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石家庄等地爆发疫情，一个潜在的危险传播因素——地下教会，被凸现了出来。应该承认，虽然当代中国是一个以无神论为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地下教会为代表的非法宗教活动自有其生态位。几十年来它们高速发展，已经到了跨州连郡，信徒以千万计，乃至在不少地方足以和基层组织抗礼的程度。今天，就来谈谈这个长期无法解决，又确实无法视而不见的问题。
著名的皮尤研究中心认为目前中国可能有近七千万基督徒，官方承认的数据大致为近四千万。无论取信哪一种，这都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并且还在持续增长中。这种现实在一个无神论并以世俗主义自豪的国家并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相比于这些年来层出不穷，以财色为目标的各类邪教组织和某些具有高度破坏性的极端宗教派别，地下教会的存在被不少人视为是相对温和无害的，在不知不觉间发展到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程度。
地下教会的危害
但地下教会是不是真的温和无害呢?当然不是，疫情防控就表明，这种难以掌控的地下集体活动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危险性。刚刚结束的扶贫工作中，就有一些地方的贫困户把扶贫归恩于上帝，甚至心甘情愿把扶贫得来的款项来支持教会工作。在一些地方，地下教会征收十一税，教徒对国家补贴的医保社保要反复动员才肯交，十一税却按时足量，甚至经常超额贡献，乃至有不少基层党员也参加了地下教会的活动，不免让人唏嘘。实际上，在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到底是谁掌握群众，群众跟谁走，谁说话算数的问题。
地下教会的渗透和其庞大信众的存在绝非是怀璧其罪，而是一种现实的威胁。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始终和中国文化存在隔阂，并和西方保持着密切联系。历史上，基督教势力就是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急先锋。我曾经游览福建的三都澳，这是一处可以容纳十万吨巨舰的天然良港。在中国海军在这里建立军事基地的一百年年前，葡萄牙人的修道院就已经建立在这里，居高临下俯视全湾，俨然碉楼，坚固异常。
当年的苏东剧变，苏联解体，西方的宗教势力是出了大力气的，波兰出身的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威力更胜过十个装甲师。近些年来，国内也不断爆出韩国人主导的地下教会对我国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的事情。
应该说，信仰基督教各派别的广大群众，除了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总体上还是能分清是非，热爱国家的。但其上层人物是可疑的，并已经网罗了不少对其惟命是从的骨干，而地下教会作为一个整体确实是一个重大隐患。要想对这个问题提出适当的对策，就必须认真分析其产生和泛滥的原因。
过去我国以各种手段极大压缩了各宗教的生产空间。如今，以地下教会为代表的宗教泛滥更像是反弹。当然，这和最近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空缺是有关系的。意识形态领域厌恶真空，自然要有东西去填补，但一味把这个问题归结于意识形态也片面的。虽然宗教的本质是一种精神鸦片，但在现实生活中，宗教是以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的，甚至很多时候，是以物质为主，精神为辅。
地下教会源何滋长?
当代地下教会的兴起和经济的发展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在当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人的原子化。它打散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小家庭取代了大家庭，人的流动大大增加了，过去密切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纽带消失了，许多原有的，通过社会成员间的互助来承担的社会职能空缺了。但在这种变化中，基层的很多基本逻辑却没有改变，人们的需求得到满足，自然为教会等组织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我们举一个例子，在乡村生活中，人多势众仍然是一种生存之道。举凡生老病死，涉及利益分配，一个群体的总人数是乡村生活中发言权的重要来源。教徒这个身份，实际上可以等同于家族成员，而教众间的互帮互助，又有牧师，神父等为群众所信赖的领导者，乃至比家族之间更加亲密和公正，更没有积累的历史矛盾，这自然是吸引人的。就像很多老人，未必真的信仰上帝，但有了这样的一个组织，生病时有教友照顾，死后有人操办丧事，甚至被欺负了还有教友出头，连分钱分地都更有底气，这就是很现实的利益。
这里自然不免提出一个问题，同样的精神慰藉，为什么本土宗教的发展势头远不如外来的基督教?
