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空袭以色列之内政启示
——“战胜于朝廷”不是“大一统”的充要条件
陈俊杰
面对以色列不断升级的武力挑衅，伊朗终于在2024年10月1日对以色列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空袭，但伊朗高层的强硬派、温和派与中间派的外交路线之争不可能因此而尘埃落定，伊朗要在外交路线上“战胜于朝廷”还为时尚早。
此次伊朗空袭以色列不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哈以战争会否由此而外溢为第三次世界大战？2024年4月13日至14日，伊朗首次从本土对以色列发射了185架无人机、110枚地对地导弹与36枚巡航导弹12。此次以色列再次成功拦截了大部分导弹，但这次袭击的范围更广、更严重。此次导弹袭击不仅创造了两个令人瞩目的世界纪录：一是刷新了冷战以来人类单次发射导弹数量的新高，二是成功突破了以色列部署的、世界上最为密集的防空导弹系统。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已做好了充分的防空准备，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的导弹（包括弹道导弹与巡航导弹）仍有80%成功击中了目标。此外，部分导弹还瞄准了加沙地带，摧毁了大量以色列军队的坦克，进一步加剧了以色列的困境。面对伊朗的强势打击，以色列军方回应称将选择时机展示其精准且出其不意的攻击能力，但这一回应显然缺乏底气。伊朗在发动这次袭击前，事先通报了美国与俄罗斯。这一举动无疑让美国有机会将情报传递给以色列。据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到美国的情报后，第一时间带着内阁成员逃离了特拉维夫，躲进了耶路撒冷的地堡中。这一举动从侧面反映了伊朗打击计划的严密与力度的强大。毕竟，这次袭击是由伊朗革命卫队亲自操刀，经过了长达四个月的精心准备。从现场公布的视频来看，伊朗这次的打击效果极为显著。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在面对伊朗的导弹时显得不堪一击，几乎没有任何作用。这充分证明了伊朗在导弹技术方面的强大实力，也再次彰显了其在中东的战略地位。铁穹防空系统此前一直以拦截火箭弹而闻名，但在面对伊朗的导弹时却显得力不从心。这不禁让人对铁穹的真实性能产生质疑。毕竟，在导弹面前，铁穹就像是一个脆弱的纸老虎，不堪一击。伊朗为何突然打击以色列？在世界的东方，中东的局势一直以来都备受瞩目。伊朗此次空袭以色列的终极原因是以色列地面进攻黎巴嫩，触动了伊朗对“中东抵抗之弧”早已一目了然的地缘政治“大一统”的战略利益。黎巴嫩在伊朗的中东战略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们是伊朗的左膀右臂，为伊朗在中东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一旦以色列地面占领黎巴嫩真主党，就彻底掐死了伊朗在中东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从战略角度上看，伊朗必须采取行动来维护其在中东的利益。以色列的步步紧逼让伊朗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如果伊朗不采取行动，其战略利益就会受到严重损害。西方列强当然会认为伊朗的行动是鲁莽与不负责任的，但以色列的反应则显得相对克制。以色列军方表示将选择何时展示其精准且出其不意的攻击能力，但并未立即对报复伊朗。这主要是因为以色列在战略上处于劣势地位，难以承受与伊朗全面开战的后果。但伊朗进一步展示了其强硬与决心，比如关闭了德黑兰机场，此举得到了胡赛武装、哈马斯与真主党的支持与欢呼，也重塑了其在中东的带头大哥形象。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伊朗曾因为软弱与退缩而失去了一些盟友与支持者的信任。但这次行动让伊朗重新找回了自信与尊严，也巩固了其在中东的地位与影响力。伊朗此次对以色列的大规模导弹袭击，无疑是对那些质疑其决心与实力的声音最有力的回应。四百枚导弹如同雷霆万钧，不仅彰显了伊朗在中东的军事实力，更重塑了其在哈马斯、真主党、胡赛武装等广大中东人民心目中的领导地位。这一行动向全世界宣告，伊朗依然是中东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具备有效打击以色列乃至引爆世界大战的能力。
