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罗曼蒂克早该消亡
16年国内有一部电影，叫《罗曼蒂克消亡史》，主要讲的是旧上海从民国到日军入侵这段时间，上海上流社会人物的家庭生活，社会关系，冲突斗争的故事。葛优的角色原型是杜月笙，倪大虹的角色原型是黄金荣。片名很有意思，罗曼蒂克，这帮上流人物的生活，在荧幕上看起来确实很罗曼蒂克。影片开头，葛优的角色说，自己是为了上海好，然后让手下把原型是工人运动领袖，烈士汪寿华的角色给活埋了。
那时候的上海到底好不好？只要你不是杜月笙他们这个阶层的人，肯定不会觉得好，但在这二十多年来流行的“民国热”中，旧上海的确成为了一种“优雅浪漫格调”的“民国风”的代表。影片最后，葛优回国过海关安检，在安检士兵的命令下摘掉了帽子。关于这个剧情的寓意，有人说这代表罗曼蒂克的最终消亡 ，这点导演在采访中没有太明确的表示（也可能是我没有找到），但他明确说了这片子是反战，“战争的荒谬，战争的毫无价值，战争的残酷与可笑”。
一些老读者可能了解笔者对文艺电影的态度。说实话，像《罗曼蒂克消亡史》这种片子，从电影艺术手法表现上在国内确实算比较有水平，但这对于我这种人来说，这种电影除了成为一个观察和批判的样本，并没有其他价值。把一个烈士弄成一个猥琐角色，然后拿抗日这个历史表现反战，本身就很好的反应了我国很多文化从业者那种暗戳戳的心思。战争有侵略的战争和反侵略的战争，有革命的战争和反革命的战争，“战争毫无价值”之类的话术里面显然并没有区分这些主体。
当然了，讲反战肯定比讲投降有理要好点。抗战开始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就是想继续维持以旧上海上流社会为代表的那批人的罗曼蒂克，为此不断鼓吹日本不可战胜，抗日损失过大，不如和日本人“共存共荣”。这可能也是暗黑版本的“反战”。然而日本法西斯就是要搞侵略，搞屠杀和毁灭，根本不给你共存共荣的机会。
解放后，从旧中国残续过来的“罗曼蒂克”阶层们虽然经过两白一黑，三反五反等等，在经济层面上虽然消失了很久，但在意识形态上却并没有消失。前段时间沉思录作者双瞳发过一篇文《殖人，精英与媒体权力》，文章内容涉及的一个背景是，早在五十年代，美国“传播学之父”施拉姆的理论就开始在国内高校学术圈生根发芽，而更适合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传播学创始人斯迈思，在70年代初来中国访问之后却没有激起多少水花。
斯迈思对我国高校里的相关学者指出，我国当时遵循的媒体技术发展道路仍然是西化的，西方主导的，而在斯迈思看来，这种技术本身是有意识形态属性的。然而当时我国的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技术是中立的”，就算是西方的技术，也可以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斯迈思最终未能说服我国的专家，要知道这还是在文革期间。
果不其然，80年代后，我国的传媒学术，理论，工具方法等，实际上是按照施拉姆而不是斯迈思的方向迅速建立了起来。在《殖人，精英与媒体权力》这篇文章中，读者也可以看到至今仍然在我国传媒界有相当影响力的南方系的诞生与施拉姆那种千丝万缕的关系。
从这一点看，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改开之后，河殇思维和自由化很快就成为知识分子中一种主流的思维，一方面是因为，一些人就像那些认为“技术是中立的”的学者们一样，毫无警惕之心和思辨意识形态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东西的根基从来也没有消失，在一些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存在着，苏联同样如此。
不管是我国还是苏联，在结束革命之后，在社科的各个领域从实际上来说始终没有建立起不同于西方的体系，在马克思各领域的理论范畴外，社会主义国家们培养的社科人才始终还是很大程度上依托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学术体系。我国尤其如此，建国时我国一穷二白，绝大部分人还是文盲，仅有的那些学术精英是不能不被留在高校里发挥作用的，而且头几十年重头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和军工的建设，是没有多少资源去另起炉灶建立独立的社科系统。
这就导致尽管是在文革期间，对于西方理论的引进也是有需求的，而在改开之后更是迅速由西方资本主义语境范式下的社科系统填补了生态位。这也让很多知识分子，学者等等，终其一生也没法跳脱西方范式的藩篱，自觉或不自觉的被打上了西方中心的思想钢印。
