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平生第一次瞻仰位于新县城郊董店乡的高敬亭故居。
驻足于将军故居门前，不由得想起了初中时读过的何耀榜（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时鄂豫皖苏区仅次于高敬亭的二号人物，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师长、政委）撰写的回忆录《大别山上红旗飘》。面对这座群山相拥中的极其普通的豫南农家小院，行走、徘徊、浮想、沉思，脑海中极力想把眼前这一墙一瓦、一草一木同何耀榜笔下那个国民党怕得要命、经常坐着黑布台子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下级面前、让自己所有下属两股抖颤、心生恐惧的神秘人物对接起来……自这一刻起，笔者心中从此就有了“高敬亭情结”。之后至今十几年，凡涉及高将军生平事迹的一切文章、书籍，均倍感兴趣，用心研读，由是，在本人心目中，这位被称为大别山红色文化研究中“一座资源极为丰富的矿藏”的传奇人物，从传说和书卷中走进了现实，走进了我的读书生活……
高敬亭作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和新四军最具悲情色彩的悲剧人物，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他的功过是非和被杀之谜，官方民间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各种观点言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甚至针锋相对，彼此攻讦，而笔者总观各家之言，以为高敬亭一生备受热议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该不该杀？二是被谁所杀？
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高敬亭作为鄂豫皖苏区红军主要领导人之一，新四军初建时4个支队实力最强的支队司令员（一、二、三支队司令为陈毅、张鼎丞、张云逸，3人中，陈毅、张云逸在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大授衔时，分别为元帅和大将，张鼎丞因时在地方工作未授衔，但任职中组部代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而接任高敬亭四支队司令的徐海东，也位列开国十大将之一），其卓越功勋和重要地位至少有以下诸方面。
其一，领导地位显赫。1930年代初期，高敬亭先后任职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特区苏维埃主席、豫东南道委书记、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皖西北道委书记。
其二，三年游击战争中鄂豫皖苏区一号人物。在1932年、1934年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先后撤离鄂豫皖之后，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的大别山根据地的红色空白是由高敬亭予以填补的，在主力突围时他毫不知悉（实际上是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面对黑云压城的困难形势，他主动将星散于各地区的红军残部整合起来，重建红二十八军（前两个红二十八军均并入红二十五军）撑起了红军的大旗，成为鄂豫皖苏区的一号人物。换言之，或更直白地说：后来党史专家津津乐道并为大别山人引以为荣的“二十八年红旗不倒”的荣光，完全是因为高敬亭的存在，因为红二十八军的存在，没有高敬亭领导的三年游击战争，二十八年红旗不倒就无从说起。
其三，军事才能卓越。主力红军撤离大别山之后，国民党近二十万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疯狂围剿苏区，一时间，曾经的大别山红色根据地，乡村十室九空，万户萧疏，1000多老弱病残组成的二十八军，斗争条件空前恶劣，生存受到极限挑战。对此，高敬亭积多年战争经验，及时提出了“四打四不打”的战术方针，即“敌情明则打，地形有利则打，伤亡小则打，缴获多则打”，否则就不打。这个方针同朱毛红军在井冈山创立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6字游击战术的核心要素是高度契合，完全一致的。有人试图从16字方针在前，高的“四不打”在后，是高学习朱毛的角度来解释高的游击战方针的形成，此论谬误！井冈山、大别山相距千里，音讯不通，消息闭塞，高敬亭及二十八军指战员当时所处环境，遑论说交通传递，即使报纸也少有可能看到，退一万步讲，就算间或能看到一两张国民党报纸，但这种报纸能刊登朱毛红军的战略战术吗？唯一正确的解释只能是：在敌强我弱、生存第一的特殊环境下，杰出的人物总是善于审时度势，高瞻远瞩，这是他们军事指挥智慧和艺术的体现与结晶，是英雄所见略同！
