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是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所作出的最大调整，也是最后的调整。随着70年代滞胀危机爆发，凯恩斯主义理论也走到了尽头。直至今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未能对滞胀做出合理的解释。他们所能做的，更多的是往福利制度上泼污水，想方设法为拆解工会提供思想武器。
一、滞胀机理
按照马克思《资本论》二卷关于资本总流通的理论，在平衡条件下，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应满足如下关系
其中，左边Im/x代表着资本家用于必需品和奢侈品的消费，由于对全社会消费而言，资本家的消费个体数量庞大、但总体占比很小，全社会消费主要靠劳动者拉动，Im/x这部分在全社会中占比很小，可以忽略。资本家的剩余价值主要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而不是用于消费的。忽略掉Im/x以后，上式变成
可以发现左边是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与追加的可变资本，右边是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与追加的不变资本。也即第二部类扩大再生产取决于第一部类工人工资和工资增量。如果第一部类的工人工资总额停止增长，第二部类无法实现生产资料的补偿，扩大再生产无法维持。
在《资本论》第二卷第21章“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第3部分“3、积累时IIc的交换”中探讨了几种不同情况，具有较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三种情形(Iv+Im/x
二、滞胀发生
资产阶级对国家干预的认识可以用菲利普斯曲线概括。1958年，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根据英国1861-1913年间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的经验统计资料，提出了一条用以表示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这条曲线表明：当失业率较低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高;反之，当失业率较高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低，甚至是负数。
图1 菲利普斯曲线
其中π代表通货膨胀率(货币工资增长率)，u代表失业率。资产阶级认为通货膨胀是由于工人工资增长太快形成的，所以用货币工资增长率表征通货膨胀率。但实际上这一点是不成立的，工人工资再高，只不过是从新价值中拿回一部分而已，不会导致物价上涨，所以工人工资上涨可能是短期、局部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但不可能是长期、全局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二战以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垄断组织要获取垄断利润不降价让利。
由图1可知，在资产阶级看来，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是负相关的。假定当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在4%以内时，经济社会被认为是安全的或可容忍的，这时途中就得到了一个临界点，A。由此形成一个安全区域。如果该经济的实际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组合落在安全区域内，则决策者无需采取措施。如果实际通货膨胀率高于4%，例如达到了5%，这时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经济决策者可以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以提高失业率为代价降低通货膨胀率。如果经济学社会的失业率高于4%，例如为5%，这时决策者可以采取扩张性政策，以提高通货膨胀率为代价降低失业率。
但国家干预并未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即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最后，以滞胀为形式的资本主义危机爆发了。经济危机是由生产过剩引发的，它导致价格下跌、企业破产倒闭、资金周转不畅、信贷萎缩。但滞涨却表现出物价持续上涨、信贷不断扩张的新特点。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都表现为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四个循环的阶段，但滞涨却是复苏之后进入持续的通货膨胀。滞涨在西欧、美国和日本的表现程度有明显的差异，但以西欧最为严重。
