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创造帝国是一件巨大的事业。无论帝国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帝国本身就是一件卓越的历史纪念物。然而，帝国的命运却最终败与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之中。曾经建立伟业的帝国化为瓦砾和残骸。特拉斯的上台和英国女王的去世则为这帝国的残骸提供了最新的意象。
特拉斯的上台并不出人意料。当苏纳克选择背刺约翰逊之时，他就已经陷入“背叛者”这一恶名之中。当最终演变成二人对决时，特拉斯的民调早已显示出压倒性的优势。虽然大部分人并不看好特拉斯的执政能力，但谁也无法肯定特拉斯不会趁着世界潮流的风口获取自己的政治口碑。英国女王的去世则加深了英国政治连续性断裂的恐惧想象。无论认同与否，一个兢兢业业扮演王室模板直到最后一天的人，在意志力上值得赞赏。她成功地将君主制保留到了新的世纪，漫长的君主生涯也续写了英国政治制度的神话。不论如何，英国始终是在近代史上对中国造成最重大影响的国家之一，今天我们对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做一个历史性回顾。
不列颠与欧罗巴
英国一直是欧洲地缘政治板块中相对独立的部分。英吉利海峡的天然阻隔，削弱了英国与欧罗巴大地的自然联系。然而，英国又过于接近欧罗巴，以至于它不可能彻底独立于欧罗巴存在。这最终成为今日“离岸政治平衡手”的远因。或者用它更为模因化的说法，“欧洲搅屎棍”已经内嵌于英国的政治逻辑之中。
但从漫长的欧洲历史看，这种塑造是一种长期习得之后的习惯。罗马人对不列颠的征服才第一次将其纳入欧罗巴的政治关联之中。但这种联系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瓦解而迅速崩塌。不列颠与欧罗巴再一次的密切联系则由征服者威廉建立。英国国王和诺曼底公爵的双重身份迫使威廉必须同时投入到不列颠和欧罗巴的地缘政治博弈中。这次交集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从此之后，英国就成为欧洲大陆政治必须考虑的因素。
诺曼底王朝的遗产以及地理距离上的接近使得法国在英国的政治思考中占据主要的部分。最终继承诺曼底王朝遗产的金雀花王朝更是加深了与法国的关联。现在不只是诺曼底，阿基坦，安茹都成为新王朝的一部分。可以说，当时的英国已经通过政治联姻掌握了半个法国。当然，这种阐述过于的现代化，带有了太多民族主义时代的印记。对于当时的金雀花王朝君主而言，顺势获取整个法国，实现王冠的统一显然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野心。
金雀花王朝的君主们也一直频繁处理两地的事物。他们并不会将英国视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板块，而是视为自己共同统治的一部分。广大的治理疆域也迫使金雀花王朝不断提高中央集权的水平。狮心王时期可能是一个例外。作为一个对内政治理几乎不感兴趣的君主，狮心王将绝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十字军东征之中。紧随而来的失地王约翰，则几乎丧失了全部的欧洲大陆领土。他更是在贵族的逼迫下，签订了现今已经被神话的《大宪章》。当然作为一个尴尬的历史事实，当时的签订者显然都不认为对方会遵守协议，签订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它。
但欧洲的王位继承游戏则为金雀花王朝再次提供了机会。卡佩王朝最后王子的连续夭折，最终导致了这一古老王朝的绝嗣。在没有直系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爱德华三世以查理四世外甥的身份要求继承王位。但巴黎的贵族们显然不想见到这一点，以萨利克继承法为由，他们推举菲力六世继位。这直接引发了英法百年战争。英法之间的传统敌意也被当代人戏剧化的解构为拟人化的爱恨情仇，作为一种新的模因在互联网中传播。
金雀花和瓦卢瓦王朝的死斗，最终以瓦卢瓦的胜出告终。但与欧洲大陆的长期纠葛，已经使得英国无法在将自己作为完全孤立的部分独立出来。英国意识到对于自己而言，欧罗巴的霸主是一种危险的存在。它将过于强大，以至于影响到英国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即便英国在殖民时代最终成长为全球性帝国，欧洲大陆的力量平衡是始终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从波拿巴到希特勒，这种平衡策略并不总是有效。但从最终的结果看，欧洲的大地上的确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英国的策略则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诱因。
从全球帝国到英国脱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并非是一种夸大其词的表现。虽然德美等过在19世纪末期就已经开始超越英国，但英国对全球依旧占据着主导地位。由历史所塑造的“两强策略”就是这种实力的体现。维多利亚二世的登基更是开创了大英帝国最高也是最后的荣光。在后世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数十年中，大英帝国充分享受了全球殖民所带来的繁华。随着济贫法等一系列法案的推出，英国底层民众的生活质量也得到提高。作为最后一位汉诺威王朝的君主，维多利亚二世更是通过加冕成为印度女皇。
无可置疑的是，这种全球性殖民帝国的本土繁荣是建立在对于广大殖民地复杂且系统的控制之中。在自我扩张的影响下，大英帝国一次又一次将不愿意接受这一世界秩序的国家强行纳入其中。从自由贸易到宪政制度，总有一种方式能够修饰自己的行为，并将其正当化。但繁荣终将消散。维多利亚时代宛如熟透的果实，已经散发出腐败的味道。布尔战争最终达到了帝国扩张的极限。
