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明明知道吴宓是他得以进入清华学堂国学研究院成为导师的唯一推荐人，为何却从不敢公开加以承认，却听任所谓的梁启超推荐说肆意流传而大获意外名利，客观上达到了他对梁启超的打压和不满。没有任何学历和学位的陈寅恪，决不是倚靠当时并不存在又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所谓“寥寥数百字有价值”的论文而进入清华学堂国学研究院的。事实上，这一结果在本质上是拼爹和拼关系的双重作用的结果！
此事之本末本来正如吴宓所说的“费尽气力”。
1925年2月13日这一天，根据《吴宓日记》记载：“与Y.S.及P.C.谈寅恪事，已允。”Y.S.即曹云祥，P.C.即彭春。
2月15日则是“事有变化，议薪未决”。
2月16日则事再次找曹云祥“谈寅恪事”，这次果然就OK了。
为了聘请陈寅恪，他连续三天和校长谈此事。此情此义，感人至深。作为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他推荐的意义在于他的留学海外经历，使人相信陈寅恪的西学水平。吴宓在美国一见陈寅恪就“惊其博学”，作为同学的他，推荐在情理之中。
——相比之下，当时的汤用彤也是留学哈佛大学、也是学术精英、而且具有完整的学位和学历，论成果并不比陈寅恪少，论学问更不比其差，就没有如此高的待遇和如此难得的机会了！
因为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汤用彤实在拼不过陈寅恪的爹、乃至于他爹的爹！
“拼爹”的时代原来早在清末民初时代就已经很盛行了！其实，“拼爹”本质上还是魏晋时代门阀制度和贵族作风的延续。所谓“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这样的话；显然，这个故事的最初放料人（根据我的调查就是陈寅恪本人）吃准了梁启超不会站出来揭穿！好在梁启超很快就故去了，几乎没再遇到揭底的人。而真正的办理人吴宓即使知道真相也必将沉默不语。因为吴宓在清华大学的职位都丢了，他被赶出了清华大学，而留下来的却是陈寅恪。大家看看《吴宓日记》1928-1929年的真实记载，吴、陈二人的关系当时已经十分紧张。如果不是凭借《吴宓日记》，我们几乎无法得知真相！梁启超和陈寅恪一家三代有来往，如无陈寅恪祖父的大力提拔，梁启超不可能成为时务学堂总教习，选他背锅，理所当然。
根据《吴宓日记》的真实记载，聘请陈寅恪来清华国学院工作几乎是他一人之力。具体经过陈述如下：
1925 年2月12日，清华研究院筹备委员会成立，制定了相关章程，决定先开国学门一科。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又称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是清华大学为大学毕业和有一定国学根柢者专设的学术研究机构。清华国学研究院自筹建之日起，便委托有关人士自国内外网罗寻求国学界德高望重的学术泰斗来担任研究院导师。“导师”是当时中华民国上个世界二、三十年代在清华学堂教职中一个特殊的称谓，这使它有别于其他一般的教授。按照现在大陆高等学府的教授级别，大致相当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或资深讲座教授。
将“清华学堂国学研究院导师”称之为“教授中的教授”则是言过其实，由此又可见这一称号的鼓吹者陈粉们的无耻和无知！
同年2月13日，吴宓即向校长曹云祥和教务长张彭春提出聘请陈寅恪担任研究院导师。因为张彭春也是留美博士，认识陈寅恪，对陈氏有直观印象，所以当即同意。读《吴宓日记》记载，得知陈寅恪就聘清华国学研究院一事，校方最初曾有迟疑。原因有二：原因之一是他没有正式的硕士、博士文凭。原因之二是因为他不具有学历学位，规定的工资级别无法与之对应。
2月16日，吴宓为此再次和校长曹云祥协商，最终解决了全部问题，实时发电聘请。
同年3月，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正式签署聘书，聘请陈寅恪回国，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起出任国学研究院教授。
1925年4月27日，吴宓接陈寅恪来信。材料来源见1925年4月27日《吴宓日记》，该文如下：陈寅恪复信来：“（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惑。难哉！又，同年8月14日，吴宓再接陈寅恪来信。材料来源见1925年8月14日《吴宓日记》，该文如下：陈寅恪有函来：“购书殊多且难。”