滞胀对西方经济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以美国为例，美国工业经历了长时间的生产下降。1973 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使得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5.3%，持续时间为18 个月;1979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使得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11.8%，持续时间约44 个月。大量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到战后历次危机的最高值。1979 年发生的经济危机造成了近1.5 万家企业破产倒闭，失业率最高时达9.2%，失业人数约836 万。在1979 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中，企业倒闭、银行破产数和失业率都创出战后最高纪录。企业破产数量达25 300 家，失业率最高时达10.8%。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降、物价严重上涨严重影响了美国经济发展。从 1969 年12 月爆发经济危机，到1982 年12 月经济复苏为止，美国约有13 年的时间停留在滞胀的阴影下。平均每3 年多就有一次衰退，实际GDP 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9%，而其它时期的经济增幅平均为3.87%至5.69%。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前所未有地高涨，年平均通货膨胀率达到10.46%，而美国战后各经济阶段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2.33%至3.54%。
70年代整个工业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不高，只有1972-1973和1976年可以说是高速增长，即超过5%，其他的年份可以说是中速和低速的增长。在七国之中，经济增长速度也是不平衡的。日本除了1974年和1975年以外一直是高速度增长(日本正处于快速城市化、工业化时期)。
表1 西方七国七十年代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70年代西方七国的物价上涨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其中意大利的情况最为严重，1973年起连续7年通货膨胀一直是双位数字，并大大超过10%。英国的情况也很严重，有5年达到双位数字。1975年竟达到24.3%。
表2 西方七国七十年代消费品物价上涨率(%)
西方工业国的失业率也显著提升。西德1975年以后一直超过3%，比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高很多。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和英国的失业率在七十年代一直很高，比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要高得多。1982年底，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的失业人数达1200万人左右。
表3 西方七国七十年代失业率(%)
滞胀的一个重要根源是西方国家长期采用宽松货币政策。从50年代到70年代，货币供应量加速增长。西方国家的货币供应量在50年代增长缓慢，落后于经济增长率;60年代速度加快，接近或赶上经济增长率;70年代大幅度地超过经济增长率。英国情况比较典型。在1952—1960年，英国货币供应量年均增长率为1.8%，国民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3.1%。1961—1970年，货币供应量年均增长率为3.4%，国民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8%。1971—1976年，前者为12.2%，后者为1.9%。类似情况在美、日等国普遍存在。这反映了货币供应量与实际需要量的比例关系逐渐失衡，累积起来就可能演变为长期、全局性通货膨胀。
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必然导致信用规模过度扩张。战后，西方国家的信用规模成倍地扩大，增长速度远高于经济增长率，两者的差距逐渐拉开，美国情况比较典型。在1950—1959年，美国商业银行对私人信贷年均增长率为9.7%，经济增长率为3.1%;1960—1969年，私人信贷年均增长率为10.1%，经济增长率为4.3%;到了1970—1973年，私人信贷年均增长率为12.7%，经济增长率为2.8%，两者相差近10个百分点。类似情况在日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普遍存在。这种发展趋势反映了西方国家的信用规模与经济规模的比例关系逐渐失衡，信用膨胀越来越严重。
伴随着私人企业不断扩张信贷，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加速增长，生产相对过剩必然日益严重。在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工业生产发展很快，特别是战后崛起的日本，年均增长率一直保持两位数;在1948—1973年的25年中，工业生产增长近32倍。但是，随着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各国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企业设备利用率普遍降低。美国加工工业的设备利用率在战后初期曾达到95.5% ，50年代平均为87.9%，60年代为85.3%，70年代为79.5%。英国的问题更严重，在1966—1977年，加工工业设备利用率仅为44.4%，1971—1980年低达34.8%，近2/3的机器设备闲置不用。其他国家设备利用率也逐渐降低到80%左右。设备利用率降低，反映了社会总供给能力与总需求之间的失衡逐渐加深。这种失衡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往往以经济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