其四，八省实力第一。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红二十八军从1934年底的1000余人的老弱病伤残，发展到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时的3100多人，成为南方八省游击队中唯一保留师、团建制、且实力最强的一支。
其五，开创国共合作先河。1937年7月，与党中央失联很长时间的高敬亭从偶然渠道获悉中央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后，敏感地意识到国内形势将会出现大的变化，为适应这一变化，他在没有得到任何指令的情况下，主动率先向国民党鄂豫皖边督办公署提出和平停战主张，并很快签订停战协议，这是南方八省十三支游击队伍中第一个同国民党签订合作协议的红军部队。
其六，首战日军。新四军初建时，是高敬亭的四支队在安徽蒋家河口同日军第六师团首先开战，以自己无一伤亡之代价，歼灭日人20余众，成为新四军组建后打响抗日第一枪的英雄部队，为此，蒋介石亲自发电“殊堪嘉慰”。
其七，最值钱的头颅。国民党蒋介石在当年剿杀共产党人时，常以重金悬赏通缉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如围剿井冈山时，对朱德、毛泽东的悬赏价格是10万大洋（长征时升为25万元），其他中共领导人5万、3万、2万不等，而对大别山的高敬亭出价则是10万赏金。
其八，对党忠诚。高敬亭出身穷苦农家，10岁丧母，20岁时父亲因儿子参加革命被国民党地方民团活活打死。所以，高在加入红军队伍后，对敌斗争特别坚决，作战特别勇敢，使敌人既恨又怕，视为大患。
……
勿需再罗列，仅此8余，作为坚定忠诚的革命者，红军早期的高级将领，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的标志性人物，尽管高敬亭自身因认识局限存在一些错误，但其绝对不该杀。其之被杀，对共产党方面，是误杀；对国民党方面，是必杀；对其本人，是冤杀。
第二个问题，关于高敬亭被杀的原因及责任。
1939年6月4日，高敬亭被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以“军长召见”为名诱捕并在安徽合肥青龙厂遭到连续3天批判斗争之后，于6月24日被叶挺警卫队亲自枪毙，时年32岁不到，而在枪决之前即23日傍晚，叶挺等收到了白崇禧转来蒋介石“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电令。
这段话释放了如下信息量：1．新四军军部向国民党当局写过请杀高敬亭的报告；2．蒋介石同意并亲自下令；3．叶挺主持行刑。由此可知，现场坐镇指挥杀高者是叶挺；写报告的新四军军部；而最后批准者是蒋介石。
然而，历史深处不忍细看，历史真相却必须要看！笔者虽不是高敬亭被杀事件研究者，但以个人兴趣角度，多年间在断断续续阅读了《叶挺传》、《项英传》、《邓子恢传》、李一氓（新四军秘书长）回忆录、《新四军四支队简史》（由新四军四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和高敬亭警卫员万海峰主编），及不少党史、军史研究者、爱好者的众多书籍文章之后，对80多年前的杀高事件有了以下粗浅认知：高敬亭被冤杀是国共两党敌我矛盾与中共党内、新四军内和四支队内部各种矛盾以及高自身性格缺陷等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
按照通行的说法，高敬亭是蒋介石假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叶挺之手杀掉的，这个观点从大道理上讲是没有疑义的。但对某一历史事件真相的探寻，有时不仅需要宏观的定性型结论，更需要拂去层层云遮雾盖，对前因后果深入剖析。
高敬亭被杀，首先缘于国共两大阵营的矛盾，这个世人皆知、勿庸赘言。两军对垒，你死我活，高作为国民党在大别山区的心腹大患、眼中之钉，当局早欲除之而后快，10万赏金未能得到的人头如今有人送上门来，况且来自中共阵营报请（叶挺、项英联名上报，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廖磊也罗织了七条罪状发往重庆），自是正中下怀，如获至宝，“枪刑照准”，焉能不快哉？
其次缘于中共内部各种错综复杂的历史矛盾。长征途中中共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是大背景。1939年高被处置之时，距离张国焘叛逃事件刚过去一年多时间，而两年前延安那场反张国焘路线斗争更是在中共和全军上下影响颇大。高作为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执政时成长起来的干部，曾位列鄂豫皖苏区十常委之一，特别是新近又发生了四方面军二号人物、西路军一号人物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后私自潜回老家武汉，并托人给二十八军高敬亭等带信，意欲联络鄂豫皖旧部，再图发展一事，这些因素叠加起来，自然就会集聚成为一种相当敏感的信息，不能不引发延安高层更多的联想空间。