现代社会导致精神空虚对一切宗教来说都是一个良机。纸面上看，中国的佛教徒应该是最多的，这些年来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大部分佛教徒其实是逢庙必拜的浅信徒并且没有太高的组织度。佛教本身也没有主动扩张的意图，大体上抱着一种守株待兔的架势，不外乎是现代人精神空虚太严重，以至于上门的兔子太多了。
实际上，中国传统的宗教，在近代以前就已经基本失去了宗教扩张的能力，这个职能被更下层的会道门取代了。但更下层的会道门和外来宗教，乃至新兴教派相比，无论理论还是热情，组织度都相差甚远。以至于对地下教会来说，当代中国实际上是一片宗教事业的蓝海，这种空白状态也是其泛滥的重要原因。
当然，这又涉及了另一个问题，实际上地下教会自有其特殊优势的，以至于它能后来居上。
首先，无疑基督教教会组织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是当代主流宗教中最有组织度，最适应现代社会的。西方国家发达的印象和主流宗教本身就给它披上了一层温和乃至先进的面纱，容易让人放松对它的警惕。而相对国内其他组织，教会组织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
发展到今天，即使是官方背景的三自教会也早已和西方发生了深刻的联系，两面授职的高级神职人员也不是新闻了。更不用说基督教会本身和西方各国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它最大的靠山。而教会在传教上有专门的组织，理论，官方和民间的丰富渠道和充沛资源，本就是厚积薄发，是有组织对无组织，有理论对无理论，有经验对无经验的胜利。
其次，我们要承认这一点，在宗教事业上，教会确实拥有一批受过专门训练，有巨大热情，善于传播宗教，能吃苦，敢斗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骨干和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些人的来源很复杂，既有在国内深耕百年后形成的信教世家，也有接受系统性培养后派入国内的专门人才，还有几十年来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表现出皈依者狂热的新信徒。比如我们深恶痛绝的韩国地下教会，但像韩国传教士那样不惜性命，前仆后继去阿富汗等战乱地区传教的做法，确实是让人震惊的。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国内一些信教的世家。在过去的打压下，他们隐藏自己的信仰和海外关系，改开后一旦条件合适，马上就联结内外，通过各种资源，爆发式的恢复原有阵地并成为带路的先锋。一个典型的例子，温州是基督教在中国最重要的聚集地之一，历史上一度被改造成无神论全国先进城市，改开后不到二十年就全面恢复了东方耶路撒冷的繁荣景象。从国内的经验看，传统的教区就没有不被恢复并发展壮大的，其顽强程度是惊人的。
其次，很少有人注意的，那就是基督教文化的异质性。很多人把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异质性看作是它传播的阻碍，比如入教之后不能再供奉祖先，要和其他宗教划清界限，定期进行复杂的宗教活动，但现实未必是这样的。
实际上，基督教在异质化上是有其考量的。从明末传入中国经过数百年的讨论，在妥协与坚持之间，基督教体系已经取得了很微妙的平衡。现阶段基督教这种对移风易俗的坚持，不但不再是它传教的阻碍，而是一种自我标定的手段。它已经获取了充沛的资源和信徒，可以在圈子内自我增殖并不断吸纳外围成员融入其中。在一些极端的地区，已经出现了基督徒只能彼此婚配，有入无出的情形，而许多中国人对宗教无所谓的态度，又成为很好的突破口。
而且这种移风易俗也有很现实的经济优势，不少地方，教徒之间婚嫁一切彩礼从简，这一点恐怕就连不少人动心，甚至还包括介绍工作，安排相亲，对家庭矛盾进行调解，乃至一些教徒可以做到不花一文钱，横穿中国，处处有饭吃，有房住，有人接待。
最后，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基督教对青年人群。其对学生和未成年人的渗透，这已经是十分严重的问题。未成年人被爷爷奶奶带着进入教会，小小年纪就耳濡目染成了教会中坚。大学生以信洋教为时髦，公然在校园里传教。这些情形都已经在事实上违反了法律法规，是应该坚决斩断的。这种时候才是到了该保护未成年人的时候。
还有那些早已经过时的公知之流，在西洋镜已经打破的情况下，如今纷纷逃入基督教的怀抱里，试图抱团取暖，甚至去收割新的韭菜。基督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不少反动文人反中华的意识形态基底和庇护所。他们在信众中不断宣扬那套陈旧过时的反动伎俩，彻底走向和背叛祖国的道路。这种情形也是不能不引起注意的。