历史的包袱
这种学术体系上的依附是一种历史包袱，而且在当下仍然在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这段时间的上海和深圳，同样时间开始的疫情，同样是以经济为重心的一线城市，起初深圳面临的压力还远大过上海，然而现实是深圳迅速解决问题，上海却是前期各种人士高谈阔论或者鼓吹共存，很大程度上导致上海错过了早期解决问题的机会，后期防疫无力，基层秩序混乱，暴露了严重问题。
有很多网友提到，前期高谈阔论的人士中，有代表性的大多都出自上海某所高校，这些人被网友们称为某某系。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是不对的，这所高校也出过不少三观很正的学者。不过对于这所高校最有代表性的传媒系，结合我们前面讲过的我国传媒学发展历程和当代传媒从业者状况，有了解的读者应该会有所感想。这的的确确是上海和深圳这两个城市的重大差别之一。
深圳是一个没多少历史的城市，虽然经济发达，但在高校，医疗等资源上却连不少二线城市都不如。深圳最好的大学，深圳大学，在影响力上和某高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往不好了说这是没有历史底蕴，缺少积累，但往好了说，这是没有历史包袱。虽然深圳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少问题上搞资本主义过了头，被人病诟，但没什么历史底蕴的深圳，确实也很难像上海一样，在抗疫这么重大的节点上，有这样一个舆论影响力巨大的精英和利益体联合阶层跳出来，造成这么大的反向作用。而深圳经济的主体组成部分之一，各种制造业老板应该是这两年里最清楚如果疫情无法控制，将会对工业生产造成什么样影响的群体。
毕竟，一些人士可以动用各种力量宣传新冠不如流感，但就算是隔壁越南的工人，也没法在反复感染新冠的情况下上工。
在我国高校体系中，这种历史包袱遗留的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可以说，有着西方中心主义思想钢印的一批人，在当下仍然是一种相当程度上的“主流”。从高校体系衍生出来的，传媒，文化等领域自然也如此。
公知的全盛时代
上一次我国公共决策被精英和利益体联合阶层鼓动舆论造成重大影响，应该是2011年的温州动车事件。一起无关高铁建设本身的，普通动车罕见事故，被当时的南方系，微博公知，以及各种私有化鼓吹者通过造谣，煽动等等扭曲成为了高铁速度不顾人命，从而置疑高铁建设，以及掀起鼓吹铁路私有化的浪潮，影响深远。
那个时代，也是南方系和公知群体在互联网上如日中天的时代。当时微博上的公知是真的会公开畅想推墙之后，由他们建立政府然后怎么分配职位的问题。还有12年左右互联网记忆的键政圈网友应该会记得，当时维基解密曝光了一批美国相关部门对中国知识分子特殊经费的名单，当时的众多著名公知都出现在了这个名单上，后来这个名单在国内网络上基本消失了。以至于到了今天，竟然还有人不相信国内网络上会有境外IP活跃这种事。
在温州动车事件之前，2010年的时候，网络上有一篇“钓鱼神文”，虚构了一个叫“张拾迈”的“中科院教授”，声称这位教授发表过一篇“《高铁――悄悄开启群发性地质灾害的魔盒》”的文章，并在文章中提到了“夏尔谢夫力”等虚构的地质学理论。钓鱼文的本意是用虚构的有明显漏洞的谣言钓出无脑相信和转发的人，然后进行打脸。然而作者本人也想不到，这篇文章被广泛传播，让很多网民和媒体信以为真，尤其在温州动车事件之后更被疯传，并成为一些媒体批评高铁建设的引用依据。
当然，这也不算离谱，比较离谱的是，我的一位朋友，当时在国内TOP2某工程领域的学科就读，在课堂上他们的一位老师竟然也讲起了夏尔谢夫力，讲建设高铁的危害。
显然，这在当年不会是个例。毕竟各种大学里老师上课不好好讲课各种段子飞起的事情，每年网友们都能贡献一大堆。一个TOP2某工程领域的讲师是科盲吗？显然不会是，但为什么还会轻易相信这种虚构的东西并还试图灌输给学生？
这种情况其实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很常见。在当代学科越分越细的情况下，在某个领域具有专业素养，不代表他会时刻用通用的科学和逻辑，学术思维去审视自身专业领域以外的观点和思想，在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上的思维模型其实并没有比普通人高明多少，反而会因为自身的优势感和某方面的思想钢印固执的认为自身的想法就是对的。更不用说我国学术体系中本来就存在着很多“理论翻译机”了。
