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收看《历史五味》第20期，我是观察者网的萧武。最近播出的电视剧《山海情》感动了很多人，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农村和农民问题。
《山海情》一开始的背景是在宁夏西海固地区，准确的说就是固原。固原和我的老家甘肃庆阳相邻，从庆阳去省会兰州，需要穿过固原。庆阳和固原一样，都属于黄土高原，不过种植条件比固原好不少，所以还用不着移民搬迁，但有些山里的村子也搬出来了。
《山海情》一开始的时间背景是在1996年，前面几集很写实，都是当地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和环境的反映。当地的老百姓很穷，生活十分困难。所以，很多人质疑这个电视剧的第一波，就是指责电视剧夸大了当地的贫穷。
这是因为中国这些年发展太快，变化太大，有些人忘记得太快了，或者是城市长大的孩子，没有见过那么穷。我在这里说说我小时候，我老家庆阳的情况。
1996年，我在上高中，课余时间要在家里种地。这一年庆阳大旱，几乎颗粒无收。因为之前十多年一直不太担心温饱问题，所以当时大多数农村家庭只用小部分土地用来种粮食，剩下的土地种杂粮，或者经济作物，余粮都不多。所以，这一年我家就断了粮，吃过玉米面，小米饭，凑合过完了这一年，熬到了下一年收获。
我们家有五口人的地，但在分地之后没有增加过人口，在村里相对来说属于土地比较充足的，而那些在分地之后才结婚、生子的人，就会出现一家有三四口人，但却只有一口人的土地的情况，会更加紧张。我家断了粮，就意味着村里其他人会更困难。
我上高中的时候住校，和我一起住宿舍的同学，绝大多数人都是周末从家里带一个星期的馒头到学校，家里一星期给两三块钱的菜钱，一两天才在学校食堂买一次炒菜，大多数人都是就着从家里带来的咸菜、酸菜就吃了。冬天馒头太冷，就要用开水泡了吃，放一点点盐，能放一点白糖的，属于条件比较好的。
当时绝大多数普通农村家庭一年都吃不了几次肉，过年才能吃，所以我们当时都很盼望过年，主要就是因为过年可以吃肉。家里一般还要炸油饼、炸麻花等等，可以吃很多不健康的油炸食品。早饭的时候，学校门口有人卖豆腐脑，一碗两三毛钱，我们买来后，要用馒头蘸着吃，因为里面有油泼辣子，也就是有油，但也不能常吃，一星期也就一两次。
我们学校在镇上，会考高考的时候要进城，到市区的考点去考。当时带队参加考试的老师会帮大家联系市区的旅社，一个房间两三个人，一晚上八块钱到十块钱，除了一瓶开水，不提供其它任何服务。即便如此，也有同学不住，而是早上从老家骑自行车四五十里路来考试，中午吃自己带的饭，下午考完，再骑自行车回家。
不仅老百姓困难，政府当时的日子也很困难。最严重的90年代中后期，我们镇政府因为发不出来工资，每天只有上午上班，下午就没人了。学校老师工资也发不出来，财政只能向企业借钱，我们镇上当时唯一的企业是砖瓦厂，所以就给老师发拉砖的票，来代替工资。
到2018年，庆阳市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62元，而全国平均水平为14617元，仍然属于深度贫困地区，在全国地级市排名为322名。全国最高的浙江省嘉兴市，为34279元，浙江省最低的丽水，为19922元，与甘肃省最高的嘉峪关持平。
都穷到这个地步了，政府为什么不像《山海情》里那样，给老百姓想办法呢?《山海情》里找专家，让老百姓种蘑菇，我们老家也想了不少办法。
80年代中期，粮食产量基本稳定下来之后，大家不再担心吃不饱饭的问题，就开始想着种点啥能赚点钱，首先在庆阳流行开来的是种烤烟。
种烤烟这个活儿很辛苦，从三月份开始自己搭塑料棚培育烟苗，到四五月份移植到地里，还得浇水。我们浇水到现在都还是用水桶拉到地里去浇，一瓢浇一窝，还得覆盖塑料地膜。
到六月下旬开始烤烟，先从地里的烤烟上一片一片的摘下来。烟叶很油，而且很高，人要蹲在里面一片一片的摘，一天下来，整个手都是黑的，回到家洗手，要先用土搓，完了再用香皂洗，洗完手上还是有烟油味。
摘完之后，用《山海情》里面的那种架子车拉回家，再用绳子一片一片的绑在杆子上，再放进烟炉，开始烧煤加温，昼夜不断，差不多七八天出炉。
基本上三亩地就需要一个烟炉，烟炉实际上就是我们那边三米乘五米的房子的样子，里面架上三四层横木，再把绑好的烟叶架上去烤。往里面架上去的时候，感觉人都要窒息。烤完又要从烟炉里拿出来，放在外面晾，稍微受点潮，否则太脆，无法保存。
