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党的党纪学习正在深入展开，我们通过组织文件学习讨论、党团共建活动、革命先辈事迹学习参观等，对如何自觉严格践行党的组织性、纪律性有了更鲜明深刻的感悟，特别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和致死守护的组织纪律性给我们的震撼教育，久久不会平息。
一、坚定的理想信仰是组织纪律性的基础和所保证的目标方向，才能保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
１、被誉为“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常州籍恽代英，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的足迹遍布全国上百个地方。他创办利群书社，创办并主编了《中国青年》，传播马列主义，号召青年学习，他说：“国不可以不救。他人不去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下真心救，则唯靠我自己。自己要是不真心救，就是亡国奴的本性！”他积极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他曾说过：“我身上的磷，只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光和热，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古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他翻译的《阶级斗争》一书是毛泽东早期学习马列读本并常年放案头的书。1930年5月，恽代英在工作时被捕，改名隐蔽身份，党组织也通过各方营救。但由于顾顺章叛变，立时把恽代英的身份暴露。敌人威逼利诱，用尽酷刑，恽代英致死不屈，英勇就义！年仅36岁。“老虎凳，三上吊，电刑真难熬……”这首歌叫《苛刑歌》，是恽代英在狱中时以学堂乐歌《苏武牧羊》的曲调填词创作的一首狱中斗争歌曲。
２、“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这是瞿秋白生前写下的著名诗句，他自喻为“江南第一燕”，立志要为黑暗的中国衔来春色，带来光明。1920年，瞿秋白成为一名旅俄特派记者。当时的俄国被称为“饿乡”，连饭都吃不饱，但瞿秋白义无反顾地奔赴苏俄，他说：“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我愿去，我不得不去。”
1923年回国后，瞿秋白主编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在新青年季刊第一期上刊登了自己翻译的《国际歌》，他也是第一个将《国际歌》曲谱与中文歌词配合译出的人。为了党的事业，秋白从革命文艺工作到中央组织工作，青年工作，从大革命到主持八七会议后中央工作，从白区到苏区工作日夜奋斗，身体染病。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虽然以伪装身份不暴露，但不幸被当地叛徒出卖。国民党多次劝降，但瞿秋白宁死不从。他说：“人爱自己的历史，胜过鸟爱自己的羽毛，请不要撕毁我的历史。”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一边高唱《国际歌》一边走向刑场，从容就义，年仅36岁。
３、出生在江阴马镇的奚佐尧，原名奚祖耀、远航，字冠一。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成为江阴第一个共产党员。1926年3月，奚佐尧和朱德等一批军事班学员奉命回国，在广州黄埔军校协助培训军事干部，7月调到上海，担任中央军委技术书记兼中共上海区委军事委员，领导沪宁等地的军事行动。10月17日，上海区委组织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奚佐尧负责暴动的技术工作。23日下午，上海区委下达了暴动的动员令，奚佐尧负责领导和指挥工人自卫团。由于国民党援助没有按照约定执行，行动失败。24日晨被捕，被捕后化名李左人，坚守党的秘密，在法庭上痛斥军阀罪恶。26日下午，在上海南市刑场英勇就义，年仅２９岁。
４、周水平，原名周侃，号刚直，又名周树平，江阴顾山人，江苏农民运动先驱者。1917年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因勇敢地站在反日爱国运动的最前列被警方拘留。1919年夏回国，在铜山、川沙等地任教，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5年春，在上海加入共产党，7月奉命回到江阴，组织“星社”，创办《星光》旬刊，组织佃户合作自救会，发动澄锡虞三县边区佃农进行抗租减租。30多个地主豪绅联名向江阴县署控告周水平“宣传赤化，鼓吹共产”，随即周被非法逮捕。1926年1月17日，孙传芳密令江阴县署斩决周水平，17日凌晨,周水平在市桥西堍刑场英勇就义。10月25日，毛泽东在《向导》周刊上，以“润之”笔名发表文章，热情歌颂了周水平的斗争精神，称其为农民运动的先驱。