专家学者是如此，很多高学历，但并不搞学术研究的精英就更是如此了。看到西方的某概念，某数据，先信了再说。在网络争论中，一般喜欢用不相关领域的学历来给自己观点背书的人，往往多数都是这种人。尤其在当年那个大家还不太习惯什么事都在网上刨根寻底的时代，各种“知识分子”平常没事满嘴跑火车的例子比比皆是。
像这轮围绕上海疫情和清零共存的争论也是如此，什么人套几个词都能出来大谈共存是”讲科学“，不是真正干疾控这行，但挂个医生名头讲两句某些人爱听的“新冠不可怕”的就能成为良心，真正扒文献，理数据，讲逻辑的网友，和真正搞疾控，公卫，病毒的专家的言论，以及期刊上全球相关专家的真正态度，反而传播不广。
“一粒沙”与“一座山”的二象性
当年动车事件中，公知们惯用的舆论手法到今天其实也仍然没过时。比如，动车出了事故，他们告诉你这是个体头上的“一座山”，呼吁“中国停下来等等你的人民”，但完全不提动车事故前两天发生了一起死亡人数更严重的公路客运事故，因为他们怕你知道，比起在我国极为罕见的铁路事故，重大客运货运事故才是常态，而且再怎么管理防范，从概率上也很难完全避免发生。
而铁路里程和速度越提升，客运货运事故概率越会降低。在媒体和公知的叙事中，这次罕见的动车事故是一座山，压在了每个中国人的头上，而每年都会出现的客运货运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则变成了一粒沙，仿佛微不足道。他们给出的方法就是停建高铁，铁路私有。而各国铁路私有化之后的乱象，他们更是完全不会提。
这就是公知话语体系中“一粒沙”与“一座山”的二象性。什么时候是“一粒沙”，什么时候是“一座山”，在他们这里并不关乎事实，只关乎利益。
回顾新冠疫情初期到现今的中文网络舆论场，我们也可以发现，疫情初期，为了把疫情归结到中国的“制度失败”上，有些人说“满地的无主手机”，说新冠死亡是“落在个体头上的一座山”，说“灾难不是死了多少人，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多少次”。而中国成功控制疫情，欧美开始群体免疫大规模感染和死亡之后，感染和死亡这件事又变成了“一粒沙”，反而中国严格的抗疫制度又成了阻碍他们追求自由的“一座山”。
如今，上海因为前期对疫情的轻视，造成必须严格封控的状态，又在上海各方面的混乱下导致了普通人生活的困难。这些人又开始颠倒因果，把普通上海人目前面临的困境说成是因为“抗疫”，开始渲染“抗疫次生灾害”，开始渲染个体悲剧，抗疫又变成了他们嘴里的“一座山”，而我国这两年的抗疫成果，奥密克戎以来诸多城市的成功经验，目前各国仍高居不下的感染直接死亡比例，以及因为疫情全面失控导致的超额死亡数量，以及中国如果疫情全面扩散会造成的可怕后果，在他们的眼里又变成了“一粒沙”，不值一提。
抗疫最终还是为了人民的生命，当然不能因为抗疫工作而无视普通人生活困境，但显然也不能因为出现了困境就去否定抗疫本身的作用。这两者并不冲突。按我国其他城市的成功经验，上海本可以在很大程度避免发展到目前的地步。事情做的不好，当然是要努力补救，而不是顺势摆烂。就算是欧美，现在也出现了回过头来加大隔离和治疗力度的迹象。
可以肯定，如果中国真的承受不住压力，放弃抗疫，导致疫情全面扩散，到时候根据我国人口基数和发展现况会造成的海量死亡以及严重的社会冲击，疫情必然又会变成这些人嘴里的“一座山”，疫情初期诸如“新冠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新冠产生于中国祸害全世界”之类的言论必然又会被重新扣回来。他们必然不会记得是谁曾经攻击抗疫，鼓吹新冠无害。当然，历史必然会铭记谁才是该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人。
公知时代远没有过去
要强调的是，我们前面说的“公知语境”并不是说持这些话术的人就都是典型意义上的“公知群体”。“公知语境”，我可以大概概括为这样一种思维和话术体系。本质上仍然是西方中心论，依附论，社会主义原罪论。在公共舆论中经常标榜自身的“常识”，“良知”，“悲天悯人”，以此站在舆论道德高点，试图把一切公共问题上升为国家与个体的对立，上升为国家的根本问题（这里的国家单指我国）。喜欢煽动公众情绪，玩弄各种概念，信息和数据。
“温州动车”事件时如日中天的典型公知群体在网络声量上已经衰落，但自媒体大发展以来，“公知语境”仍然是国内网络中一种影响力很大的话术和思维体系。
比如20年新冠疫情初期，这类语境的煽动情绪性文字比比皆是。比如最近这两天，围绕上海目前的困境，朋友圈中出现了一些阅读量百万级的文章，从头到尾都是极力渲染因为抗疫和封城出现的“个体悲剧”，情绪极具煽动性，而且明显的试图颠倒因果，把个体悲剧归结到抗疫本身而不是上海各方面出现的问题，完全无视其他城市的成功，无视国内众多大城市都没有因为抗疫出现上海这种情况的事实。而策划这些文字的人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知。