第三，缘于新四军内部矛盾，即叶、项之争。叶挺因南昌起义后脱党10年，一直未重新入党，在党指挥枪的中共军队内，不是党员的叶军长，虽有一军之长之名，而无全军决策拍板之实，新四军实际上的决策者是军党委书记、政委、副军长项英。为此叶挺曾于1938年10月、1939年8月两度负气出走，离开新四军军部。而杀高之时，正是叶、项矛盾相对突凸的非常时期。当此之时，高屡次抗拒军部命令，挑战的是军长和副军长立威树信的底线，直接把新四军一、二把手全都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所以，杀高，即不是《项英传》和《新四军四支队简史》中说是叶的主责而与项无关，也不是《叶挺传》和有些当事人如陈毅等所言乃项负主责，而是军内矛盾对抗的产物。这种矛盾导致的部下被错杀不唯高敬亭一人，此前的1938年7月杀叶道志和徐长胜就是一例。叶道志原是红四方军师长，新四军建立时受中央派遣率陶勇、徐长胜、陈康等一批干部到新四军任职，因叶道志对被安排为副团长职务不满，和徐长胜（特务营参谋长）、陈康（补充营长）等从新四军出走意欲重返八路军老部队，结果被叶挺以“叛逃”之名杀掉，陈康侥幸脱险，后成为开国中将，陶勇亦授中将衔。而同样类似的情形，毛主席处理许世友、王建安（均开国上将）等离队事件，李先念、黄克诚处理钟伟（开国少将）离队事件，就是另一种方式，结果截然不同，这固然与叶挺多年职业军人生涯、没有在红军队伍尤其是中下层同指战员建立深厚感情有关，但在与项英相处中权威不被尊重，心情不畅的情愫是不应忽略的。而作为新四军事实上的一号人物项英，曾在1939年的3月2日、3月14日、4月21日、5月11日频频向延安发电要求处置高，并且在5月26日即高被抓前8天，以叶、项二人名义向重庆发电报：“拟请将高敬亭撤职，以示警诫！”
第四，缘于高敬亭自身性格弱点。高敬亭在三年游击战时虽然对敌斗争坚决，但同时执行“左”的路线也很坚决，他以肃反为名，错杀了数百名党和红军优秀干部，伤害了很多人，积怨甚众。同时，个人作风专断，政治视野不宽，拥兵自重，排斥中央派到四支队政工干部，对中央和军部多次要求四支队东进皖中的命令以各种理由拖延执行，特别是其间发生了高长期重用的亲信杨克志、曹玉福（第七团正副团长。四支队共辖4个团）东进途中突然叛投国民党事件，成为军长叶挺等捕高杀高的直接导火索。须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战场上抗命者尤为大忌！以上诸多原因，引起了上怒下怨，可以说，从一定角度，是高敬亭自己把自己置身于无声的四面楚歌之中了！如当时的中原局书记朱理就主动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处理高的问题；被高排斥的邓子恢、戴季英多次向延安反映高的专断独行问题，甚至包括詹化雨（28军手枪团长，开国少将）等高曾重用提拔的干部在批高时也带头揭发高的问题，等等，这些无一不成为高敬亭悲剧结局的促成因素，甚至是催化剂。
总之，高敬亭之杀是一大冤案，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各种主观客观、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一大悲剧，即是偶然，也属必然。性格决定命运。在高敬亭身上或许得到了浓墨重彩的体现。
最后要说的是，多年来有两个观点笔者断不可苟同，一是说杀高是延安批准的；二是送高到延安学习之说，即高被杀两个小时后中共中央让送其去延安学习的电报才到。愚以为第一种观点是居心叵测，目的是引脏水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达到污毛目的，否则，为什么至今未见延安批准杀高的电报公布于世？第二种说法有移花接木之嫌。“学习之说”大概缘于1945年七大时毛主席同周骏鸣（四支队九团团长，七大代表）的一段对话。毛主席说：那个大别山的高敬亭不杀头可不可以？送到延安学习就好了。但这是高被杀之后数年之事了，而且，同第一个问题一样，让高去延安学习的文字内容至今没有任何人见过片言只语。
至于多次听闻坊间一些人士关于“将军故居风水不好，三面环山，唯西北角断裂，不然，建国后至少大将以上”的戏言，则显系牵强附会，无稽之谈。而从历史背景和个人秉赋等诸方面深入研究，寻求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以信求史，以史为鉴，才是缅怀先烈的初心之举。
（作者系原信阳市委改革办主任，市委办公室一级调研员，河南省杂文学会执行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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