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都看过1936年出品的美国喜剧电影《摩登时代》，在这部由世界著名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编剧、导演并主演的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卓别林饰演的工厂装配线上的工人查理，他的工作是给机器拧螺丝，然而机器运转的速度越来越快，他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跟上工厂主给机器制定的运转速度，最后他被卷入了旋转的齿轮之中。这部电影讽刺的就是“效率至上论”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 温斯洛.泰勒。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1856年—1915年），美国著名管理学家、经济学家，被后世称为“科学管理之父”，其代表作为《科学管理原理》。他认为，实施科学管理的目的是提高生产效率，而只有用科学化、标准化的管理替代传统的经验管理，才是实现最高工作效率的手段。为了发挥每个人最高的效率，必须确定操作规程和动作规范，确定劳动时间定额，完善科学的操作方法。他主张实行计件工资，对超额劳动给于超额报酬。
由泰勒等人主张的“效率主义”（也称“效率至上论”），是产生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病态的价值观，其本质特征是视效率为一个社会或组织的最重要的价值标准，并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必须服从这一价值标准。效率主义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理论却带来了许多严重的弊端和危害。之后，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美国学者彼得·德鲁克（1909年—2005年）等人，在20世纪九十年代提出了“新现代泰罗主义”，他们认为泰勒的“科学管理方法”是“非人性化”的，管理学的目标应当是对科学、效率的追求和对人性的追求，二者不可偏废。
然而，泰勒等人主张的“效率主义”却对我国发生了很大影响。几十年前，“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曾经风靡全国，但后来却成了“效率至上”的代名词。这些年来，效率主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严重的弊端和危害。
一是重视效率和产值，却忽视人的需要和人的价值。
效率主义把人视为“资源”而非“主体”，用“投入产出比”衡量一切行为价值。例如，在职场中搞“时间管理颗粒化”，要求员工精确到分钟规划工作，导致员工注意力长期紧绷，失去自发思考的时间。美国耶鲁大学的实验表明，持续的高效压力会抑制大脑前额叶的创造性功能，使人陷入机械重复状态。
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在《韧性时代》一书中指出：“效率至上论”一开始就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这个矛盾把科学管理原则应用于工业生产过程，形成了空前的奴役。虽然效率提高，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生产出更多产品，但会带来需要的工人更少，从而导致失业人群增加。工人越来越少，工资就越来越低，于是制造商就陷入“四面楚歌”的状态：一边是制造商积压了大量库存，另一边却是零售商店门可罗雀，这就造成了“消费赤字”。“消费赤字”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内需不足”。
几十年前，我国积极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的管理方法”，重视效率和产值，却轻视了人的需要和人的价值，没有认识到人的价值远高于物的价值，人的需要才是生产的目的。结果权力单纯追求GDP与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一拍即合”，不仅造成严重的盲目投资与产能产品过剩，而且严重损害了广大劳动者的利益。
二是重视效率和产值，却忽视社会公平，从而导致社会两极分化。
经济与社会发展，必须做到效率与公平并重，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当效率与公平发生矛盾时，必须以公平为主同时兼顾效率。而我们却在分配上长期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结果导致社会急剧两极分化。
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90年我国社会的基尼系数是0.280，2000年上升到0.458，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成为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调查，从2003年至2019年这17年，我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始终在4.62（2015年）以上，其中2005年至2010年这6年均在4.8以上，最高的年份（2008年）高达4.91。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
据媒体披露，在2015年，中国最富有的10%的人群占全部财产的比重为67.4% ，最富有的1%的人群占全部财产的比重为29.6%，而底层50%的人群占有的全部财产只有6.4%。
三是重视效率和产值，却忽视人的健康与安全，导致职业病和生产事故频发。
不少企业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侵害了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如实行996工作法等叫员工长期加班，通过算法让骑手疲于奔命。美国哈佛医学院的研究表明，长期压缩睡眠时间“高效工作”的人群，十年后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200%。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因过度劳累导致的抑郁症发病率十年增长40%。