早期的公知，很多人都是有直接的利益链，要么直接拿钱或者润了，要么以为自己能拿钱或润了，要么以为变天了自己能一飞冲天。而当下，“公知语境”的盛行更多的是后现代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自媒体时代流量和算法中心下的逐利产物。
这十年来，尤其16年之后，早期典型公知群体在网络上的声量和影响力确实在不断衰落。一方面，这源于移动互联网时代发展多年之后，随着年轻一代崛起，普通人在打破精英对信息的垄断上越来越有力，一方面因为16年以来以特朗普上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局势变化和我国自身实力的提升，一方面因为我国宣传口在经营网络舆论和意识形态塑造上，终于稍微有一些成果。然而，从前那些台面上蹦哒的公知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部分，“公知思维”和产生“公知思维”的土壤仍然顽固的存在着。
我们可以从群众和阶层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从群众角度看，一方面，唯物史观这些年随着年轻网友崛起变得越来越普及，但对于我国庞大基础，而网络阅历又参差不齐，代际差异巨大的网民来说，时刻保持唯物史观的网民仍然规模不大，门槛也高。而中国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还没有得到很好满足，普通人住房，教育，劳动权益等等压力仍然巨大，且面临的国际形势异常复杂。
民众对矛盾和困难的不满，比起唯物史观的反直觉反流量，通过熟练使用“公知语境”的媒体和自媒体发挥后，自然很容易达到最大化的流量传播效果。平心而论，虽然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这并不是可取的思维方法，但如果真能对解决问题有益，多少起到社会监督的效果，这就不是坏事。只要不是抱着逐利或恶意目的，总是在可控范围的。
然而，我们从阶层角度来看，“公知思维”的危害就不那么乐观了。直白的说，虽然那批曾经如日中天，能对中国舆论造成重大影响的老公知们已经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在我国的高校和学术体系中，在各种“知识精英”，“民间智库”中，在我国媒体平台和文化影视娱乐生产机器中，在对外经济交流的各个窗口中，被打上“西方中心”和“依附论”，“社会主义原罪论”的深刻思想钢印的人仍然大量占据其中，并且很多都处在关键位置上，他们平常并不会像以前的公知那样处在舆论中心，但处于社会事件重大节点中，就可能会发生远超普通人的反向作用。
其实这很好理解，传统公知在网络上失势也就是这几年，他们背后代表的那个阶层在没有经历社会层面的洗牌的情况下，自然远没到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就算是这几年，从贸易战以来到疫情后，社会大众也已经一再领教了这些人的能量，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公知，但他们就是公知的母体。
而且普通人要清楚一点，这些人无论如何何再怎么打着“良知”，“悲天悯人“的话术包装自己，本质上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跟普通人就完全不是一个利益阶层的人。
比如鼓吹放开共存，像西方看齐，有些人可以拍拍屁股跑到欧美享受高端私人医疗，普通中国人面对恐怖的医疗挤兑怎么办？要知道目前，像加拿大这么地广人稀的发达国家，在医护人员反复感染，医疗严重挤兑的情况下，指望公立医疗的人做个小手术都要排出十个月的队，韩国目前已经公开放弃对60岁以上确诊患者的重点救治，更不用说我国大部分地方了。
尾声
所有问题，终究还是要回到建设我们自己的体系，发展自己的道路上来。“公知”的土壤，河殇一代，“依附论”的一代终将退场，但如果没有自己的体系，那新的依附理论终究又会出现。而比起经济建设，思想学术和文化建设某种程度上来说更为艰难。而这，又需要我们对内对外持续不断的消灭产生不公平，产生阶层差异的基础。道阻且长。
建设自己的体系，并不是说要排斥与西方进行交流，吸收他们先进有益的部分，而是这种交流是对等的，是公平的，是没有中心论和依附心理的。
我们要的，是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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