回顾2024年的伊朗总统大选，六名总统候选人中有五位是保守派、一位是改革派。在第一轮选举中，代表保守派的贾利利与代表改革派的佩泽希齐扬胜出。为什么伊朗的政治人物要用强硬派、保守派、改革派来称呼？其实伊朗有非常多的党派，例如其本届议会有八个党派。其中，有五个党派属于原则主义派，也就是保守派，有二百多个议席。另有三个党派属于改革派，有二十多个个议席。多数情况下，伊朗的保守派的影响力强于改革派。与其他国家比较，伊朗的保守派是执政党而改革派是反对党。这一次总统大选后伊朗的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地位互换了：第一，伊朗保守派被西方列强视为强硬派，但伊朗的选民们普遍认为其保守派的内部又可分出三个部分，即强硬保守派、传统保守派与温和保守派。例如，鲁哈尼主张务实的政治经济政策，与各国都保持较良好的关系，避免或减少美西方列强的制裁，通过温和的方式，实现保守派的宗教理想。伊朗的强硬派与传统派更加宗教化，只是程度不同。强硬派最保守，倡导保护霍梅尼时代伊朗革命的意识形态，要求忠于伊朗最高领袖的领导，坚定支持宗教在国家法律与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他们反对西方列强的世俗化与价值观及其相关的生活习惯，强调国家主权独立，反对西方列强干涉其内政。他们在外交政策上更加强硬，不怕与西方列强冲突。第二，伊朗改革派主张对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全面改革，赞成对严格的宗教规定有所放松，例如前段时间的头巾问题。改革派希望政府给予更多的宽容，不要逮捕拒绝戴头巾的妇女。改革派认为，伊朗国内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必须软化针对西方列强的强硬立场、恢复伊朗核谈判以争取欧美国家解除对伊朗的各种经济制裁。这位担任过心脏外科医生的改革派领导人表示，2016年伊核协议重启，在涪陵区解除制裁后通货膨胀率从约40%下降到个位数，但他认为是伊朗违反了伊核协议导致美国恢复制裁使得国内的通胀重新飙升。同时，佩泽希齐扬计划加大力度引进外国投资，以实现8%的经济增长目标。
伊朗会否因为此次空袭以色列而任由其政府高层的强硬派外交路线“战胜于朝廷”？被我们的教育部列入中学语文教材的《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里有这么一段话：“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该文出自《战国策》，而该书的反儒家立场似乎未能坚持到这段话中。“战胜于朝廷”意指国内修明政治，不必用军事力量就能使敌国畏服。“战胜于朝廷”并不容易，因为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高傲的鬼”，以至于“鬼使神差”我们像魔鬼一样走极端而不自知。人如果遵从内心，大概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说的俗一点儿就是希望被别人看得起，再俗一点儿，就是活得有点儿“脸”，孔圣人讲的“人不知而不愠”则属更高的一个层次了。怎么才能活得有点儿“脸”呢？记住这五个字“战胜于朝廷”！你就是你自己的“朝廷”。别人的事儿，你说了不算，难道把自己唯一说了算的事儿也拱手让人吗？《战国策》显然是要通过此问倡导统治者广泛听取不同意见，而统治者听取不同意见的前提是有自知之明。至于齐威王的政绩，“战胜于朝廷”后“齐国大治”的具体经过虽属文中应有之义，却并非作者命意的焦点所在，故仅仅一表而过。这一主题思想显然是《战国策》的作者总结了封建社会初期统治阶级在政权的得失方面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结论，该文值得肯定的地方正在于此。该文本身固然对齐威王君臣不无美化之处，但也反映了作者对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寄以希望，所以这才用齐威王与邹忌作为纳谏与敢言的典型人物并把他们理想化了，这是该文用浪漫主义表现方法的思想基础。这种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前一半是“虚处实写”，后一半是“实处虚写”，根本不是法家的风格。