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有一国，国有一水，号曰狂泉。国人饮此水，无不狂，唯国君穿井而汲，独得无恙。国人既病狂，反谓国主之不狂为狂，于是聚谋，共执国主，疗其狂疾，火艾针药,莫不毕具。国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水饮之，饮毕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众乃欢然。
——《宋书·袁粲传》
前段时间，《哈利·波特》系列作者J.K罗琳被网暴的事件又引起了全球书迷影迷的广泛讨论，因为罗琳发表跨性别者不算真正女性的相关言论，被政确群体大加挞伐，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胁。近两年，罗琳一直因为她在跨性别人士问题上的立场而饱受攻击，不仅是网络上各种批评谩骂，更有被《哈利·波特》粉丝平台开除作者籍，被《哈利·波特》电影的主演们批评，以及被《哈利·波特》20周年特辑节目《回到霍格沃茨》除名等等。
（J.K.罗琳称她收到的威胁信已经可以糊墙了）
了解罗琳过往言论的人都知道，除开她对跨性别问题上的言论，她在其他问题方面的态度可以说是标准的“当代欧美式进步主义者”，或者说“政治正确拥护者”，属于这几年我国互联网常说到的“白左”光谱，几年前还曾在网络上与右翼政客唇枪舌剑。本来这个光谱的群体主打的立场就是多元化和包容，然而在多元化和包容的大旗下，欧美这类群体这些年的言论立场实质上越来越走向极化趋势，越来越容不下任何不够“多元化”，不够“包容”的言论观点。类似罗琳这样的遭遇屡见不鲜。正所谓，你政治正确不够绝对，那就是绝对不政治正确。
当然，并不只是”白左“，”政治正确“这个群体的言论和思想在走向极化，移动互联网时代以来，网络上大到各种群体，小到各种小圈子的言论观点行为大都有极化的趋势。现实空间中，欧美等国的政治极化趋势也在愈演愈烈，通俗说就是民粹现象高涨，不论哪边的光谱。
不同群体和圈层之间广泛的极化趋势，导致当代公共舆论中共识机制的破碎，这几年经常出现的一个概念，也是笔者之前文章中讨论过的，“后真相时代”，就是对这样一种现状的概括。它指当代舆论和信息无孔不入的情况下，真相往往是滞后的，并且也已不再重要，客观事实的影响远不如不同群体的情感，价值观差异等带来的影响大。
当代共识机制如何破碎？
关于一个社会的共识机制如何形成这点，美国著名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有一个理论叫媒介进化论，这类早期媒介学者普遍借鉴了演化语言学对普遍语言和公共观念的论述，认为足够多的信息和足够多元的言论环境可以建立一个让社会群体能形成客观性的共识的机制，实现“媒介自净”的过程。
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模式是已经失效了，后真相时代，信息过载带来的信息传递改变了印刷术时代信息获取成本较高的匮乏状态，转向了一种过度丰沛。信息过载也导致了，个体对信息的收集越来越依赖于某种二次筛选和二次传播以及伴随的再创作来进行获取，从而受到转发节点，媒介创作者和算法的宰制。
由此，“后真相”消解了客观性并把经验世界重构成一种“被翻译”的媒介现实，而这种叙事随着话语节点和各受众群体的需求，将经验现实拆解成一种被价值化的话语成品，而这一套机制形成的话语空间和传播网络，也就构成了一整套的把现实消解重组并按照各种目的性进行编排的媒介生态。
共识机制的破碎背后，又是社会同化机制的破碎。共识的形成依赖于一种社会同化机制，简而言之就是在不同历史阶段，通过社会秩序强化一个人的社会身份认同，通过社会身份的交往体系以及其形成的言论公共领域，来形成一个关于妥协与规则的秩序性建构。
然而，在当代社会下个体的原子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的情况下，自我主义也越来越盛行，这种自我主义与其说是自我确证，不如说是建立在否定某种价值认同上去找回一种虚假的自我掌控感。这种个体性更多是作为社会同化机制的否定面出现，但本身也没有提供任何建构性东西。原秩序解体了，带来的是符号和身份认同的强化。
最后是认知客观性假设的破碎，当代公共信息场域随处可见的包含认知和价值观倾向的文化产品和叙事产品，让个人的主体认知能力不断丧失，过度依赖于信息网络，这导致我们在网络上随便就能看到比如，许多人在不断重复着在逻辑和学理上完全矛盾的价值观话语，各种赛博精神病人格，以及精神缝合怪充斥着互联网话语空间，这来自对于认同的非逻辑化，政治共情和交感巫术（各种模因，模仿和共情行为），以及在赛博空间中身份姿态的表演带来的仪式感和沉浸感。