５、1924年12月，中共无锡支部正式成立。第二年5月，中共上海地委决定委派来锡工作的周启邦任中共无锡支部书记。秦起在崇安寺一带听到周启邦的演讲，并向他请教在阅读革命书刊时思考的一些问题。这样，秦起与党组织有了接触，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升华；党组织对这位追求革命真理的青年也有所了解，并加强教育和培养。这年冬天，中共江浙区委派遣董星五来锡工作，正式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秦起入党以后负责工人运动，通过创办工人夜校，出版进步刊物等途径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发动工人团结起来，与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军阀、资本家、封建势力作斗争。当时工人的生活极其困苦，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工资难以糊口不算，还经常遭到资本家、工头的凌辱、打骂，甚至随时都可能被解雇。工人们曾不断地自发进行斗争，但由于没有正确的领导，均以失败告终。秦起在工人夜校上课时，曾以“天”字解释说，“天字上半部是工字，下半部是人字。如果我们工人团结起来，力量就有天一样大。”他经常用这样生动的比喻和通俗、形象的语言，在工人中宣传马列主义真理和党的主张。１９２６年秦起所在的茂新面粉厂的工人沈根泉，因过度劳累昏倒，被卷入机器中，当场死亡。资方代理人蛮横无理，不但不予抚恤，还阻止家属进厂料理丧事。工人们在秦起领导下，愤怒地举行罢工，迫使资方代理人同意发给死者家属抚恤金与丧葬费，并在机器上装置安全设备。斗争取得了胜利。秦起趁热打铁，组织工人成立了工会，在无锡10万工人中举起了一面旗帜，使在苦难中的工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同年5月1日，秦起出席了党组织在广州举行的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会议结束后他回到了无锡，领导了一场震撼江南的无锡丝厂两万工人大罢工。丝厂工人非常困苦，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工资只有八分钱，最高也只有三角五分；工人中有四分之一以上是十一二岁的儿童。工头的皮鞭、蒸锅里的沸水，常常使工人们的身手皮开肉烂。
丝厂工人对这样的苦难生活早已忍无可忍，经过党组织的宣传教育，他们的觉悟有了提高。1926年5月新茧上市时，丝厂纷纷开工。工人们提出减少工时，增加工资的要求，遭到了资方的拒绝。于是，有些丝厂工人愤怒举行罢工，有的丝厂资方被迫作了让步；有的却勾结军警迫害工人，德兴丝厂就有13名工人代表遭到警察逮捕。这时，秦起刚从广州回到无锡，立即秘密举行了无锡工人骨干会议，传达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的会议精神，研究了丝厂的情况，决定举行全城丝厂工人同盟罢工，以争取工人的合法权益。罢工那天，无锡2万多名丝厂女工离开车间，丝厂的机器顿时停转，工厂一片死寂。骨干对反动统治者的恫吓，秦起和工人骨干们商量，并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后，决定举行丝厂工人罢工大游行，同时发动其他行业工人行动起来，支援丝厂工人的罢工斗争。5月23日，无锡十几家丝厂的近万名工人走上了街头，他们手中举着小纸旗，纸旗上书写着：“要求增加工资!”“要求缩短工时!” “我们要活命厂高呼着“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们要生活”、“释放被捕姐妹”等口号，同时向路边的人们散发宣传丝厂女工苦难生活和罢工目的要求等内容的传单。丝厂女工的苦难早就引起了社会的同情，他们的罢工游行受到了市民的关心和支持。可是，如狼似虎的军警和商团武装却在火车站以南的大洋桥布置了防线，阻止游行工人们过桥到车站广场集会，他们穷凶极恶地举起了枪托向工人们身上砸来，喷起了水龙头向工人们冲浇，游行队伍几次被冲散。秦起指挥着游行队伍，他命令工人骨干，要想尽一切办法冲过桥去，要用情感来打动那些本来也是劳动人民的军警们。同时，他通知其他行业的工人要尽可能地对丝厂女工进行支援。被军警和商团的枪托、水龙头激怒了的丝厂女工，一次又一次奋力地向前冲去，反动军警被分割包围在潮水般地工人中，这时，工人骨于不断向他们呼叫：“你们也有妻子姐妹!”“你们要摸摸自己良心!”“丝厂工人只要求每天工作12小时有什么过分!”军警们在工人的包围和呼叫下冲散开来。游行队伍终于冲过桥去。5月27日，无锡的各家报纸刊登了丝厂工人的《哀告书》，诉述了丝厂女工的悲惨生活，叙说了这次罢工只不过是工人要求能够活下去。《哀告书》获得无锡各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在秦起的发动、组织下，纺织和其他行业的工人对丝厂女工的罢工进行了支援，表示如果丝业资方不答应丝厂女工要求，也将进行罢工。在罢工势态日益扩大、丝业损失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反动当局与丝业资方被迫同意了丝厂女工的要求：工时自上午5时30分至下午6时，日工资增加到5角2分。