扩张的停止，本身就意味帝国的稳定和衰弱。大英帝国由此也陷入到慢性衰退之中。特别是二战之后，在美苏的联手绞杀下，庞大的帝国被以民族解放的名义改组为缺乏约束力的英联邦。对于彼时的英国而言，它存在一个关键性的矛盾。一方面，它不再能够成为全球性的帝国，美国的新霸主地位已经成为难以改变的事实；另一方面，英国却不愿意放弃几个世纪以来所获得的全球影响力，它依旧试图获取超越自己传统地缘政治框架的利益。
这最终转化为战后英国外交策略的两条主线。一是紧密团结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利用所谓的英美特殊关系，放大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声音。或者直截了当地说，狐假虎威。二是加入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从而在内部增加对于欧洲事务的影响力，继续保持欧洲的力量均衡。避免德法，特别是法国利用欧洲共同体这一工具，损害英国的长远利益。从这一点看，汉弗莱的英式讽刺很难说没有现实情况的支撑。
冷战的结束重新改变了政治计算的公式。欧盟的数次东扩，虽然扩大了欧盟的体量，却严重增加了它的内部矛盾。在德国吸取大部分共同市场所产生的利益时，英国人显然开始觉得加入欧盟变成一个日益亏本的买卖。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秩序，往往忽视本土化社区的利益。这为政治上的反对也逐渐积累了动能。在08年经济危机之后，这种不满与日俱增。这最终转化为2016年的英国脱欧。
英国脱欧的利弊如何论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站在不同的利益集团立场上，民众完全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英国脱欧时的投票偏好差异已经成功彰显了伦敦这样的全球化超级大城市和英格兰中北部没落工业城市之间的矛盾。这也是英国工党近百年来最大惨败的直接诱因。英国政治生态需要重新洗牌。
“全球英国”与中美博弈
正所谓一时脱欧一时爽，脱欧后的英国猛然间失去了战后外交的一条主要动线。为了保持英国的全球影响力，英国政府提出了所谓“全球英国”策略。这一策略认为英国可以抛弃欧洲的负资产，以更为全球性的眼光看待世界，并且参与到全球世界的运作之中。虽然媒体将其夸张化为日不落帝国的重新崛起，但英国的政治人士都已明白，英国已经不可能在现有政治格局下实现全球性帝国的复兴。英国在事实上已经沦为地区强国。
“全球英国”策略，或者说说辞的关键，在于转换英国的优先视角。通过重新作为独立实体，英国可以与其他国家建立更为灵活的关系。比如广泛的双边贸易协议就是这种策略的体现。英国可以通过摆脱欧盟的贸易规则，在于其他国家的贸易中签订对英国更有利的条约。这也是为什么约翰逊曾多次宣称自己是“亲中派”的原因。显然在当时的英国看来，中英之间的自由贸易显然是扩展英国全球影响力的一种方式。
这种充满机会主义色彩的做法是一个聪明但又不那么聪明的做法。脱欧之后的英国，国际金融贸易中转港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角色。如果能在各大阵营左右逢源，这自然是一条适合今日英国的道路。问题是，且不说脱离欧盟的英国，在体量上是否拥有足够的议价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左右逢源极有可能迅速变成左右为难。
随着中美对抗的日益激烈，“全球英国”也暴露了自己的本质，即英国战后外交政策的另一条思路，作为美国统治下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作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显然不可能没有注意到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相对衰弱的现象。这意味美国必须更多依赖或者压榨自己的盟友才能维护现状。这为英国扩展全球影响力提供了一个相当舒服且安全的借口。无论是南海巡航，还是强化与澳大利亚的联系，英国只需要做出一点行动，就可以达到借力使力的效果。
从根本上来看，这是英国脱欧之后不得已的解法。作为日不落帝国的残骸，今日英国只能将依附美国作为一种有效的依赖路径。尤其是在其他国际秩序的竞争者不能提供有效的秩序代偿情况下，英国也没有切换其他赛道的可能性。这一点，无论是约翰逊还是特拉斯都没有办法改变这种大局。
当然，对于执政经验相当之少的特拉斯而言，这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英国国内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英国腾转挪移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少。即便特拉斯借助撒切尔这一意象想要实现神话的复刻，外部条件的迁移也限制了潜在的上限。这也是大部分人无法看好特拉斯的底层原因之一。
伊丽莎白二世的去世，加剧了帝国残骸的崩塌。虽然在中短期内，苏格兰独立和英国走向共和制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但大英帝国的最后一丝余晖正在进一步消散。秩序的崩塌重来不是从中心，而是从边缘开始。正如从埃塞俄比亚到斯里兰卡各地越来越多的乱局一样，在下一个动荡秩序的十字路口，英国还能凭借“搅屎棍”式的传统智慧让自身延续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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