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来电，看号码是我54年前插队时的农村小伙伴，如今他也是60好几的人了。我赶快接听——“老朱哥，你离开俺那里的时候，你签名送给我留着纪念的、那个写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笔记本，叫孩子看见了，在上边乱画给撕掉了。现在离开老家在县城里住了，几次搬家，那个撕坏了的笔记本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很着急。想了好多个日子了，你能再给我写一下吧。人家都说，现在写书法的很难求，不写也没事。”
我听后，随即很爽快地答应了他。“那太好了！还是写那个句子，最好、最好是你还写上“知识青年”和咱那个大队名，行不行？”从他的话音里，我听得出来，他很高兴。他接着又说到：“写大写小都行，你看着办吧。”
这是去年腊月的一个电话，却勾起了我50多年前的回忆——打来电话的农村小伙伴，曾经入伍当过解放军战士，复员后就在家务农——我们曾在一张蓆上睡觉……曾在月下的场园里摔跤……曾在他家里吃鸡肉的“面夹子”（水饺）……曾吃他家新摊的热煎饼和豆腐炖粉皮，至今余香在口。在我们分手的时候，我送给了他一个笔记本……现在，还经常吃到他寄来的松莪和煎饼。
我姓朱，也巧，我插队的那个生产队叫“朱家坡大队”。于是乎，我就像回到自己的老家一样，社员们常说，“一笔难写俩‘朱’字”。他的父亲是当时的大队干部，一位贫农老共产党员，满身洋溢着沂蒙山老区忠厚诚实坚忍的作风。
六尺横幅对开的书法，年前寄去，现已装裱好悬挂在他的家中。（朱树松·2022年3月7日草）
（朱树松·红歌会网专栏作者·为红歌会网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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