罢如火如荼工的胜利，显示了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巨大力量，鼓舞了无锡工人谋求解放的斗志，并在江南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后，无锡工人运动如火如茶，各业工会纷纷秘密建立。1927年1月4日，在无锡古运河旁棚下街的一间房屋内，各业工会代表秘密集会，成立了无锡县总工会，一致推选秦起为委员长。无锡工人运动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3月16 ，为配合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阻挠孙传芳的军事运输。秦起组织工人纠察队，乘着黑夜分别在贯穿无锡的沪宁路南北三个路段拆毁了路轨，使得孙传芳的一列军车在被拆毁路轨的周泾巷路段颠覆。20日深夜，秦起又带领两名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将一面鲜艳的红旗，插上了当时城里的最高建筑物——无锡图书馆钟楼的屋逼近北伐军逼进无锡，秦起组织了迎接北伐军的群众集会，并以大会总指挥的名义率领兴高采烈的群众，迎接北伐军进无锡。22日，无锡举行3万人参加的军民联欢会，秦起在会上代表10万工人，向北伐军十四军军长赖世璜，提出了15项要求，内容包括“释放在押政治犯”、 “工人有言论、出版、集会、罢工绝对自由权”等。这些要求得到了北伐军的支持。北伐军进驻无锡以后的日子里，秦起不分昼夜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在无锡最古老的崇安寺的大雄宝殿门口，挂起了县总工会的牌子。在秦起的领导下，工会为缫丝、纺织、印刷、机械、电器、翻砂、袜业、藤业、人力车等许多行业的工人争得；了增加工资，减少车租、缩短工时等种种经济、政治权利；与国民党右派及一切反动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农村掀起的农民运动紧密配合，开展了反霸、打击封建恶势力的活动；并与友邻地区的工人组织联合，派出37名代表，参加了上海总工会举行的追悼阵亡工友大会，悼念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牺牲的烈士。同年4月6日至9日，无锡国民党右派邹广恒等人去上海，通过主张反共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邹广恒表兄)见到蒋介石，汇报了无锡工人农民的所谓“暴行”。蒋介石随后给十四军军长赖世璜写了一封密信。8日，蒋介石由上海返回南京途经无锡时，又召见赖世璜，面授镇压共产党的机宜，随后，赖世璜发布了《制止暴动八条规定》，逮捕了在县通俗教育馆开会的群众团体代表，并成立了“清党委员会”。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13、14日，中共无锡地委召开会议，讨论应变措施。秦起在会上表示：“誓与总工会共存亡!”他认为，保卫总工会就是保存工人阶段的革命力量。14日深夜，警察、商团及由流氓组成的反动武装200余人围攻总工会，秦起指挥工会干部和纠察队员奋起抵抗。当时，总工会仅有3支手枪，主要武器为长矛和棍棒。在反动武装的疯狂围攻下，10多名工会干部和纠察队员英勇牺牲。总工会大门被敌人砸开后，秦起让一部分工人骨干翻后墙撤退，自己率领留下来的人员，在黑暗中与冲进来的敌人短兵相接，坚持战斗。终因寡不敌众，他和70多名工会干部和纠察队员被敌人逮捕。秦起被绑架到公安局，捆在大厅的庭柱上，他面无惧色，大声对敌人说：“一切责任都由我来负，你们不要为难这些被你们抓来的工友们!”当敌人将秦起推出大厅时，他神色从容地对被捕的工人们说：“你们不要为我着急。我是为着全无锡工人奋斗牺牲的。”当天深夜，秦起英勇就义，年仅３１岁。
二、中央为大、组织需要为大，服从革命需要立即行动是真正共产党员的组织性的不二体现。
１、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宣传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张太雷，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和青年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是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他是第一个被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的红色使者、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派往青年共产国际的使者之一。他的身上有四点精神特别重要和宝贵，值得现在的我们学习和传承：勤奋的求知钻研精神；强烈的爱国忧民精神；高尚严谨的组织纪律精神；英勇的奋斗牺牲精神。张太雷纪念馆墙上“谋将来永远幸福”几个红字，这是张太雷家书中的一句话，也是张太雷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他一生服从组织安排，转战世界，维护中央核心权威。革命哪里最需要就去哪里。
