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事的时候，正赶上文革最“火爆”的年代，两派的斗争如火如荼，十分激烈。
依稀记得，奶奶带我上街买东西，正赶上大游行。我很清楚地看到，打头的卡车上站满了人，手里握着当年杀鬼子的大刀、长矛之类的兵器，一个个虎目圆睁，气势汹汹。紧随其后的是长龙般的队伍，打着标语，举着彩旗，口号声震耳欲聋。
记得当时奶奶很害怕，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我分明感到她的身体在颤抖，而且很强烈。
她一边吃力地迈动着两只裹了足的小脚，一边声音颤抖着说：“可吓死人了，快往家走！”
记得后来两派发生了武斗，据说还动了真家伙。我上学的时候，武斗已经停止了，大喇叭里整天喊：要文斗，不由武斗。
当时年龄小，除了玩什么也不知道。喇叭里喊的这些东西，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从事了宣传工作以后，我专门查阅了许多资料，才知道文化大革命当中，两派斗争不断升级，在某些人的错误引导下，开始了所谓的“文攻武卫”。
资料显示，毛主席发现这种情况后，立即作出批示：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专门致信周恩来总理，说：游街、戴高帽、打花脸、坐喷气式等都不允许。对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置。
毛主席在信中说：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
说到这里，我似乎有些印象，当年真看到过有人戴着用纸糊的帽子游街，又高又尖，上面还写着字。在大街上，也看到过批斗人的，那是用两辆卡车的车厢拼成的主席台，有人跪在上面，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台上发言的人情绪激动时，忍不住上前踢上两脚。现在回想起来，挨批的应该是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吧。
说实在的，当时看着他们真的挺可怜的。
文革后，这些人翻身得了解放，有的身居要职；有的成了专家教授；有的成了“发家致富”的带头人。当然，忘了初心，贪污腐化的也不乏其人。
还有一种人，我觉得尤为可恨。不得志的时候，整天装可怜，总是唯唯诺诺的样子。翻身以后，脸变得比翻书都快，马上飞扬跋扈起来，谁要敢对他们的工作提点意见，立刻就会被扣上“左棍”、“文革余孽”、“红卫兵”等大帽子，比当年他们游街时戴的帽子不知要高多少。
现在，老百姓怀念毛主席，他们恼羞成怒，说毛主席犯了错误，迫害了成千上万的“好干部”。
当然， 这些所谓的“好干部”究竟好在了哪里，我不得而知。但是，毛主席对他们的仁慈，我却有所耳闻。
1967年，毛主席在浙江视察时对参加过武斗的人员再次提出批评：“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搞喷气式、抄家、戴高帽子、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
可见，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反修防修，提倡百家争鸣，用大字报、大辩论来触及人的灵魂。
当然，这种内乱的局面，毛主席是始料未及的，也是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并没有把这些被“打倒”的干部当成敌人，而是要通过“大辩论”来转变他们的思想，并且对其采取了很多的保护措施。
那个时候，我的父母都在一个大型的纺织厂工作，家属院很大，有学校、医院、浴室、副食店等福利设施，就像个小社会一样。
我们的学校很大，一排排崭新的砖瓦房，明窗净几，从外面看着十分气派。可是，里面的桌椅并不充足，据说是没钱买。这样一来，有的教室只好用砖垒砌成整齐的台子，学生上学要自己带个小板凳，趴在台子上写字。
这种情况持续了没多久，学校便拉来了很多带着油漆味的桌椅，分配到各个教室。当时我们都很高兴，从此再不用上下学抱着个很累赘的小板凳了。
从这点小事或许可以看出，虽然那个时候很乱，但经济还是有发展的。
我上学的时候，学校的秩序很正常，没有传说的那么糟糕。那个时候，学校有“军宣队”，后来又换成了“工宣队”，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其实我们这些小屁孩根本就不知道。现在想起来，应该是维持教学秩序的。
当然，学校也开批斗会。记得有个姓王的女老师，被高年级的同学扭着胳膊站到操场上，然后有几个老师先后上台念批判稿，接着有人领着喊口号。
可是，那个老师似乎也不在意，会后有说有笑的，就像个没事人。当然，有的人也躲着她，大概是怕受牵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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