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生物学意义上还是从政治或者社会意义上,丧失自我更新或者革新能力就是走向死亡。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唐代永贞革新实际上是唐王朝地主阶级内部最后的“救亡图存”。王叔文这些人(“二王八司马”)代表了当时中下层地主阶级的利益,间接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但力量对比太悬殊,唐王朝的“利益藩篱”已经足够牢固。在人民群众还没有起来之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等到人民起来,只能是王仙芝、黄巢农民起义那种形式了),单靠几个脱离人民群众甚至脱离自己的阶层的文人以及他们的小集团是无法动摇这种利益固化的。即使有唐顺宗的支持(且不说这种支持存在沟通渠道不畅的问题,也不可能坚决)也无济于事。结果还搭上了这位唐顺宗。
表面上看,是藩镇、宦官联合绞杀了这场唐版的“百日维新”,但实质上是唐王朝的统治集团丧失了自我革新的能力。即使这样,永贞革新的一些政策(哪怕是一些浅层面的举措)仍然为唐王朝起到了续命的作用。
到甘露之变已经不再是严肃、有原则的政治斗争了,而变成了统治集团上层单纯的争权夺利。客观的后果是加强了宦官的权势,为唐王朝的覆灭埋下了伏笔。但倘若李训等人侥幸得手,也必然会和郑注有一番厮杀。到那时,权力中枢的平衡被打破,唐王朝的下场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说不定死的更快。
从永贞革新到甘露之变,30年间,历史的窗口彻底关闭了——唐王朝统治集团特别是最高统治集团的腐朽从头到脚直至骨头里,无可救药,完全丧失了自我净化和更新能力,只能被历史和人民无情地抛弃。即使有武宗这样的君主,从整个王朝来看也是回光返照罢了。
需要说明的是,剥削阶级及其统治集团严格说来肯定是没有主动的自我革新意愿和能力的。但在人民群众的压力和推动下,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被动的实现“革新”的。但唐王朝错过了永贞革新这个历史窗口,接下来就只能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等待死亡了,再挣扎也无济于事。这是剥削阶级、私有社会难以避免的事情。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因其在现代生产中的地位,是历史上最大公无私的政治力量,因而肩负伟大光荣的历史使命,具有无比光辉灿烂的前程。在总结党的历史,强调自我革命这个宝贵经验并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今天,认真总结、反思唐代从永贞革新到甘露之变这段历史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文/宋新滨,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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