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中央提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各部门结合实际制定了实施方案，作为必备动作在体制内外推行，并特意强调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办到群众心坎上。
但党国体制运行的惯性容易导致地方“换帽子”，无论中央发起多少次主题学习、搞多少次实践教育，个别部门都是瓶子不换，酒也不换，只换一下“标签”。任你吹什么风，它都是原地不动耍一板斧。
个别涉法单位，这几十年来的屡次实践教育，都会在街头支个桌子，散发一下宣传单，或者到某个基层单位，给群众做一场讲座，所不同的是背景横幅标题有所变化，写出来的新闻通稿改了开头，扣了个“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新帽子。如果你问他回答了几个咨询，老百姓有啥诉求，后续是否有跟进，台下人听进去没有，则其哼哼哈哈说不出一二。
类似这种浮于表面的“办实事”，照片看着还不错，场面甚至还比较宏大，但实践效果怎么样，则要打一个问号。其实我们用不着上街头去找群众，群众虽是文件里相对抽象的概念，但其实就是我们岗位上能够接触到的办事者，我们小区能够接触到的左邻右舍，他们是一个个具体鲜活的人。
为群众办实事不是锦上添花，而应该雪中送炭。要从身边最困难的群众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比如乡村的留守老人遇到了所谓“季节性缺水”，眼前虽有自来水管，但还得拼着老命去古井挑水吃，这便是他们遇到的困难事、烦心事。基层政府官员看见了，是睁眼说瞎话卖关子讲困难，还是赶快立项目扩水池修水管，这是对“我为群众办实事”真假实践的直接检验。
而有些需求显然是共性的，有些问题是普遍性的，甚至是长期未能解决的民生历史遗留问题，这就需要通过不同的层级部门去统筹协调，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比如房价持续飙升、救命药尚未纳入医保、农民养老金水平仍然太低等等，需要省市或国家层面也一起“为群众办实事”，而不能只知道发文件耍嘴，向基层一推了之。
作为普通党员或老百姓，手中的资源非常有限，则我们应立足岗位去服务。如果你是民政局工作人员，有个老父亲反映自己的孩子外出打工客死他乡，但因无法支付高额停尸费导致不能魂归故里，你要怎么去做？你是说不归自己管，还是说自己无能为力？你选择了在核实情况后，及时向领导汇报协调，设法穷尽一切政策资源，根据特殊情况适当变通，这便是为群众办实事。这个助力“亡魂者回家”的工作人员真实存在，他就是浙江省平湖市民政局的周磊。
如果你是一名律师调解员，有个残疾人到法院大厅，反映3年前一起交通事故引发的诉讼纠纷，作为关联案件的被执行人，他哭喊着向西安市灞桥区法院申请再审，你要怎么去做？你是装作没有看见，还是只走个调解的形式？你选择了在核实情况后，并征得多方同意的前提下，与保险公司、第三人辨法析理，努力促成与该交通事故相关联案件的执行、申请再审、司法确认三个案件全部案结事了，这便是为群众办实事。这个助力“调一了三”的志愿调解员们真实存在，他们就是北京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的朱万利、焦克琳。
如果你是一名老师，眼见校园欺凌等事件层出不穷，有的学生留下了心理阴影，有的学生走上了人生歧途，鉴于传统的普法讲座效果有限，有人邀请你参加团陕西省委、省检察院正在发起一个“红领巾法学院”公益活动，你要怎么去做？你是推脱自己没有时间，还是只简单应付一下算了？你选择了详细了解情况，主动对接法律援助中心、中小学校，撰写普法情景短剧，资助师生们不断排演，鼓励学生们二次创作，以便法律知识入脑入心，这便是为群众办实事。这些助力“普法剧进校园”的老师们真实存在，他们就是陕西省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张麦昌、闫玉新、李志山、禄子文等老师。
为群众办实事最怕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容易导致“高级红低级黑”，并一次次消解组织权威。中省部门要瞄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关键环节“放大招”，不能像个“老太婆”只知道絮叨叨讲空头故事，普通党员要瞄准“王大爷、李姐姐、张同学”等具体人物的的“烦心事”“出一把力”，不能“拢起袖筒”“踮着脚尖”当看客。
我相信，只要有关部门和党员能够尽力做到“我为群众办实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保障，未来日子有盼头，公平正义能彰显，则“路上砍人”等社会暴力事件就会大幅减少，“躺平主义”等新兴词组就难以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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