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您好：
最近的您名气越来越大了，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红人，使得我有幸对您有所了解。我跟您的年龄相仿，成长的经历虽不完全相同，但也是体制内的人。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故对您的大名也早有耳闻。由于您的日记的缘故，引起了网上的声讨，目前还在持续当中，但是一些问题基本上讨论清楚了。因此，这些天我也做了些思考，今天是抽空上网把它写出来，就几个问题不揣冒昧地与您交流，算是同龄人之间的一次谈心。
第一，如何认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大，视乎离题较远，其实不然。有一种说法叫“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同理，文学就应该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当今时代最主要的特征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是习总书记说的，我们正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理解，支撑这个变局的主角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变局的演变过程将是深刻的、全面的、波澜壮阔和激动人心的，它必将改变整个世界的发展模式和利益格局，而推动这个变局的实现，将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应该感到幸运。我以为，正像一个政治家、哲学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思想家一样，作为一个作家也应该首先是一个思想家，用其深邃的目光和敏锐的思维，发现滚滚大潮中涌现出的真善美， 从而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国家和人民的优秀作品。但是，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远离火热的社会生活，做一个与时代潮流相背的“孤独的逆行者”，把自己封闭起来，躲进小楼别墅，发思古之幽情、吟伤今之离恨，从而博得一些浅薄的共鸣;再者捡拾一些道听途说的碎片见闻，迎合个别人的猎奇心理;还有就是背向祖国、眼睛向外，希望看到外国机构的重视，以得到外国的欣赏肯定和获得奖项为荣耀。所有这些而产生的所谓“作品”，都不可能得到国家和人民的认同，因此也注定是没有生命力和任何出路的。我希望上述所列这些都不应是您所追求的。正像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说的，“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我觉得习总书记的这番话既是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也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奋斗的方向，也赋予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新时代的新任务和新使命。希望方方女士能抽出时间再反复学习、深刻领会总书记的这个讲话精神。
第二，如何认识作家的职责使命。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就是说，我是谁?为了谁?这是每一个作家都不能回避而必须回答的问题。 我不赞同血统论，一个人的立场如何是后天形成的，也是可变的。我们都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共和国成立以来发生的磨难，我们几乎都经历了;共和国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也都见证并正在享受着。在我们还是孩童的时候，不论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孩子们之间的成长环境也几乎是一样的。八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大家的情况也没有很大差别。也就是说，直到20多岁世界观形成，我们这代人就像是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砖，彼此差别不大。回顾我们的职业生涯，总的看是做到了为国效力、为民服务。但是，我们的效力方式和服务方式有不同，您是生产精神产品的，是塑造灵魂的。所以，您对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俗话说，作品无国界，但作家有立场、有祖国。世界上没有无条件的能被所有人都接受的所谓好作品，评价的标准都必然要打上国家、民族和个人思想意识的烙印。想想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跌宕起伏的人生例子，相信你就会更明白了。不论当时社会对作家本人发生了什么，作家本人都不该做出有损国格、人格的事情，这是为人做事最起码的底线。您的“日记”，我大概是一月末，二月初在网上偶然看到的，当时是带着了解武汉疫情的心态，把它作为消息类的东西来看的。当时看的并不多，感觉跟看网上流传的小视频一样。到了三月份的时候，又断续的看了几篇，当时凭我的直觉感到您写的东西可能会产生不好的导向，尤其是发在网上，说明当时写的初衷就是为了给人看的。那么人们看了会产生什么印象呢?这些印象的东西扩大了、强烈了，对抗疫是有利呢?还是有害呢?特别是传到国外后，由于你的一念之差，给国家造成的伤害到现在都还很难准确评估，后续的结果如何，目前您可能还有所做为，待到您无能为力的时候，恐怕就悔之晚矣了，请您三思。有人说作家有什么什么样的良心，您是什么什么的良心等，请问，给国家造成如此大的负面影响，您的良心又何在呢?这是您希望和追求的结果吗?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这粒“尘埃”一旦爆发出来，是注定要落在您的头上的，那绝对是座山，是您不能承受之重。这样的结局如果发生，就您个人来说，归根到底是因为迷失了自我，没有解决好你是谁、为了谁的这个身为作家的基本问题。
第三，如何认识这次疫情的性质和评价我们的抗疫工作。对于这次疫情的性质，您在日记中确定为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这一结论是方方日记在网上被广泛诟病的观点之一。我本人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结论。我认为这一结论下的不专业、不正确、不讲理。对于像疫情性质这类专业性极强的问题，普通的老百姓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世卫组织说这次疫情的出现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很专业的概括。请问方方女士，您说此次疫情是人祸，你的专业依据是什么呢?除了道听途说地收集了一些零碎的信息外，没有任何专家或权威部门、权威人士的意见，这样轻率而毫无责任感的结论能是正确的吗?你身在疫情的“震中”，全程看到了武汉抗疫的过程，各级政府和全国人民做出了多大的努力和牺牲您不会不知道，但在您的日记里能看到的都是些什么呢?是：“惨、惨、惨”，“瞒、瞒、瞒”，“疫情没有胜利，只有结束”等等。目前，您的日记已在全世界流传，对这样世所罕见而艰苦卓绝且成效辉煌的抗疫斗争，您在日记里竟全然视而不见，其中产生的令人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一概被你掩埋。您如此的描绘我们的抗疫壮举，请问武汉人民能答应吗?那些夜以继日忘我奋战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人们能答应吗?有人吹捧您说，您是什么什么良心作家，但是在您的日记里，从头到尾逐渐显露和让人看到的四个字，叫做“居心不良”!