这个过程差不多持续到中秋节前后结束，然后开始分检，主要是按品相、质量分检。到十一二月再拉到国家统一收购的站点去卖。
我们家从85或86年开始种，一直到94年，前后差不多十年，非常辛苦，而且熬人。因为放进烟炉两天之后，就要从小火升到中火，然后再到大火，煤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火太小了不行，太大了也不行，很复杂。
这期间基本上一两小时加一次煤，当时是我爸负责加煤，定好闹钟，基本上一个夏天都不怎么能好好睡觉，暑假的时候可以白天我替他加煤，他休息，晚上他再接着干。等到我开学了，他就只能一个人不分昼夜的这样，睡一两个小时，起来加一次煤。
种烤烟一开始的收益还是可以的，三亩地差不多能有个三四千块钱的收入，全家的所有劳动力都投入进去，一年到头，也就是平均一亩地一千块钱左右的收入。但当时没有其它就业机会，劳动力不值钱，所以计算成本的时候不算劳动力，大家都还是乐意的。村里有人胆子大，就承包别人家的地，种几十上百亩，雇人干活，也能发家致富。
到90年代之后，乡政府提出，要靠种烤烟让全镇三万多老百姓脱贫致富，于是一度硬性规定，全镇所有家庭都必须种，只要是分了地的家庭，就必须要种，不种的要罚款。结果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烤烟收购价格开始逐步下跌，农民收益越来越少，加上化肥、地膜、劳动力等其它要素涨价，尤其是通胀一波接一波，老百姓就逐渐不愿意种了。
到90年代中后期，又开始流行种辣椒，主要是各种菜椒，收益也不错，一亩地能有个千把块钱收入，但种辣椒相对来说，没有种烤烟那么辛苦，只要有人来收购，然后长途贩运，这个事情就可以维持下去。但持续了四五年之后，也基本上没人干了，也是因为种的人越来越多，就不赚钱了。
再就是苹果。我们庆阳的苹果是全国最好吃的苹果，因为光照足，海拔高，虽然水分不大，但是很甜。从90年代初，有些亲戚就在家里搞苹果园，收益也不错。有亲戚从自己搞苹果园，把果子卖给贩子，发展到后来自己做贩运生意，也发家致富了。我家也栽了五亩地的苹果树，但没怎么好好培育、施肥和修剪，所以也没有过收益。2000年以后觉得没有意义了，就全部砍掉烧了。
这期间，政府也曾经鼓励农民大规模的种植苹果树，但收益很不稳定，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差一点。总的来说，因为果树从种植到见效益，周期比较长，大多数人等不及，就改种别的去了，所以并没有像之前烤烟和辣椒那样推广开。再加上2000年之后，年轻人逐步以外出打工为主，不再继续好好种地了，种植也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五六年前，有些在外面打工回来的人，利用推广土地流转的政策，在村里租地，搞种植。一度有人大规模种植从新疆引进来的薄皮核桃，挂果也很快，但后面发现也不怎么赚钱，这几年基本上都砍掉了。
还有之前基建比较多的时候，有人种松树、柏树、槐树和隔离带的灌木，但现在基本上都烂在地里了。我家有一亩多地，就被人租去种了树，现在人都找不到了，也不给地租钱，树就扔在那里，也没人管。
《刘老根儿》播出的时候，有人受到启发，也承包了我们村的林场山地，准备搞成刘老根儿里那种农家乐，要开发旅游。但承包了之后，以此为抵押，拿到了国家的贴息贷款，连给村里的地租钱都没付，人就找不到了，等被找到之后，直接进了监狱。
前几年国家大规模扶贫的时候，还有人在村里承包了一块地，搞了羊场，说是要养羊，也是同样的套路。银行和政府来检查，就把村里其他人家的羊租下来，一只羊一天给几块钱，放在羊场，等考察结束了，这些羊再各回各家。
反而是这几年，村里有个小伙子，以前在富士康打工，现在回来在村里养鸡养鸭，也养羊，把这个羊场租了一部分，真的在养羊，但他似乎没拿到国家补贴。
在三农研究学界，这种种植经济作物的做法，也叫高效农业，或者特色农业，在个别地方可以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增加农民收入，但不具备普遍性，也没有推广意义。而且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专家明确提出，政府鼓励种什么，农民开始大规模的种什么，什么东西就要贬值，降价，效益就要下降。之前我老家种烤烟和辣椒，就都经历了这个过程。