悲惨指数表征滞胀程度。悲惨指数也可以称为幸福指数，由大到小排列就是悲惨指数，由小到大排列就是幸福指数。悲惨指数是由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加权合成的(a×失业率+b×通货膨胀率)。以图2中的悲惨指数为例(该悲惨指数=失业率×2+通货膨胀率)，美国人的悲惨指数大约在1975年达到一个高峰，1979年石油危机时再次达到一个高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石油危机与美国经济运行之间存在着的深刻联系，并且与美国的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比较紧密的正相关关系。
图2 美国、欧共体和日本的悲惨指数(1970—1986，%)
三、相关争论
由于70年代以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认为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是负相关的，所以面对滞胀，资产阶级束手无策，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凯恩斯主义宣告破产。
直到目前为止，资产阶级都未能对滞胀形成统一认识，由于其坚持市场经济的狭隘立场，更不可能得到滞胀的科学理解。总体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滞胀有三种解释。第一，工资上涨引发。如工人预期未来会涨价，政府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紧缩货币政策，但社会大众已事先预期通货膨胀会持续下去，因此工人要求上调工资标准，将通货膨胀因素反映在公司未来成本上，而造成物价上扬。即预期通货膨胀变为现实通货膨胀说。第二，供给面物价上涨引发，例如石油危机造成石油价格上涨，厂商无法立即反应其成本，在高成本的压力下，难以生存，失业率因此而提高。第三，国家干预失灵，实体经济缺乏增长点。西方国家工业整个20世纪60年代保持“高增长、低通胀”局面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经过长时间运用之后失灵。而失灵的原因是实体经济面临的升级挑战：传统制造产业在经历长经济周期繁荣后，出现边际利润下降，缺乏新增长点，使扩张性财政政策不能继续起到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反而推高了通货膨胀水平。
(一)工资上涨引发说
1、新古典综合派
新古典综合派(J.托宾和J.S.杜森贝里)提出以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为基础的市场结构说，认为部门间货币工资增长率的趋同导致了 “滞胀”。比起对绝对工资的关心，工人更关注相对工资，即低货币工资的部门要求其工资向高货币工资的部门看齐，这使得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位空缺和失业并存转化成了工资上涨与失业并存，从而形成通胀与失业并存。[1]
托宾和杜森贝里等人认为，传统的刚性理论(工资刚性价格刚性)虽然可以说明持久性通货膨胀的原因，但不足以说明为什么通货膨胀和失业会同时并存。他们认为失业可归因于劳工市场失衡，非自愿失业说明劳工市场不均衡的存在。同时，货币工资未能在各行业间迅速调整。这样，在劳工市场上，过度供给表现为失业存在，过度需求表现为岗位空缺，出现了既有空位又有失业的现象。他们断定，在任一劳工市场上，货币工资增长率都是两种成分，即均衡成分和失衡成分的总和。由于空位存在，势必减弱失业增量降低通货膨胀的影响，同时，工资刚性也使失业对货币工资率下降的作用力减小;但工作空位存在却会使货币工资迅速上升。这样，失业与空位并存，就转化为失业与工资率上升并存，进而转化为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2]
这种学说注意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一个现象，就是高工资和一定的失业率共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以原子能工业、电子工业和高分子合成工业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对工人技能水平要求明显提升，工人如果受过良好教育和技能培训，其工资水平受失业率的影响更小。但这一现象不是全局性的、不可改变的，技术工人高工资是靠工会力量维系的，如果失去工会的保护，工人技能水平再高，也照样会工资水平降低。例如航空业工人就是高技能要求的，1981年8月初，美国爆发了有1.3万人参加的塔台指挥人员罢工，罢工者提出了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等要求。里根对此寸步不让，坚决打压。在罢工4小时后里根就限令罢工者在48小时内复工，否则就全部解雇并永远不得为政府录用。2天后政府果然解雇了1.2万多名坚持罢工的人员，并对组织者处罚、逮捕和监禁。里根这次镇压行动为资方在工资谈判中实行强硬政策树立了榜样。在里根强力打压下，美国工会力量明显削弱，罢工次数、罢工天数、罢工参加者数量均出现大幅下降，工会被迫忍气吞声地在工资和福利方面做出让步。有组织的工人尚且如此，非工会成员更是难以维护自身的经济权益，只能被动接受资方的工资。在里根政府的强力打压下，美国工人工资在里根执政的8年间几乎是零增长。