第四，如何认识方方日记事件的性质和评估其影响。近一段时间以来，围绕“方方日记”，网上舆情汹涌澎湃，已经构成了一个重大舆情事件，且该事件还在持续发酵之中，我从中领悟到一些问题，说给方方女士，供思考。
这一事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其性质有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四月八日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我跟大多数读者一样，开始看的时候也没觉得怎样，就是当个消息看看武汉的情况，随着抗疫工作的进展和阅读的增加，越来越感觉该日记写的导向有点问题。但尽管这样，也没往太深处想，甚至日记在境外出版的消息出来后的一小段时间里，我也没觉得有啥不妥。因为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人以在国外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为荣、为傲，所以也就见怪不怪了。但是随着批评的声音逐渐增多，力度增大，尤其是境外出版社公布了书的标题和出版说明，才使我恍然大悟。为了警示的需要，我摘录其中的一段话，“《武汉日记---从源头震中发出的信号，威权国家的精进生活》，《武汉日记》是独一无二的令人颤抖的证据，也是一份关于中国新冠病毒和全球危机根源令人震惊的记录，那些人死在人满为患的候诊室里还来不及验证身份就被烧掉了。《武汉日记》是一个独特的证据，证明了这场在短时间内蔓延到世界各地的灾难的起源，控诉了一个毫无信誉去恐吓和掩盖真相的体制以及一个普通人对一个看似无所不能的政党的坚决抵抗。《武汉日记》说明了社会不公、腐败、滥用职权系统性政治问题阻碍了对传染病的反应。《武汉日记》融合了怪诞与反乌托邦、深刻与平凡，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非凡记录，也是对一个威权国家中精进生活的独特审视。”看了这些话，我惊呆了!这些话对方方日记提炼概括地太精准、太到位了。此消息发出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到目前还没有看到您对这些观点的任何疑惑、反对或惶恐的反应，而只是有一点轻描淡写并毫无说服力的解释。由此我开始形成这样的认识(尽管我极不愿意揣测您写作的不良动机，但是日记就在那里!)：这些话恰好点到了要害，这些都是方方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这也是为什么方方的日记能被“光速”出版的原因。看来我此前对这件事的善良想法是小看了方方女士，有点“图样图神破”了。那么沿着这样的认识想下去，下面就简单了。怎么看方方日记这件事的性质呢?有人说，方方在吃武汉人的“人血馒头”，也有人说她在给敌对势力递刀子。我认为说的都有道理，我不反对，但是我觉得目前就下这样的结论还有点早，这里关键还要看方方女士的作为，现在还处在窗口期。解铃还需系铃人，球在您的手里，您的命运您自己把握。说点极端的话，如果一直像目前这样任由事态发展，最后书印出来了，大量的发行了，国际形势更加严峻了，那么您的这种行为毫无疑问就是一种卖国和叛国行为，勿谓言之不预!
性质问题搞清楚了，就下来谈影响就简单了。方方日记在网上发出来后，到四月八日前，有人浏览，但反响不大。如果没有境外出版一事，很可能就像您的其他作品一样销声匿迹而鲜有人提及。即使是像以往的文学作品一样正常的拿到境外出版也不会有多大的反响。这件事的背景是此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群架似的纠集起来就病毒的源头问题甩锅嫁祸与我，并提出向我索赔，企图重演重演一场“庚子赔款”的闹剧，最终目的是想搞垮我国，中断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从而掀起了一股空前的反华恶浪。此时您把这些日记“投名”于西方出版，这一行为无异于向敌对势力“递刀”，助纣为虐。对方当然如获至宝，大肆宣传，“光速”出版。至此，如果您立即表明态度和立场，不同意更改书名，反对其出版说明，也不会有紧随其后的网上声讨一片。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你也没有一个明确而正确的态度。看来对于这样的事态影响，您是抱着一种放任或希望的态度了，那么，这件事的性质又升级了，你这叫主观故意!话说到这个份上，就没啥再好说的了，您多保重吧，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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