齐威王从不理朝政到励精图治而奠定“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在东方的强大地位是史实，其接纳忠言而改恶从善也是有历史依据的，但齐国最终以官办稷下学宫为标志倒向儒家而败于法家主导的秦国也是史实。邹忌在齐国尚未在“百家争鸣”中“选边站”之际对齐威王敢于直言进谏当然是在情理之中的，但邹忌本身是否对他作为一个美男子果真如此沾沾自喜而最后又如此虚怀若谷地从妻、妾、客的重重谄媚阿谀的包围圈里钻了出来且敢于现身说法去规劝齐威王？该文的后一半写齐威王的纳谏经过，不是实有其事就是有相似的事实作为依据。但作者却把它过分夸大了。齐威王的为人即使再差劲也不可能一无是处，以致意见堆成山，使谏者“门庭若市”，一年后即使他改恶迁善也不能一下子就达到圣贤的地步而让谏者“虽欲言，无可进者”。可见这不过是作者用高度概括与极度夸张的手法，肯定纳谏改过的好处无穷，让封建统治者意识到这样做的优越性与有效后果，同时也表达了作者理想化了的君主该是个什么样子。至于齐威王的政绩，作者并不想从正面详加描述；只要把一个统治者从谏如流的态度与方式淋漓尽致地写出，这就达到了塑造理想人物描写理想事件的目的。
毋庸讳言，伊朗总统从来就像伊朗精神领袖的提线木偶，即便伊朗总统来自强硬派也挡不住伊朗精神领袖坚持温和的内政外交。第一，伊朗国内的政治局势越来越复杂，温和派与强硬派的分歧越来越公开化；第二，伊朗总统鲁哈尼代表的是温和派，而伊朗的精神领袖则代表着强硬派；第三，两个派别在政策主张越来越分化，由于美国的制裁，强硬派在伊朗国内的影响力逐步上升；第四，鲁哈尼作为温和派领导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与政策方向而不得不打压强硬派；第五，温和派倾向于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而强硬派则主张对抗美国；第六，伊核协议的签署本就是温和派推动的结果，美国撕毁协议后，温和派在伊朗的地位受到威胁；第七，强硬派以宗教领袖哈梅内伊为代表，主张与美国抗争到底，而这一点与鲁哈尼的温和立场相冲突；第八，在美国制裁与国内压力下，温和派受到挑战，强硬派因此获得更多支持；第九，鲁哈尼作为温和派领袖，为了应对国内外的压力，不得不采取措施限制强硬派的势力；第十，伊朗政权的稳定性受到内讧与外部压力的威胁，鲁哈尼的打压行动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毋庸置疑，伊朗现任总统佩泽希齐扬长期坚持伊朗改革派阵营的温和政治观点，认为应改善同包括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关系并将解除西方列强对伊制裁放在首要地位。伊朗的安全权力集中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其正式成员有十二名，除了总统、议长、司法总监之外，还有三名内阁成员，三名军方代表与最高领袖任命的两名代表，还有计划与预算组织主席，其中只有外交部长、内政部长、情报与安全部长是总统任命的内阁成员。军队在伊朗权力体系里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伊朗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是最高领袖。伊朗总统有权提名内阁，但内阁名单要经过议会表决，而且外交部、国防部、内政部、情报与安全部与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在这些关键部长的任命上要征得最高领袖的同意。所以，伊朗总统是受到很多制约，能真正决定伊朗国家战略决策与部署的只有最高领袖，而最高领袖是由专家委员会选举产生。莱希的总统权力一度很大是因为曾被当成哈梅内伊接班人培养，尤其是被伊朗专家委员会多数委员支持；莱希跟革命卫队关系不错，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里有足够大的话语权；莱希当总统之前当过司法总监这样的实权职位，比较有手腕，人望也够高。佩泽希齐扬则被革命卫队排斥，“中东抵抗之弧”诸国的强硬外交路线更不会因此而受损。他此前一直是在医疗体系里混，没有当过实权职位，最高当过伊朗议会第一副议长，没当过议长，也没进过“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不管在政界还是军界都缺乏足够的人脉。美国也不会配合他，现在美国驴象两党都为了大选而没空理他。美国民主党主张跟伊朗恢复核谈判并疏远俄罗斯，美国共和党则敌视伊朗而对俄罗斯并没有那么敌视。