该学说的前提是：第一，工会力量强大和垄断造成商品价格螺旋式上升;第二，高福利制度导致失业工人不愿意就业，出现高工资和高失业并存现象。实际上，只要打败工会，高工资和高失业并存现象就会减弱、消失，就会重新回归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状态，其前提就只剩下垄断导致商品价格上升。
该学说的致命要点在于提高工资不是通胀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就明确指出，工资提升影响的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价值分割比例，而不影响商品价值和价格。马克思假定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凝结为6先令的新价值，这6先令就是分为工资和利润的唯一价值(假如不是以一个工人而是以全体工人人数计算，或者不是以一个工作日而是以全部工作日计算，也是同样)。显然，双方可以按各种不同比例来分配这一价值，但是这一价值本身是不会变化的。如果工人得3先令，整个工作日一半是有偿劳动，一半是无偿劳动，资本家所得的也是3先令，剩余价值率就是100%;如果工人只得到2先令，资本家得到的就是4先令，剩余价值率就是200%;如果工人得到4先令，资本家只得到2先令，剩余价值率就降至50%。但是，这一切变动都不会影响商品的价值。所以，工资的普遍提高只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而不会影响商品的价值。商品价格是由价值、生产价格决定，受供求关系影响，价格的根本决定因素不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价值分割比例。
2、新凯恩斯主义学派
新凯恩斯主义学派提出，厂商为了达到其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在雇用雇员时会尽可能地使每单位实际工资水平上的劳动效率达到最大。新凯恩斯主义引入了效率工资概念，效率工资指企业支付给员工比市场保留工资高得多的工资，促使员工努力工作的一种激励与薪酬制度。定量地讲，厂商在利润最大化水平上确定雇佣工人的工资，当工资对效率的弹性为1时，称它为效率工资。此时工资增加1%，劳动效率也提高1%，在这个水平上，产品的劳动成本最低，即效率工资是单位效率上总劳动成本最小处的工资水平，它保证了总劳动成本最低。
所以，效率工资理论认为，企业为了减少工人偷懒、防止员工跳槽或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保留住工作能力强的员工，便会支付给雇员高于均衡工资的效率工资，此时即使劳动市场供大于求，企业也不会降低工资，因为降低工资会导致效率进而利润的损失。由此出现非自愿失业。另外，过高的效率工资会使商品的成本增加，物价随之上涨。
该学说前提仍然是技术工人高工资和社会高失业现象并存，高技能要求导致失业不能压低工资，导致价格上升;且同时高工资与高失业共存。如前所述，这一现象是需要工会力量维系的，失去工会高工资与高失业共存现象也就逐渐消失了。
该学说的根本问题仍是提高工资不是通胀的根本原因。技术工人高工资解释不了通货膨胀，将全社会工人看做整体，工人技能水平再高，领回来的工资仍只是新创造价值的一部分，涨工资只改变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价值比例，不能决定价值和价格。
3、新凯恩斯主义之失业滞后论
新凯恩斯主义学派还有一个失业滞后论派(林德伯克、斯诺尔、萨默斯)利用 “局内—局外人模型”来分析 “滞胀”的原因。该学说认为，属于行业工会等利益集团的人是局内人，长期游离于企业单位之外的失业工人或短期在职的临时工被称为局外人。局内人由于受劳动转换成本的保护，在就业和工资调整方面有更大的优势和影响力。尽管局外人愿意接受比局内人低的工资，但由于解雇就业工人、招聘训练新工人、协调新老工人关系等劳动转换成本过大，使得降低工资的所得不足以补偿转换成本，所以，厂商不愿意使用没经验的局外人，而还是倾向于继续使用高工资但有经验的局内人。这样局内人就可以较少地顾及局外人的作用并迫使厂商提高工资以维护其利益，由此形成了工资黏性及劳动市场非出清。
当出现膨胀性经济政策使总需求增加时，只有局内人都被雇佣完以后仍有多余的对劳动的引致需求时，企业才会雇用局外人。由于局外人不能对工资调整施加影响，所以长期失业会增加并持续，引发高失业与高通胀并存。
该学说前提是换人形成额外成本导致不愿意解雇，导致高工资与高失业共存。事实上，一旦工会力量不存在，局内-局外人的边界就将逐步打破。目前美国工会长期积贫积弱，私营企业的工会会员比例更是只有6.4%，即使加上公共部门，也只有10.7%的美国员工属于工会会员 [3] 。这决定了美国现在的劳动力市场就是高度竞争性的，从普通工人到白领，实际工资都基本不涨。
该学说的根本问题有两个：第一，工人工资实际上是组织力量保障的，没工会就意味着局内-局外人现象不成立。第二，如前所述，提高工资不是通胀的根本原因。
(二)供给面价格上涨
1、新古典综合派(初级产品短缺)
新古典综合派(海勒)提出了以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为基础的部门供给说，认为初级产品的短缺是 “滞胀”的成因。第一，1968 年起，国际小麦协定不能再起到维持国际小麦价格的作用，使得各国减少了粮食的生产与储备，以减少国家财政对农业的补贴。第二，前苏联的粮食持续歉收，其粮食的大量进口使得 70 年代国际粮价持续上涨。第三，70 年代以后的两次石油危机使得油价大幅上涨。以上三个事件导致了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并使得生产成本上升，从而导致产成品价格随之上升，抑制了总需求，进而产出与就业减少。