到现在，我老家村里农民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的人已经比较少了，除了靠近城镇的地方有人建大棚种菜，供应城市之外，距离城镇比较远的村子，基本上主要都是种玉米、小麦为主，加上现在粮食价格比较高，种子改良，收益也比较高。对五六十岁的农民来说，可以一边在附近打零工，一边在家里种地，可以增加收入。
这里原因不难理解，因为农业生产，尤其是这种经济作物，基本上都是投资比普通的农作物要高，收益也更高，但同时风险也更高，而且生产周期长，大多数只能以年为单位，所以农民得到信息之后决策，实施，再到收获的时候，这个周期都要以年为单位，往往等到农民收获的时候，市场上的供应已经大幅增加了，价格也下降了，农民只能亏钱。
举例来说，农民今年种什么，往往是基于他们看到今年什么东西价格高，而市场上价格高的农产品都是去年就已经种下去的。而且，农村信息获取渠道比较少，多数是直接看市场价格，当一个农民发现种某个产品有利可图的时候，其他农民也会发现这个信息，从而导致生产规模同时扩大，市场供应猛然增加，到下一年收获了，价格就下降了。
而其中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包产到户之后，农民种什么，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千千万万的小农作为经营主体，既缺乏及时获取信息并进行科学、理性的分析的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也比较低，一旦一次决策失误，可能会把几年的积蓄都搭进去，有些家庭可能会因此而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
一旦出现基层政府急于求成，拔苗助长的情况，就会出现前面我说的那种局面，以行政命令强制种什么，结果导致整个产品的利润率下降。
近十多年来，农民收入水平还是在普遍提高的，农村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改善。2004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之后又有了合作医疗，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并且补贴午餐，都是在实实在在的减轻农民的负担，农民都可以从中受益。现在也在农村推广养老金制度，发放标准也在逐步提高，我老家每个农民六十岁以上，每个月可以领120块钱。
那么农村为什么会有改善和发展呢?主要还是靠工业反哺农业。国家能够取消农业税，又给予很多补贴，是因为财政收入结构中，工业占比越来越高，已经不依赖农业了;农民增加收入，也主要依赖于外出务工，尤其是年轻人。基础设施建设更是如此，完全依赖于中国的工业产能和基建能力。
即使是农业本身，粮食产量提高也是靠化肥和种子改良，我小时候种小麦，亩产二三百斤，现在已经普遍在七八百斤，农民就不再担心吃饭问题。也是因为粮食产量提高，才能够有粮食用来喂猪养鸡，增加肉类供应。虽然现在我老家也不是天天能吃肉，但至少不用等到过年才吃肉了。
所以，现在农村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三四十年前的温饱问题了，而是如何让更多的农业人口在城市里稳定下来，变成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也就是最近几年扶贫工作中常说的，扶贫主要是靠产业扶贫，寻找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出路，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让农民回到农村去从事农业。
总结起来就是，农民的出路在城市，农业的出路在工业。所以，我们仍然需要大力发展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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