不少企业为减少生产成本还随意降低劳动保护标准等，从而导致职业病和矿难事故频发，严重威胁到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例如，2005年2月14日，辽宁省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孙家湾煤矿海州立井发生一起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214人死亡，30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4968.9万元。
2008年9月8日，山西省襄汾新塔矿业有限公司新塔矿区980平硐尾矿库发生重大溃坝事故。事故导致泄容量达26.8万立方米，过泥面积覆盖30.2公顷，严重影响下游500米范围内的矿区办公楼、集贸市场及部分民宅。此次事故造成277人死亡、4人失踪、3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高达9619.2万元。
据国家应急管理部披露，2002年是我国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最多的年份，全年死亡约14万人。
四是盲目追求效率和GDP，却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从而导致我国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和资源的巨大浪费。
追求效率最大化，会导致资源透支和生态危机。前些年，由于盲目追求效率和GDP，大搞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对水、土地、矿产、森林等资源滥用滥占滥采滥伐，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由于严重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致使我国环境污染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许多江河湖泊污水横流，蓝藻大暴发，甚至舟楫难行，沿江沿湖居民饮水发生困难；许多城市雾霾蔽日，空气混浊，城市居民呼吸道疾病急剧上升。
例如，1989年2月，淮河流域发生第一次重大污染事故，100万人饮用水发生危机；1994年7月，淮河下游又发生特大污染事故，安徽、江苏150万人饮水困难。
2006年，由于重化工业扩张的势头不减，污染物上升趋势难以遏制，全年主要污染物排放：二氧化硫2588万吨、氮氧化物1523万吨、化学需氧量1428万吨、氨氮141万吨，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2013年我国平均霾日36天，为1961年以来最多的一年。仅1月就出现4次大范围雾、霾天气过程，涉及全国30个省区市，影响范围、持续时间、强度均历史少见，其中1月的北京仅5天不是雾霾天，雾霾日数为1954年以来同期最多。
2014年我国出现13场大范围持续性霾过程，其中2月20至26日，中东部大部持续霾天气，覆盖207万平方公里，涉及11省区。京津冀地区过程平均PM2.5浓度为183.7微克/立方米，日平均浓度最大值达255.5微克/立方米。
2015年又遭遇11场大范围持续性霾过程。其中11月6至8日东北出现霾天气，哈尔滨PM2.5小时峰值浓度接近1000微克/立方米，长春、沈阳等地更是超过1000微克/立方米。而按我国空气质量标准，24小时平均浓度小于75微克/立方米为达标。
这些情况大家都记忆犹新。
五是盲目追求效率、GDP，却忽视产品质量，造成质量差的产品非常普遍。
不仅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绝，建筑行业房倒屋塌路陷桥垮等事情也时常发生，就连文艺作品粗制滥造的现象也极为普遍。如影视作品，现在一年生产电影数百部、电视剧数百部上万集，其中不少都不能公开上映和播出，质量上佳的就更是寥寥无几了。
六是盲目追求效率和GDP，严重抑制创新活动和创新能力。
国外研究表明，效率主义追求眼前利益会降低创新能力。如某科技巨头2022年为提高经济效率进行裁员，导致专利数量下降37%。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发现，强制要求科研人员提交 “阶段性成果”的实验室，重大的突破反而低于允许“浪费”时间的对照组。
当单位过于追求效率，一旦员工迅速完成任务后，领导就会不断提出新的需求，结果导致员工缺乏深入思考和创新的空间，创新能力下降。
这些年，许多地区和单位盲目追求效率和GDP，实际上发展的是低质生产力，使我国制造业长期在中低端徘徊，看起来GDP增加不少，但许多都是用工人血汗换来的。尤其是在科技领域，取得的重大成果屈指可数，我国至今获得的唯一一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其成果还是在被某些人认为是“低效率”的毛泽东时代取得的。
此外，盲目追求效率，对培养创新型人才也很不利。这些年学校为追求学习的高效，把孩子们训练成一切向标准答案看齐的解题高手，却整天没有一点时间去关心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结果培养出大批高分低能缺乏创造性思维和创新精神的人。
学校为了追求升学率，不喜欢偏科的学生，但是不少科学大师却是在偏科生中产生的。例如，爱因斯坦学生时代在理科方面的表现极为突出，根据诺贝尔官方公布的成绩单，他在代数、几何、物理、投影几何等科目中均获得了满分6分（当时的最高分）。这些成绩充分体现了他在数学和物理领域的卓越天赋。相比之下，爱因斯坦在文科方面的表现较为一般。他的德语语言文学和意大利语语言文学成绩为5分，而法语语言文学更是只有3分（不及格）。这表明他在语言类科目上存在明显的短板。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学生，如果放到现在中国，光看考分是考不上大学的。
综上所述，“效率至上”不是生命，而是要命。我们必须更新发展理念，让效率回归服务人性的工具属性，而不是违反人性、统治生活的暴君。毕竟，人类文明的伟大突破，往往诞生于那些“低效”的沉思时刻；历史的车轮，从来都是由人民大众来推动的。
【文/阿华，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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