这一学说的解释力很弱，只能部分解释通货膨胀问题，不能解释滞胀。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也只是通货膨胀的一个现象，而不是原因，所以说该学说只能部分解释通货膨胀。石油危机只是滞胀的导火索，而并非危机本身。
2、工业垄断导致价格上涨
依据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伦和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的垄断竞争价格理论，卡尔多认为初级产品的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其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而工业产品的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其产品的价格是垄断厂商根据“完全成本原则”和 “垄断程度原则”采用成本加成定价法来确定的，以维持高垄断利润。所以，二战后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使得工业品的价格上升。
卡莱茨基反对新古典学派的完全竞争的市场假定，认为垄断程度越高，国民收入的分配越有利于利润收入者，而不利于工资收入者。当工人的实际工资因物价水平的上涨而降低时，垄断带来的收入的不合理加剧了工会与雇主在工资谈判中的斗争，工人在工会强大力量的支持下要求工资的补偿性的提高便会引发物价水平的再次上涨，导致工资-价格螺旋的通胀，而政府为抑制高通胀采用的紧缩性经济政策又会限制经济活动，从而引发衰退。遗憾的是通胀由于成本的推进仍无法抑制，形成了 “滞胀”。
该学说比海勒的学说进步了一些，开始从垄断资本的生产关系进行解释。但也只是注意到了垄断不降价的现象，只能部分解释通货膨胀。
(三)国家干预失灵说
1、新古典综合派(福利支出高)
新古典综合派(萨缪尔森)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的福利国家制度是滞胀的根本原因。西方国家的财政支出大概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公共工程支出，而另外的更大比例的部分则用于各种福利支出。这些福利支出会使得失业者不急于寻找工作，所以不会刺激生产的扩张和减少失业;同时福利支出的增加经常会导致财政赤字的扩大，政府为弥补财政赤字通常会发行更多的货币，加剧了通胀，从而形成 “滞胀”。
萨缪尔森提出，滞胀产生的原因在于劳动成本的上升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解决的办法是财政金融紧缩加上收入政策，其核心是以工资管制或社会契约等方式来控制工资上升，即限制各个生产要素收入的增长率、限制物价上涨的政策，其矛头主要指向工会。具体措施包括：第一，硬性冻结，即禁止工资和物价上涨。第二，工会与企业自愿议定，共同遵守限制工资收入增长率的措施。第三，以增税或减税作为惩罚或奖励以限制工资收入增长率的政策，该政策又称为税收为基础的收入政策。凡遵守规定的工资增长界限的企业和企业里的工人，可以得到减税的优待，以示奖励;反之，则对企业加重征税。由于企业不按规定给工人增加工资要受到惩罚，企业因此就可以以此为借口拒绝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应付结构性失业的基本对策是人力政策，即政府的再就业培训政策和政府的就业信息发布政策。政府筹资的再就业培训计划能够使工人更容易地从衰落行业转到新兴行业，而政府就业机构传播工作空缺信息则能使工作岗位和工人更有效地匹配。新古典综合派还认为，收入政策、人力政策和财政政策应当配合使用，仅依赖其中某一项政策措施是收效不大的。这些政策配合使用的实质是：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不仅不能取消，而且应当进一步加强，以实现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
该学说的前提有两个：第一，福利制度导致失业工人不愿意就业，高工资和高失业并存。第二，政府干预经济、过度发行货币导致通胀。
该学说的致命要点在于片面化理解福利制度，仅认识到福利制度会提高成本、进而抬高价格。这是其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立场决定的。事实上资本主义长期处于生产相对过剩状态当中，新的社会需求对资本主义至关重要，而福利支出就是重要的需求，也是拉动经济的，为何高福利没导致增胀，而是导致滞胀?况且福利制度也是收入分配的一部分，也仅仅改变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价值分配比例。例如全社会生产价值100，工人原获得50、资本家获得50，现在实行了高福利，工人获得70、资本家获得30，这时应出现生产繁荣(消费需求从50增长为70，将有效拉动经济增长)，而不是萧条。
2、新剑桥学派(投资率过高)
新剑桥学派(琼·罗宾逊)认为投资率过高所造成的投资品与消费品生产的比例失衡，进而引起的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是引起工资-价格螺旋的通货膨胀及 “滞胀”的根本原因。另外，受卡莱茨基理论的影响，罗宾逊认为，由于受到 “政治方面的商业循环”的干扰，西方政府的经济政策往往具有临时性，这恰恰加重了 “滞胀”。新剑桥学派认为，由于“冒牌凯恩斯主义”(新剑桥学派对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的称呼)滥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消费和投资，结果造成赤字累累、通货膨胀加剧。同时，对应于总需求的下降，厂商可能是调整产量而不是价格，因此，当出现失业时，通货膨胀仍居高不下。所以，滞胀在很大程度上是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政策的后果。