群体认知模式为何越来越简单？
沉思录早期推荐过一本书《浅薄》，讲的是互联网时代人们的大脑认知功能何以呈现越来越简单化碎片化的趋势。其实这只是当代社会群体认识节俭趋势的一个表面现象。认识节俭性这一概念由我国学者徐英谨提出。人由于生存和实践行动的需求，本身在大量认知模式上是奉行简约主义和秩序化的，但是媒介技术时代，这种简约主义又有所不同。
认知节俭性类似于一种信息过载大背景下的认知疲态，由于信息茧房这个已经全面普及的概念，信息过载带来了庞大的认知负担和对人类秩序化和常态化的认识错位，由于价值观多元混杂、事件的繁杂面向、和不同来源的信息解读，并且这些不同语料存在广泛的内在矛盾和自在差异，这使得社会个体只能采取一种节俭思维模式来解决这种认知负担。
这就导致我们严重依赖于信任的媒介传播节点（包括KOL、媒体、平台）来降低信息接受成本，通过标签化分类来降低信息处理强度，通过价值观模块化和自我锚定来解决自己对价值认同不确定性的恐惧感（也就是现在经常说的给自己找精神社保），这导致我们看到的各种现象，比如概然性判断（概率预期认知）让位于极端事件强化，个体主动寻求建立自己的信息共同体强化自我认同感的稳定（抱团），判断和逻辑闭环让位于媒介叙事和共情公共仪式，等等。
概括来说，就是信息过载带来的信息处理成本过高，和个人认知依靠的逻辑和客观变得破碎，不稳定，导致人们面对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媒介体系时，理性和逻辑功能产生失能。而在公共政治上，这种现象使得审慎原则和公共审议的当代政治模式变得失效，用一种罗尔斯版本的康德主义解读，就是丧失了反思性理性能力，反思理性或者说批判理性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性普遍历史观的基础，公共反思理性的丧失，导致公共理性体系解体为一个个孤岛，破坏了共同社群重基础性认同。
这种庸俗的身份分化主义也取代了基本集体道德责任，每个人都执着于小圈子的道德共情，殉道者叙事以及圈层内的价值观强化，拒绝社会道德证成机制，而热衷于将外部负反馈视作深受他者迫害的神话，这种情况下，公共理性本身的可能性进路在互联网媒介时代已经被巧妙涉及的转发节点情绪劫持、议题制造和话语生产模式消解了。
群体内极化趋势如何自我加强？
下面我们说说群体和圈层内的极化趋势如何自我运作的，包括但不限于下面说到的几种：
消除内部异质性和极化加强
极化群体的产生土壤，是在当代多元文化背景下，自我主义不断强化的个体对于社会同化机制和人情共同体的否定性建构，这种自我—群体身份认同具备一种对他者的排斥和否定，尤其是对集体化的社会身份：学生/亲属/职业群体的否定。这种否定的积极性在于对个体性诉求的扩宽，但问题它没有实质性建构出任何东西，基于否定和内部强化构建的群体在代表性机制里面并不会趋向于中性观点或者哪怕是中位数，而是会形成迭代，自我分裂以及再重组，对内部不够极化的，复杂的分子，观点等进行免疫。
群体内中间知识的生产
中间知识本身是被包装和群体互动之间产生的文化中间体，类似的有小圈子的梗或者说二次创作。中间知识起到建立互动场域、亚文化身份认同以及形成集体协商机制和话语空间的作用（见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等），同时，这种机制的推手来自于文化粉丝经济学，或者说平台资本主义与话语生产机制的一种文化再生产共谋，这种共谋取代了早期亚文化群体本身的自治和圈地自萌倾向。
这种文化再生产共谋来自于两个需求，一个是对亚文化的文化资本赋权，这既让亚文化圈层得到公共承认的满足，又使文化资本实现了对亚文化圈层进行收编。这种收编又导致了在资本有意的助推下，亚文化圈层更有动力进行自我认知强化，分裂和重组，且更有能力在公共话语空间中放大自己的声音。
“假新闻”需求和媒体权力失控
西方传统学术认知中，舆论和公民自由的一个预设前提其实是公民共同体的稳定，这使得即使存在事实的不同面向，在共识机制下，能够制造相对合乎事实和具备可信度本身的事实以及规则与妥协，这个妥协同时兼顾者大多数人的意见加总，以及包含对少数群体的基本公共福利补偿，一种文化舆论领域的帕累托最优假设。
但“后真相”时代，共识机制破碎，本身不仅限于竞争性事实和假主动性选择的假新闻需求，对于极化群体的价值观内部强化需求来说，可信度本身变成最不重要的东西，甚至会有很多有意无意的对“假新闻”的需求。这导致了共识机制建构的基本妥协机制、公共原则性和还有秩序感的消退。
同时，后真相模式也削弱了媒体人职业群体对自身秩序和权力的约束和规范，媒体人共同体在初起除了对于新闻自由等公共诉求的自我保护，还有基本的相互约束。但是从传统媒体转型包办人到个体自媒体再到最后的融合媒体和平台媒体阶段，媒体权力变成了一种文化霸权，一种无法收约束的第四公权力，他们对大众宣扬着自己的精英话语和代表性操纵，对治理者展示着舆情和议题制造带来的现代性政治压力。
