有愤怒地表示，犹太人应该退出这片土地，退出耶路撒冷，解散国家。他说，以色列最该做的，是放弃它所一直牢牢把持的“犹太性”，从而让巴勒斯坦人也对以色列产生认同。
对于桑德，由于他从小受到他“信仰共产主义的父母之影响”，长大以后，“逐渐形成了对以色列的官方意识形态，也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敌对立场”，又是处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尖锐对立的现场，亲眼目睹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残酷斗争，所以，我们对他的思想，是可以表示理解的。
但是，笔者不能理解的是，远在千里之外，处于中国的和平环境中的何新先生，为何会极力推崇桑德和他的这本书，还说桑德“并不是一个激进的学者”，说桑德“并没有愤怒地表示，犹太人应该退出这片土地，退出耶路撒冷，解散国家”，而只是说，“以色列最该做的，是放弃它所一直牢牢把持的‘犹太性’，从而让巴勒斯坦人也对以色列产生认同”。
在何新先生看来，桑德的这本书，是“一本批判性民族史，它拆解了犹太人的整套民族记忆架构，极具胆量地批判了广为传布的主导性叙事和史学话语，运用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澄清了古老的神话。无论是了解以色列的过去、中东的现状，还是解决争端、构想未来，本书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可是，在笔者看来，桑德是太激进了，他的思想和做法，是情有可原，却毫无益处。
首先，在对待宗教的立场上，桑德就怀有预设立场的极端偏见。
他在谈论犹太教时，说的是“传教的过程，则带有古代社会的野蛮色彩，是有着强迫意味的;如果被传教者不服从，他可能会面临被驱逐的危险。”{
而在谈论伊斯兰教时，他说的却是“犹太人在伊斯兰的势力下，得到了比过去更加宽容的对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就大规模地改信了伊斯兰教。”
我们不知道现在“不传教，一般不欢迎外来的皈依者”的犹太教，“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后2世纪的那四百年里，积极向外扩张的过程中”，是不是“带有古代社会的野蛮色彩，是有着强迫意味的”;但是，桑德所说的“犹太人在伊斯兰的势力下，得到了比过去更加宽容的对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就大规模地改信了伊斯兰教”，这个说法，好像与我们现在对于伊斯兰教的观感，是不大符合的。
伊斯兰教什么时候，对其它不同的宗教宽容过?
那她们内部不同派别的敌对，又是怎么回事呢?
要化解矛盾，特别是化解宗教矛盾，这么偏颇的立场，恐怕是于事无补啊。
其次，桑德对于民族的理解，就是“由对其祖先的共同谬见，和对其邻人的共同厌恶所联结在一起的一群人”。
这是对于民族的正确理解吗?
这是一种好好说话的方式吗?
这不是招人骂，惹人仇吗?
而且，即便桑德不认可民族是以共同的文化为纽带，而要严格地限定，民族是以血缘的统一为标志的，他认为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的观点，也是有欠商榷的。
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是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的。
也就是说，犹太人的社会，本质上还是一个母系社会。
单单凭他们这样一种独特的社会形式，你说他们不是一个血缘性的民族?
你是怎么论证的呢?
就凭你说的“犹太教的神职人员，比较有文化，有头脑，语言能力强，他们在民众中传播和发展一种‘我们’的观念，告诉所有人说，我们是一个共同体”?
就凭你说的“古代犹太人被从祖先的土地上‘流放’出去，是一个人为制造的‘神话’”?
就凭你说的“巴勒斯坦人，才是这些犹太人祖先合理合法的后代”?
就凭你说的“在巴勒斯坦这片地区之外，曾经存在大量的犹太人团体，有的还形成了国家，他们是那些地方的人皈依犹太教而形成的”?
就凭你说的“在公元8世纪，中亚地区有一个卡扎尔王国，它接受犹太教为其官方宗教，因此，造就了一批卡扎尔犹太人群体?”
你的所有说法，都不能解释，为什么几千年来，犹太人没有被他们所在的社会同化，形成父系社会，而是至今仍然保持着他们独特的母系社会形式。
说他们不是一个血缘性的民族，你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当然，证不证明犹太人是不是一个血缘性的民族，这无关紧要。
需不需要捋清犹太人的历史，这也无关紧要。
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反对以色列当局的“犹太复国主义”，如何平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纷争，让他们在同一片土地上，好好地和平共处，好好地生活下去。
在以色列的阵营内部，能够出现反对以色列当局的人，这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桑德，还可以做得更好。
不要挑战双方的民族感情，不要挑战双方的宗教信仰，有话，好好说。
“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就是利用了犹太人的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才驾驭了犹太民族。
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者们，也是利用了伊斯兰教的宗教感情和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感情，才驾驭了巴勒斯坦民族。
要想实现和解与和平，必须要让双方的人民觉醒，必须要让双方的人民，摆脱他们各自阵营中的极端主义者的精神控制。
这很艰难，这很不容易成功。
但是，伤害双方的民族感情，伤害双方的宗教信仰，这是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这是把双方的鸿沟越拉越大。
桑德处在一个极端的世界，他的情绪有些极端，这情有可原。
然而，何新先生身处和平的中国，不能够觉察到桑德的偏颇，却为桑德叫好，笔者，就有些疑惑了。
其实，就在前几天，笔者就针对何新先生的另一篇文章《马克思论犹太人和共济会》，也写过一篇文章，就是《犹太教 犹太人 与共济会——与何新先生商榷》。
更早，笔者还针对 鲍盛刚先生的《资本主义会自行消亡吗?》一文，也写过一篇《也谈“资本主义会自行消亡吗”?》一文。
在笔者看来，何新先生偏左，而鲍盛刚先生偏右。
所以，笔者就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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