驴象两党轮流执政，前者重点敌视俄罗斯而后者重点敌视伊朗，直至美国同时跟中俄伊三国交恶。普京也曾亲美，不断被美国玩弄了才翻脸的。奥巴马任期里跟伊朗达成伊核协议，但特朗普撕毁了伊核协议，苏莱曼尼被“定点清除”后莱希上台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驴象两党在中东外交政策上南辕北辙，只要两党轮流执政就会不断对伊朗翻烧饼，把伊朗耍得团团转而不断糟蹋其亲美派。中俄伊这种地区大国与西方列强打交道，随时都要面对林冲上梁山之前王伦与其他头领之争那种不确定性。佩泽希齐扬曾在哈塔米内阁中担任卫生部部长，而哈塔米领导的改革派主张政治与社会自由化，在外交方面亲美。本次竞选期间佩泽希齐扬得到哈塔米与鲁哈尼这样的温和保守派的支持，所以即使佩泽希齐扬属于保守派也是鲁哈尼这样的温和保守派。佩泽希齐扬曾认为“苏莱曼尼是美国鼻子上的一根汗毛”，引发伊朗舆论对其广泛批评，但佩泽希齐扬还是当选了，可见伊朗民间亲美能量还是很强的。受美国极端制裁的影响，伊朗货币贬值、通胀严重、失业率高企，佩泽希齐扬提出与保守派截然不同的施政计划，所以伊朗民众对改革派产生更高期待。佩泽希齐扬像鲁哈尼一样主张经济自由化，在竞选期间承诺改善与西方列强的关系、推动国际关系正常化以解除制裁、吸引投资、发展旅游业。他认为伊核协议是解决伊朗被制裁的关键棉睡衣，主张恢复该协议而强调“适当让步并继续执行核协议。”但美国愿不愿跟他谈、能不能谈出结果、即使谈出结果会不会有效执行都是问题。佩泽希齐扬是明显属于改革派与温和保守派的阵营，投票支持他的伊朗选民主要是改革派。伊朗的权力体系一直掌控在传统的强硬保守派阵营里，伊朗议长、司法总监现在都是强硬保守派，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与宪监会也是强硬保守派。所以，即使总统换成改革派也不至于一下子让伊朗彻底变天。当然，现在伊朗最大的问题还是哈梅内伊八十五岁了，如果在这个节骨眼出啥大问题，伊朗就有可能大变天。现在伊朗上上下下都做好了莱希接替哈梅内伊的预案，伊朗的最高领袖也没有一定只能从总统里选的说法，关键要看专家委员会支持谁。目前伊朗专家委员会也是强硬保守派为主，所以佩泽希齐扬在竞选活动中多次提到“凡是不符合最高领袖方针的都是红线”。哈梅内伊也不是那么排斥温和保守派，否则鲁哈尼也不当不了那么多年总统。哈梅内伊对总统的最高要求是得对自己忠诚，内贾德就是为此而被排斥在总统候选名单之外的。佩泽希齐扬上台后中国不宜再对伊朗抱有过高的期待，为了争夺伊朗精神领袖的位置，伊朗内部斗争也会比较激烈而给伊朗的内政外交带来很多变数。佩泽希齐扬的外交顾问扎里夫明确表示，伊朗在佩泽什基安先生任期内与中国的关系肯定会非常好。沙特同样亲美，但卡舒吉一案导致其王室与美国政府渐行渐远。现在的中东国家里同时亲美又亲华的国家很多，只要我们实力足够强，中东不管亲美与反美的国家都得跟我们搞好关系。所以，把自己做大做强后做好自己的事更重要。
较之于伊朗内政外交的诸多变数，其宿敌以色列的内政外交风格倒是深得中华文明“儒表法里”之真传。比如内塔尼亚胡在一次演讲中国盛赞伊朗人民，说伊朗的当权者不顾老百姓死活花几十亿美金搞战争，实在是独裁霸道。以色列政府的敌人是反独裁政治的政府当局，而不是伊朗人民。在整个演讲中，内塔尼亚胡敦促伊朗人民反对他们的“暴君”政权，该政权正在使“高贵的波斯人民更接近深渊”。他强调，如果伊朗政府真的关心伊朗人民就该停止在中东各地徒劳的战争上浪费数十亿美元。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还提到，伊朗人民值得有更好的生活。看起来文质彬彬，谦逊有礼，其实现在很明显以色列在与伊朗的冲突中占了上风。内塔尼亚胡未必知道“不战而屈人之兵”，但至少懂得“上兵伐谋，攻心为上”而从内部分化瓦解对手。巧妙地把伊朗人民与政府分开，有一种离间对方阵营的味道。现在伊朗国内确实有一股强大的亲美力量，对以色列有温和派与强硬派之分。伊朗大而不强，以色列强而不大，伊朗有足够的战略空间与资源与以色列打持久战，以色列固然科技发达，但国狭人稀，内塔尼亚胡这番演讲主要是出于政治考量，企图通过这种策略性的手段麻痹伊朗。内塔尼亚胡的谦卑讲话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外交策略，而不是对其军事实力的不自信。以色列在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环伺的中东发展成了中东唯一的发达国家，但若与周边搞不好关系则连生存都很成问题，这种呼吁当然有助于缓解伊朗民众对以色列的敌意与误解。