公共话语资源配置的争夺与内耗
极化群体内部在共同身份和价值认同的需求下，带来认知方式的趋同和脱节，脱节体现在对于严格认知推证闭环的拒斥，过度依赖于群体内包装的媒介叙事和中间知识，用来作为价值判断的参考性尺度和价值事实（普特南伦理学的概念，此处可以理解为被价值观包装后的基础叙事，比如XX具备什么价值事实就是渣男），在平台和商业价值驱动下，这些价值事实又会不断地增补和再生产，形成一种产业化现象。
其次，公共话语资源变成了整个极化群体圈地冲突中的必争之地，比如对各互联网社区的圈地。在公共空间中，极化的口语化宣言，对传统秩序忽视的空白进行极化诉求，并不断地裹挟和分裂内部的中间群体，压缩中间空间到最低。在当下，这种对公共话语资源的争夺往往确实可以引起主流治理秩序的冲击——回应。
当代媒介技术如何助推极化？
当下的互联网媒介对我们世界的人文知识进行了深刻的重构。90年代末对于赛博空间文化存在着广泛的浪漫化想象，无论是用户交互的多向度还是去中心化生态，都给了技术左翼思潮萌发的空间。新生的电子文化形式以及社会与组织结构带来了一种乐观主义想象。跨地域和跨专业以及共融性的超文本以及互联网集体智慧，甚至是公民科学似乎都是那个年代的畅想，我们确实也看到了传统存留于学术共同体的社会学批判、哲学思潮、基本的社科方法论以及经济学思维等等，通过互联网媒介移置到了当代大众文化和文化中间品生产中，这似乎本应该形成一种基于智力分享的集体性建构和社会总体改进，但当下群体极化的事实似乎又背离了这种乐观预期，琐碎的学科话语变成了互相借势的话语工具和武器，学科话语本身的公共传播是只是为了包装极化群体的常识性共识和自我证明的仪式材料。
鲍德里亚曾在《恶的透明性》一书中提出一种担忧，传统的艺术、文学、政治等独立的诸领域，在当代独立性被新的资本主义审美政治所消解，各领域独立的反思性力量和否定性力量被消解，这种担忧已然在当下上演，极化世界面临的是一种“外主体-生成”的资本主义景观和日常生活的重构，大量的人造物、商品、文化工业构成的统一化的资本主义审美世界，日常生活伴随着文化再生产的积累增殖策略，日常生活的交互规则彻底倒置了理性主体留存的可能，哪怕只是最初级的反思性能力和自我保存的世俗道德。这也是极化的社会关系背景，极化来自于统一化的资本主义景观消解内在矛盾的现实性需求。
媒介时代的认知复杂性包括信息总成和处理的复杂性，包含多元信息来源、二次化的信息既有解读，以及原型文本图表数据等工具的复杂性，这样亚政治或者群体极化时代的认识逻辑就成了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不断延伸，不断重构。算法工具使得材料—编码—再解码变成了数据—编码—意义，分发和编排在以前是针对编码的内容，但现在算法与平台创作的分发和编排本身就是个二次创作，制造中间知识和不断再生产的过程，算法造成的不同群体间的认知区隔和深度定制极端强化了群体极化的趋势，这构成了当代媒介的底层生态，也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机制。
传统秩序是依赖于社会系统形成基本框架性共识的，算法和群体极化直接挑战的是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底层逻辑，如果社会舆论系统继续自我分裂和互相极化 对后续行政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群体社会认同能力模式毫无疑问会产生严重削弱。
尾声
群体极化是现代社会系统的新风险，这早就超出了提出这个概念的芬奇（兴趣共同体与极化）当时的定义范围，在上一个媒介时代前，群体极化的风险始终受到最低限度的共同价值和政治的制约，而如今媒介技术时代的风险已经从虚拟渗透到真实世界，伴随着共识机制的丧失，公共话语中大量的无结论争议和无休止的孤立价值观冲突，和无架构的暴力内耗。
迈克尔林德把当代民粹行动的本质视作一种非建制行动的普遍化和约束机制的错位，除却这种从虚拟渗透到社会交互关系建构中的无休止象征暴力本身，这种生态也导致一种新社会神话——干净的认知资本主义的神话，仿佛资本主义现有框架和文化缝合是不需要讨论的，媒介技术是无害甚至于群体极化也是一种进步叙事的叠加。
文明诞生之初，人类都处于集体—中层认同—个体的认识过程中，当我们试图以天启预言的模式去抛弃这种张力，我们是走向彼岸还是从此岸滑向深渊，我想这可能是需要思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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