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写这篇文章，首先是想给大家打打气。抗疫战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大家都很疲劳，尤其是医务人员和防疫干部们，他们真的辛苦，先向他们致以最真诚的感谢。不过抗议这场战争马上就要见到“转折点”了，只是具体像哪里转折我也说不好，先给大家分析一下给种情况吧。
最好的情况就是病毒自然衰弱，就跟二十年代美国大流感（又名西班牙大流感）一样，基本也是在第三个年头衰减成普通流感，只要打了疫苗，致死率和重症率大大降低。这种情况是最好的情况，说明全人类都熬过去了，但是新冠疫情比较邪性，现在全球化程度也远远比美国大流感流行的时候要高得多，所以科学家们都在判断奥密克戎之后新冠还有更新的变异，“三年为期”这个美好的期盼，有可能实现，但也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如果新冠病毒没有如人类所愿，按时衰弱，那么东西方的抗疫模式就要见真章了。准确的说是“中国VS全世界”——非洲、印度、拉美这些地区我们就不比了，没有什么意义，单跟欧美比一比。我在《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最大的敌人在哪里？》这篇文章中说过，现在唯独有一定动员力的就是中国了。全民防疫就是最低级的动员形式。为什么说低级呢，因为只需要动员起医务工作者、志愿者、基层干部、物流运输专业人士就行了。而对其余的居民要求，就是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动——我发明了一个词叫做“被动动员”。
但是就连这种最低级的动员模式，欧美这些发达国家都做不到——讲自由嘛，讲权利嘛，人人躺平。但是他们没有出现想象中的医疗大崩溃，原因有两点：第一，搞社会达尔文模式，弱肉强食，私立医院直接关门不接诊了，老人和体弱多病的人自己被“淘汰”吧；第二，全民接种疫苗，其实也是社达模式的一个变种，你们各凭本事，对抗病毒。
西方的疫苗跟咱们的疫苗不一样，中国的疫苗充分考虑了我国国情，是配合全民防疫的重要措施。而西方根本就没有全民防疫，只能在疫苗上面加码，只能不断刺激国民的T细胞。所以西方的疫苗比我们的“劲”特别大，副作用也大。不过必须要提一句，这里还是呼吁大家积极打疫苗的，真的有用，主要我们的疫苗跟西方的确实不一样。
现在西方国家已经普遍开始动员打第四针了，更有学者分析第五针、第六针也必须考虑了。这样一来西方人的T细胞也有点“力不从心”了，欧美不少科学家已经在担心，如此高频率的注射“劲大”的疫苗，会引发人体T细胞的衰竭，比如哈佛大学已经有相关的研究来审视辉瑞的第四针疫苗，可能引发某些人免疫系统损伤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是动员医务人员和抗疫工作者，欧美人是动员自己的T细胞，这就看谁先撑不住了。不得不说我们参加抗疫的人员是真的累，而且这个疫情老是反复，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这种情况下人就容易有些想“开摆”的情绪。这里我呼吁，给予参与抗疫的医护、警察、基层干部、志愿者、物流保障人员以足够的待遇和奖励，支撑他们渡过这个难关。咱们鼓舞士气，撑到欧美人T细胞先衰竭，到时候我们的主动权就完全不一样了。
同时，必须立场坚定地反驳“放开”“与病毒共存”的言论，我们是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但凡口子一开有什么混乱局面大家想象得出来，看看下面这条评论就说得很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咬紧牙关，撑过防疫最后一道关口。为什么说撑到欧美人动员不起T细胞来了，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呢？因为欧美人全面放开、牺牲人命群体免疫的底气，在于经济，在于全球化。欧美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疫情的出现停滞了全球化进程，让欧美的经济利益受损，所以他们宁可拥抱病毒，也希望保留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收益。
病毒传播的路径是跟全球化高度相关的，所以在现在中国成为全世界抗疫最后的净土之前提下，最先容易“破口”的就是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个“破口”是双重意义上的：第一，对外交流更密切，更容易接触到输入性传播；第二，因为经济非常依赖国际贸易、金融，所以更希望与病毒“共存”，开放防疫措施，赶紧继续跟国际接轨。
所以很明显，这次香港没有什么心理压力，果断躺平了，林郑自己很爽快的都承认了——这是国际金融资本的意志。内地要求“与病毒共存”的声音也很明显，大家可以仔细甄别一下发声的群体，看看是不是都是从全球化中获益的那部分。