可以这样说，如果说过去掌控整个中国下层社会的会道门是1.0版本，那么有人，有钱，有理想，有理论，有后台的地下教会至少是3.0版本。其能横扫中国是可想而知的。
不能再无视地下教会了
那么，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呢?我想，正因为问题已经巨大，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所以不能指望毕功于一役，不能操之过急。我们甚至要认清宗教问题将是长期和我国社会发展同步存在的，只能一点点去适应，去解决。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至少要认识到，什么是我们应该改进的，什么是我们不能做到的，什么是我们能做到的。
有什么是我们应该改进的?最突出的自然是要改变现在这种视而不见的情形，认真对待庞大的地下教会的存在，而不在把它当做一种人畜无害的存在。甚至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不小的问题，当代为了息事宁人，防止矛盾激化，故意视而不见，乃至养痈畜疽，这是要不得的。对地下教会的切实情形要努力去掌握，对已经出问题，有激进倾向的教会组织要坚决打击，坚持原则。
虽然地下教会看上去很庞大，但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的。罗马天主教影响下试图靠拢官方的正统派，韩国主导的邪教更浓郁的地下教会体系，美国长老会等新教势力发展的思潮更激进，目的更明显的新教派系，还有国内大量旋起旋灭的半洋不土的新宗教。他们一样存在着彼此间的深刻矛盾，特别是其中一些是格外危险的，甚至可以说宗教仅仅是他们的掩护。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坚决消灭其中危害性最严重的部分，逐次解决，逐步把比较温和的部分纳入管理，由按暗转明，才能有解决的希望。
有什么是我们现阶段做不到的，当然是一股脑的消灭教会，这是做不到的。日韩历史上都进行过大规模的禁教，抄家灭门，然而单纯靠强硬手段试图消灭是难以实现的。更不用说我们也不可能闭关锁国，和外部有交流，就挡不住源源不绝的外源性输入，而基督教群体又是异常顽强的，遇到危险就会蛰伏起来，很难从根本上消灭他们。
但我们也要看到，一些条件在变化，使得我们有解决宗教问题的更好环境，比如过去西方处于强势地位，在物质生活和意识形态上我们都是弱势的，西方背景的宗教也由此在中国获得了强势地位。实际上，改开出的很多教会是从帮助人们出国务工起家的，而西方几十年来宣传也为宗教传播铺了路，这是相辅相成的。如今，这种情形已经被改变了，随着中国人可以更从容，更客观的对待西方和他的文化产物，对西方的那种迷信也就自然打破了，也自然能理直气壮的去管好洋教。
那么，什么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地下教会蔓延的最重要原因除了精神上的空虚，还是社会治理层面的，更具体的说，是基层衰败和社会服务保障体系的空缺。像基层很多党员自己就信仰各种宗教，怎么能给群众带好头。基层治理，长期搞以闹治国，人多势众那一套，不由得群众不抱团结伙，自然就给宗教势力的发展提供了土壤。
相对的，至少我们对基层治理的加强是不是也该给以更大的力度呢?诚然，对基层，特别是农村的投入在经济上未必是合算的，但就像扶贫，不能因为不合算就不做。从长远来看，基层治理一旦放任，造成的危害要超过它所能节约的成本。试想，如果这次疫情，我们没有了可靠的基层组织会是什么情形?所以，很多事情，绝不能像西方一样，只算经济账，到头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当然，就像一开始我就指出的，长期来看，我们还不具备完全解决地下教会的手段，最多能做到限制，上浮，让潜伏的问题暴露出来，从而寻求逐步的解决，而这些也需要漫长而艰苦的努力。去年，新制定的《宗教团体管理法》落地实施了，这是制度化的新起点，也希望是一个好的开端。
现代社会，带来了很大进步，但也造成了很多问题。精神上的空虚要有新的意识形态来解决，人在原子化后的无助，无力要靠更廉价，更充足，更具有公益性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来应对。这些都不是一日之功，而这些基本的需求不能解决，宗教就有它泛滥的空间。但万里长城也不是一天就建好的，人类的历史就是进步的历史，只要去认真做，就会有进步，我们的道路还很长，也总要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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