吴宓，陈寅恪的友人。生于1894年，卒于1978年。原名玉衡，后改宓，字雨僧。陕西泾阳人。1916年，他毕业于清华学校。然后他留学美国。1921年，他回国后先后任国立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教授、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主任、清华大学教授等。1941年，他成为教育部首批部聘教授。1949年以后，他任西南师范学院教授。这里来信中的“多购书”，是指陈氏要购买的大量西文的有关东方学研究专著和研究刊物，有些书印数少，当时还不容易购买到，所以“购书多且难”之谓也。这里的“家务”是指陈氏父亲当时生病，需要照顾。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记载：“归后以父病请假一年。”实际上，他并未如此长时间在家照顾病人，因为他从马塞启航为1925年12月18日，返回国内就已经是1926年1月底前后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一书虽然也使用了这一启航时间，但是没有意识到旅途需要的大致时间，因此也说陈氏归国“时间不详”。
同年6月25日，吴宓接到陈寅恪来信。材料来源见1925年6月25日《吴宓日记》，该文如下：
晨接陈寅恪函：“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
这里的“明春到校”是因为陈氏父亲生病，他需要在家照顾，休假一段时间，并非有些人所谓的“休假一年”，计划1926年春季开学时报到。
1925年9月1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正式成立。9月14日正式开学。而陈寅恪真正动身回国则是1925年12月18日。材料来源见1925年11月9日《吴宓日记》，全文如下：
陈寅恪函：“十二月十八日由马塞起程。”
马塞，法国港口，原名Marseille。是法国最大的港口。当时来往中国的船只全要从这里启航。原定1925年12月18日从马塞启航，则陈氏到达中国南京或广州港口所需要时间至少是一个半月，即他可能是1926年1月底前后才返回国内。前面所引蒋天枢主张，“归后以父病请假一年”之说，实际上，他并未如此长时间在家照顾病人。他1926年7月7日正式到达北京到任，因此过去各书所谓的陈氏在家休假一年照顾病父之说，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这个休假的时间只是短短不到半年而已。
1926年7月，陈寅恪正式到北京清华学堂国学研究院上课，根据《清华周刊》第351期的记载，陈寅恪讲授的范围是：
年历学。
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
摩尼教经典回纥译文之研究。
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
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
好一幅天下学问我最牛逼的架势！实际上，这五门课程不要说同时开设，就是其中一门也不是大学四年或研究院二年就可以完成的。这五个同时开设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陈氏课程，足见陈寅恪当时所开课程已经十分做好了给别人下马威的准备。但是，正是因为它缺乏完整而严格的大学本科、研究生的系统教育，以至于他在开课时也完全没有意识到大学和研究生教育系统需要其完整性和规范性的规范要求！而不是如此表现个人秀！
桑兵在《陳寅恪的西學》一文中居然继续为陈寅恪的肤浅和无知，继续吸肛舔痔，让人欲呕吐，（见桑兵《陳寅恪的西學》，《文史哲》，2011年第6期，52-67頁。）进而我高度怀疑这样的罔顾事实、歪曲造假的文章居然出自浙江大学资深教授之手？！真是痴人说梦。想当然耳！据我们对陈寅恪学术论文和上述五门课程的对应关系的研究和考察，当时的陈寅恪根本无法驾驭上述任何一们学科的正常讲述！举例来说，年历学，需要讲课教师具有古代数学、古代天文学、古代史料学、铜器断代学、古文字学的精湛了解！而西周年代学更是年历学研究的核心和关键所在！陈寅恪只是在书信中表达了对希周历法的看法，并且明确他自己“平生不能读先秦之书”、“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且还集中在对日本学者新城新藏的历法学著作的理解和学习上。那么，他的这门研究生课程又将怎么讲呢？
这就是吴宓亲自经办的从1925年2月13日到1926年7月7日聘请陈寅恪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就任全部经过。自始至终，和梁启超没有任何直接和间接的推荐关系。但是，在《吴宓日记》没有对外公开的年代里，陈寅恪本人及其弟子们却四处放料了这么一个故事，即：梁启超推荐陈寅恪。实际上，梁启超的学术著作众多，而当时陈寅恪根本就没有发表过“寥寥数百字”的论文，真不知道如此羞辱梁启超的传言是怎么说得出口？！
如有任何指教，请来信[email protected]
【文/刘正，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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