这主要还是经济基础决定的，《我不是药神》里一句经典台词：最大的病是穷病。这话现在再来思考一下再恰当不过了：说明在疫情的影响下，不但世界发生了割裂，中国内部也产生了裂痕。长三角和珠三角高度依赖于国际经济、金融、进出口，三年的积极防疫确实让本地经济很难受，也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某些本土市民布尔乔亚阶层的“精致生活”，从而引发了怨言；而对于没怎么吃到全球化红利的内部省市来说，封城半个月彻底控制疫情，就是最优的选择。看这次河北沧州，十几个确诊的时候就果断封城了——几年前为了环保，全市的工厂该关都关了，现在封一下有啥影响呢？
这里不是再说谁对谁错，而是分析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在网络上对于封不封城、放不放开、共不共存的讨论，都是由不同经济基础、不同阶级身份的人发出的不同声音。那么就必须审视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的利益何在呢？我前文已经分析了：不惜一切代价消灭疫情，坚决不能像西方一样躺平防疫，这就是我的态度与立场，相信也是绝大多数人的态度与立场。
我下面说的这个不是严谨的学术问题，也不是全面类比，但是可以帮助大家理解问题——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把抗疫模式也分成了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
前现代模式就是一切现代性停摆，回到前现代社会：城市封城、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场停市场……大家先待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先把病毒熬过去再说。
后现代模式就是欧美那种：“与病毒共存”，得不得病不要紧，要自由，要爽，要那种feel，病死也比生活停摆要好。费拉时代嘛，精致的小资生活受影响比得病还难受。还有各种跟疫情相关的“行为艺术”：比如新冠party、舔马桶盖、感染赌局等等，后现代的气息呼之欲出。
现代性就是精准防疫。按理说精准防疫是最好的模式，又控制住了病毒，又不会影响到了正常的生产生活。上海是中国工业化最早、经济最发达、开放程度最高、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城市，所以上海是中国现代性最强的城市，这点大家都是公认的。所以上海是最有实力去搞“精准防疫”的：因为精准防疫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这背后都是钱；还需要对城市生活与传染病传播方方面面都非常了解的专家、学者，以及非常细致入微的规划和预案，这些必须是经济发达且人才储备雄厚的地区才搞得出来的。
“精准防控”如果做得好了，疫情控制住了，经济不受影响，居民生活如常，是一个三赢的局面，这就是为什么曾经上海的“精准防控”曾经获得了相当多的赞美。但是，如果没那么“精准”了，哪怕只有一丢丢不“精准”，马上疫情就会失控，跟欧美那种后现代防疫模式没什么区别了。这根源就在于现代性的脆弱。
现代性为什么是“脆弱”的，我在《理性主义的溃败，是全人类注定的未来么？》这篇文章里用了一万多字来分析。简而言之就是，越精密的仪器，维护成本就越高；仪器一个小小的零件坏了，整个机器都不能用了。就跟苏联的计划经济一样，那些委员会的专家教授们，讲究“用数学治理国家”，他们以为自己能算准经济的方方面面，事实上他们能算准大多数方面，但是但凡有点地方算不准，整个计划经济体系都运行不畅了。
有一本书叫做《反脆弱》，这是一位新保守主义者写的，全书讲的都是现代性有多么脆弱，而且越复杂的理性有机体就越脆弱。大家没必要去看那本书，听我总结一下就行了，毕竟那是一本“反动”的书籍，宣扬新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可不稳定么，它们一点都不脆弱：封建庄园主，多稳定啊，天灾军团入侵了他都能种地自给自足；传统宗教，多稳定啊，脑控信徒买赎罪券，谁不信了把谁烧死。
不过这个作者的观点有一点是对的：理性主义在后现代解构下，被“降维打击”了；所以作者认为想要避免这种脆弱性，就先回到保守主义，自动降维，用魔法打败魔法，就像上面那篇文章中提到的封建田园男拳对后现代田园女拳一样。精准防疫也是一个道理，只要一环出差错，全盘受挫。所以给上海的选择要么就是拥抱前现代，让整个城市停摆，先把疫情控制住。要么就是像香港一样，拥抱盎撒，不管你p民的死活，群体免疫就完事了。目前来看是没有中间路线了，必须要二选一。
山高县有一个理论：香港是盎撒在中国建立的“南首都”，是国际金融和新自由主义进攻中国的桥头堡。而上海从地理意义上，“北首都”到“南首都”的正中点，所以是两股势力拉扯的交点。建州跟盎撒有什么py交易，都会把地点选在“中点”，大家看看各种在上海召开的国际会议、签署的国际协议，就明白了。
所以防疫模式上，就能明显看到上海模式中“拉扯”之感。如今普通上海市民也呼唤赶紧控制住疫情，不然总是反复，也没个预期或准信，还不如长痛换短痛，彻底解决算了。现在中央督导组也去上海了，这就不需要我们再说什么了，相信中央的领导和专家们很快会结合上海的现状与目前疫情的趋势，找到最合适的防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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