该学说反对赤字财政政策，强调制度和行为因素的重要性以及重塑企业信心的作用。主张削减庞大的政府开支，特别是军费支出，实行严格的进口管制，扶植出口产业。同时，新剑桥学派也极力主张实行收入再分配，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具体的措施有：征收高额所得税、遗产税，给予低收入家庭以救济，发展公共服务部门以减少失业者和增加公众的福利等。
该学派是比较进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派，是唯一主张扩大劳动群众福利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派。该学说从国家干预宏观经济的角度开始思考滞胀的根源，方向也是正确的。滞胀根源不在于工人工资涨了多少、福利加了多少，而在于私有制条件下的国家干预。
该学说要点有两个：第一，投资品与消费品生产的比例失衡会逐步变为新的平衡，不必然导致滞胀。如第一部类投资规模过大，导致该领域生产相对过剩、利润率下降，资本会通过间接的民间投资形式流入第二部类(例如承包公共工程项目的资本家获利后进行再投资)。是第一部类的垄断组织导致生产资料价格上升，生产资料是消费资料的成本，生产资料价格上升进而引发商品价格上升。第二，工人工资上升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3、货币主义
货币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应用适应性预期理论与自然率假说理论阐释了斜率为正的 “恶化”的菲利普斯曲线，抨击了凯恩斯主义并解释了西方的 “滞胀”。弗里德曼指出了菲利普斯曲线分析的一个严重缺陷，即它忽略了影响工资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工人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弗里德曼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批评，主要是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没有把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区分开来。他认为在讨论劳动市场均衡问题上，重要的是实际工资，因为劳动者关心的是实际工资而不是名义工资。当劳资双方谈判新工资协议时，他们都会对新协议期的通货膨胀进行预期，并根据预期的通货膨胀相应地调整工资水平。根据这种说法，人们预期通货膨胀率越高，名义工资增加越快。由此，弗里德曼等人提出了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概念。这里的短期，是指从预期到需要根据通货膨胀作出调整的时间间隔。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就是预期通货膨胀率报时不变时，表示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曲线。
在长期中，工人将根据实际发生的情况不断调整自己的预期，工人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与实际的通货膨胀率迟早会一致，这时工人会要求改变名义工资，以使实际工资不变，从而较高的通货膨胀就不会起到减少失业的作用。如图3，以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不断移动，进而形成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假定某一经济处于自然失业率u*、通货膨胀率为3%的A点。若这时采取扩张性政策，以使失业率降低到u1。由于扩张性政策的实施，总需求增加，导致价格水平上升，使通货膨胀率上升为6%。因为在A点，工人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为3%，而现在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为6%，高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使实际工资下降，从而会增加生产，增加就业，于是失业率减少为u1。于是就会发生途中短期菲利普斯曲线PC1(πe=3%)所示的情况，失业率由u*下降为u1，而通货膨胀率则从3%上升到6%。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经过一段时间，工人会发现物价上升导致实际工资下降了，便要求提高货币工资。同时，工人们会调整预期，从原来的3%调整到6%，实际工资又回到了原有水平。相应地，企业生产和就业都回到了原有水平失业率又回到了u*，但此时经济已经处于具有较高的通货膨胀率预期(6%)的B点。将以上过程重复下去，从短期上看工人不能及时改变预期，存在着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替换关系。但随着工人预期通货膨胀率的上升，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不断上升。如此往复，就形成了一条与自然失业率重合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LPC。从图中可知，垂直于自然失业率水平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表明，在长期中，不存在失业与通货膨胀的替换关系。其政策含义是，从长期来看，政府运用扩张性政策不但不能降低失业率，还会是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这也导致了滞胀现象。