通过展示和平、友好的姿态，他显然是要改善与伊朗等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以赢得更多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通过这种方式降低伊朗政府与民众的敌意与戒备心理，以色列与伊朗的沟通与协商之门就不会关闭。这种谦卑的姿态并不意味着以色列在军力上处于弱势或没有信心，而是一种策略性的手段与国际政治现实的深刻认识。有人说伊朗的贫穷落后是美国制裁造成的，但这跟伊朗自己的封闭有没有关系呢？世界发展的规律是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你的拒绝就是被拒绝，你的接受就是被接受，改变别人之前，必须要先把自己改变，如果把所有的原因归咎于客观因素，也是不够客观公正的。事实上，全世界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是伊斯兰教国家，哪怕就是富得流油的沙特、阿联酋、科威特也不是，甚至也门这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成了一个贫困国家，这能说明什么问题？伊斯兰教确实很保守不利于社会的开放，思想无法解放而创新很难展开，没有创新思维，社会就很难进步。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东西。这个世界上任何事都不是孤立发生的，现象背后的本质是前进的方向错了就会浪费一切努力。
中国特色“大一统”主要涉及领土的广阔程度、中央集权的增强与国家形态结构：第一，“大一统”的核心要素包括领土的广阔程度与中央集权的增强，封建王朝开疆拓土最直接的因素是军队战斗力强悍，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央集权的增强。秦始皇靠中央集权改革举全国之力扩张领土，汉朝在中央集权加强后也能迅速扭转战局；第二，“大一统”涉及国家形态结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的郡县制是一种“中央—郡县”一元化的行政体制，有利于集权与统一，这种国家形态结构与“大一统”思想相适应是中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第三，内政修明、不须用兵就能战胜别的国家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并不是“大一统”的充要条件，中国特色“大一统”更注重的是政治与军事的统一。什么样的朝廷有资格在内政外交上谋求“大一统”？第一，对普天之土的贪婪。中国特色“大一统”最直观的就是中原王朝所占的领土之辽阔，秦始皇让此后的中国历代帝王都有了号令天下所有可用之人、调度天下所有可用之物完成大事的客观条件，最高统治者恰好风华正茂、雄心勃勃则中央集权就能让他的实力更加可怕。将这样的力量用于开疆拓土，这个王朝的领土边界就会向周边大大拓展。完成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轮”的中央集权的改革，秦始皇得以举全国之力“却匈奴七百余里”，“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十多年后，刘邦的三十万大军被围白登山，其中固然有王朝初创国力衰微及其轻敌的因素，但此时的汉朝还有大量的分封制异姓王，刘邦作为老大无法集千万人于一，这种力不从心自然也就无法像秦始皇那样所向披靡。后期武帝期间国力恢复，中央集权加强，汉朝得以深入漠北反击匈奴！中华民族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的集合，在长期的征伐中逐渐稳定在长城以南与河西走廊、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以东的相对封闭区域在清朝时期被定型为“汉地十八省”，这一范围长期稳定，所以完全占据这一地区成为大一统王朝的先决条件。第二，对文明输出的钟爱。中原王朝的农业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由于地形相对封闭，在没有外来威胁的条件下，内部更容易发展出统一的政权。政权统一后势必有大量的土地与人口，这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条件。生产力发展极大促进了技术的进步，战国时期冶炼铁器的汉家雄师很快就能吊打周边蛮夷了，汉朝不断向西域扩张，唐朝甚至有了“天可汗”。