图3 短期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
弗里德曼认为，西方政府出于政治目的不仅要承诺实现充分就业，而且要尽可能地降低失业率。政府只有采取具有高度欺骗性的通胀政策才能破坏掉人们的适应性预期，从而达到降低自然失业率的目的。所以政府有动机采取加速度的通货膨胀政策，这样的干预行为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使正常的价格机制扭曲，破坏了价格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最后导致 “滞胀”。在弗里德曼之后，理性预期学派继承了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并将弗里德曼的适应性预期理论修改为理性预期假说，在此基础上否定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正是二战后西方国家的政府长时间滥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干预经济，扭曲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不仅没有减少失业，还引发了通货膨胀，从而造成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 “滞胀”。
该学说确实是从国家干预角度想问题的，但却是为了根本推翻有利于劳动者的工资福利政策而提出的。该学说的致命要点有：第一，自然失业率不存在。庸俗经济学家认为，自然失业率是不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失业率(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NAIRU )，也是劳动市场处于供求稳定状态的失业率。这本身就是本末倒置的方法，且不说通货膨胀跟失业率没有必然联系，从逻辑上讲，通货膨胀和失业率都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现象，是滞胀时同时发生的现象，哪有从一个现象定义另一个现象的?然后再以自然失业率为基础去论证LPC的存在，去解释滞胀，这不是循环论证吗?第二，提高工资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
四、滞胀解决
实际上，垄断资产阶级最后采用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说。1981年 1月，里根入主白宫，根据供给学派的理论主张，制定了减税、削减预算支出和减少政府对企业干预的经济政策。在里根总统的两届任期内，虽然他的经济政策经历过不少挫折和反复，但最终还是较为成功地得以贯彻和实施。里根执政 8年，使美国跳出了凯恩斯主义的羁绊并摆脱了经济滞胀。英国也采用了同样的政策措施，即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放松政府管制，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减税，金融市场自由化，同时加强各国在国际资金流动、汇率、利率、关税、外贸诸方面的协调。
主要政策包括：第一，以控制货币量为主要措施。即使利率过高触发经济危机，也不放弃从紧的货币政策。里根政府在上任初期虽然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稳定的货币供应量抑制了通货膨胀，使得通货膨胀逐步下降。到1984 年已经降到3.8%。其次，里根对企业实行的加速折旧政策和原来的投资课税扣除等优惠，使得企业手中的现金流量增加，对刺激传统产业更新设备起了很大作用;另外，由于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低于前期，也鼓励了企业投资。除此以外，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引起了油价的下跌;美元升值也使得进口产品价格下降;工会为保证工人就业而放弃提高工资的要求等客观原因也使得通货膨涨出现了下降的态势。经过里根政府的持续努力，美国终于在1983 年迎来了新的经济增长高峰，此轮经济滞胀一共经历了13 年的时间。第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一种是松的财政政策辅之以紧的货币政策，即通过减少税收、扩大政府开支、鼓励投资和消费以消除危机和失业，同时又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防止通货膨胀加剧。另一种是松的货币政策辅之以紧的财政政策，即扩大信贷、增加货币供应量,以降低利率,鼓励投资，同时又缩小政府开支，减少对市场的压力以稳定物价。第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微观化。即针对个别市场和个别部门的具体情况，制定出有区别的财政、货币政策，即解决市场需求量的个别问题，又不影响整个市场态势。第四，实施包括收入政策、人力政策和消费政策在内的补偿性政策措施，以弥补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不足。