文明输出是在中原王朝对外征服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完成的，通过对征服地不断输入汉文明确立文明认同，反过来又是大一统王朝建立的物质前提。中原文明的强大向心力，唐朝的遣唐使是个范例，较之于东亚文明圈内部的交流，唐朝与阿拉伯的交流就属于世界性的来往了。早在伊斯兰教草创时期教主默罕默德就对门徒说过：“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怛罗斯之战导致唐朝的造纸技术等传到阿拉伯，而后进入欧洲。汉朝、唐朝、元明清的文化输出都为本朝打下万里疆土后，更极大地巩固了其核心文明区的基本盘。北宋也有对外贸易，但文明的输出相对微弱。特别是在军事上不占优势，文明程度上又与辽金等“蛮族”不相上下，因此北宋被排除在大一统王朝序列之外。在国内，中央对边远地区的文明“教化”一直在推进。第三，对“万国来朝”的狂热。“万国来朝”是中国历代帝王都有的梦想：首先，大一统王朝一定是强盛而有征服周边蛮夷的实力的，遭到威胁的周边小邦就会抵抗到底或主动归附。匈奴很强悍，高句丽很难缠，但最后都被搞定了。听大哥的话的小弟则普遍活出了新高度，“万国来朝”则只是中原王朝最大的面子工程，“厚往薄来”其实就是赔钱赚吆喝。最著名的例子当属郑和下西洋，表面上是“万国来朝”，为了这个脸面而倾家荡产在所不惜，但他让皇帝大人体会到了被追捧的感觉。当然，自己的同胞不算。“万国来朝”是帝王政绩的一大证明，但要实现“万国来朝”并不容易，首先是自身实力一定要强，谁不服灭谁那种。然后是在自己的周边不允许任何其他政权强大到威胁自身的生存甚至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地步，所以隋唐四代帝王矢志不移要铲除高句丽，任由其坐大则必将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北宋是传统意义上的正朔，但因实力不济而不可能有“盛世荣光”。相比之下，交通网络的构筑，意识形态的建设，官吏的培养，人心的归附……此类务实的秦始皇式内政外交更值得伊朗高层参考。
从“中东抵抗之弧”到中华文化圈，维持一个超大型政治共同体形式的持续、有效运转必须辅之一系列成熟的制度，中国特色大一统帝国的维持甚至被诸多西方学者称之为现代国家的雏形，尤其是秦制维持了大一统帝国的核心框架。超大型政治共同体的统治与维系、最高统治权继替、家户小农为基础的主体性社会、族群间交互关系是帝国治理的三大周期性变量，不断内构重塑而在量变基础上达到质变而演化为帝国治理的主导性因素。最高统治权的继替与竞争，帝国统治小农的土地兼并、官僚膨胀与农民革命，帝国内部的族群战争与军事竞赛，中国特色帝国历史逻辑一直是地域性的。世界历史进入到超越地域性的阶段中华帝国的历史逻辑遭到颠覆性的挑战，帝国产生了另一种外患就是世界历史中的两种文明与两类国家的竞争性冲突。地域性国家的族群竞争始终是文明体内部的地域性竞争，其结果不是帝国的分裂就是帝国的重组。中华帝国进入到世界时间以后，这种文明之间的竞争关系，由地域性族群竞争演变为两种文明、两种类型国家之间的竞争。即使是大清帝国在领土疆域、物质财富与人口数量上占据优势，但在现代工业文明面前却是不堪一击。国家（帝国）统治的有效性必然涉及制度、组织与人事等关键环节的调适性，也就是制度的容纳能力、组织的吸纳能力与人事的灵活能力。这种调适的目的必然在于不同时段面临的核心挑战。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超大型政治共同体的形式没变，很多核心框架也没变，但最为核心的要素即统治对象变了，个人与社会都变了，政治制度与国家组织形式，必然要适应这个变化。型塑集权制国家的主导力量变成了现代政党，政党国家建构的基本逻辑，既延续了传统集权制国家的诸多色彩，也探索出诸多创新性的实践。
伊朗高层围绕空袭以色列的外交路线之争表明，“战胜于朝廷”不是“大一统”的充要条件，无论涉及狭义的内政还是广义的外交。从霍梅尼到哈梅内伊，伊朗精神领袖的实权远在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之上，这种有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要在内政外交上“战胜于朝廷”则势必排斥西方特色议会制的民主模式。
【文/陈俊杰，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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