他们声称，摆脱经济滞胀的条件是抑制通货膨胀，必须减少政府干预，实际目标是降低工人工资和福利，向工会进攻。从撒切尔打垮煤矿工会、里根打垮航空业工会开始，全球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疯狂进攻。随着工会力量日益衰微，工人实际工资水平一降再降，福利也不断削减。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几十年来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几乎停滞。1973年至2016年，剔除通胀因素，美国工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0.2个百分点。报告还称，美国家庭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收入最高群体中前20%的家庭财富增长了27.41%，收入最低群体中后20%家庭的实际收入非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4] 。
图4 美国中产收入份额同工会覆盖率的关系
在70年代，资本主义已经病入膏肓，从80年代起，资产阶级进一步打击无产阶级，实际工资长期停滞，这只能暂时挽救资本家的利润，改变不了基本矛盾的发展趋势。按照这样的趋势，社会消费需求进一步萎缩，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进一步发展，西方工业化国家应该危机不断，经济长期停滞才对。但事实上，美国经济虽然增长乏力，但确实未出现明显的滞胀危机。
单纯靠弗里德曼的理论，资产阶级确实走不出滞胀泥潭。真正促使美国经济增长的另有原因。美国是消费型社会，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都在下降，只有美国在上升，而且上升趋势明显。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长期维持在70%左右的水平，拉动着世界工厂持续扩大产能。2015年美国人口3.21亿，居民消费高达13.07万亿美元，人均消费5.58万美元;中印两国总人口26.64亿，居民消费总额只有5.10万亿美元，人均消费4692美元。美国如此庞大的消费能力仍然是穷人贡献的，但底层收入是长期徘徊不前的，为何还能大笔掏钱去消费?主要是借助消费主义的宣传，鼓励居民搞提前消费，老百姓用负债去拉动国民经济。实行新自由主义以来，美国居民债务越来越大，形成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居民总负债从1990年的3.6万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7.0万亿美元，到2008年达到最高13.8万亿美元，现在仍然维持在这一水平，并且出现新的增长趋势[5] 。
图5 美国居民消费支出增长情况
表4 2015年美国居民消费与中印对比
图6 美国家庭负债增长
但底层人民收入没涨，谁愿意借给他们钱呢?而且，80年代以来，尤其是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一直都在大量印票子，也没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两者的原因是同一个——创造一个规模巨大的金融市场。底层劳动者可以通过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用自己的房产、股票抵押贷款，只要金融市场在不断膨胀，自己的房产、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票面价格涨了，就可以借更多的钱;而只要有发达的金融市场，美联储印出来的票子就会源源不断的进入资本市场，而不会进入商品市场，印票子再多通货膨胀也不明显。
图7 美国广义货币增速(%)
图8 美国广义货币占GDP比例(%)
图9 美国近20年通货膨胀率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是靠吹起一个脱离实体经济的巨大金融泡沫摆脱滞胀的，但这个泡沫总会破裂的，靠这个泡沫让居民持续增加借债拉动经济也是不可持续的。一旦这个史诗级的泡沫破裂，最后世界经济仍将回归滞胀，并且是比70年代更为严重的滞胀危机。
[1] 崔胤伟，温宇静.主要学派“滞胀”理论的梳理及原因归类[J].商，2015(38):183.
[2] 什么是滞胀[N].
https://wenda.chengshiluntan.com/175352-1.html.
[3] 柯振兴. 曹德旺遇到的美国工会，到底强不强?[N]. 土逗公社，2017-06-26.
https://zhuanlan.zhihu.com/p/27567950
[4] 最新报告显示:近几十年来美国工人实际工资增长几乎停滞 [N]. 央视网，2017-10-12. https://www.sohu.com/a/197590109_428290.
[5] 纪卓阳. 这个世界会好吗?——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发展现状[N]. 激流网，2020-10-22.
https://www.baidu.com/link?url=jfuYEJYknXq5d7GBWy721HYsUZsCQBFXH039mQQynHGtHNCwJU2KkjhsBkBh5ntb9bSfeJDdQAY4cT10pmQJUzZ0k0d1oL_3J6Qqc9LJZh_&wd=&eqid=85b528c3007421fe00000003602b53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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