1920 年10 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并在李大钊帮助下， 到天津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1月奉共产主义小组委派赴俄国伊尔库亥克，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是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参加工作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同年6 月，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到中国筹建中国共产党， 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与李大钊、张国焘、李达、李汉俊等会谈， 共同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至7 月以中共代表身份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随后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一次成立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2 年1月至3月，相继出席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东方劳动者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并被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
1922 年5 月，与蔡和森共同主持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了关于团纲和团章的报告，被选为团中央委员，成为青年团的创建人之一。8 月参加在杭州开的中共中央全会，主张与国民党合作，以建立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会后，根据党的决议，与陈独秀、李大钊等首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3 年6 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在党的第四次、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分别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8月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同年10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在此期间，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张太雷是很少的见过列宁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列宁逝世为列宁守灵。并联系国内进行悼念活动。
1924 年8 月回国， 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任负责工作，并任上海《民国日报》主笔。
1927 年4 月至5 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作了尖锐的批评。会后调任湖北区委书记。7 月中共中央改组，他任中央临时政治局五名常委之一。8月7 日参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即八七会议） ， 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并在周恩来未到任之前， 与杨殷、黄平等组织临时南方局。南昌起义后， 赶往潮汕地区组织群众斗争， 策应起义军南下。同年12 月与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发动广州起义， 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他任人民海陆军委员， 在苏兆征未到任之前代理苏维埃主席。12 日在乘车赶往大北门指挥战斗时遭敌人伏击， 不幸牺牲，年仅２９岁。在张太雷激励教导下，他两位弟弟和子女都光荣参加革命，甚至献身革命事业。
２、钱振标，1895年1月6日出生于江苏江阴能家村一户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苦，钱振标七八岁时，就提着篮子上街叫卖。每当他路过附近一所蒙养学堂，总要停下来凝神谛听琅琅的读书声。老师知道他的身世后颇为同情，就让9岁的钱振标免费入学。1912年春，17岁的钱振标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东门外教会办的励实中学读书。次年夏，皖北水灾，学生们便推举钱振标等为代表，要求校方每旬公布节余细数。一直闹到校长美国人沈文蔚家里。这个美国人很恼怒，宣布道：“学生私出校门，应该各记大过一次!”钱振标看透了教会的伪善面目，卷起铺盖回能家村后，打算走教育救国的道路，于是借用天主教堂的一间旧马房，办了一所简陋的小学，教贫苦农民的子弟读书识字。这时钱振标改名球仰，号青泉。他身居乡村，心怀国事，边教学，边自修。1914年暑假后，钱振标为了继续深造，考进了省立无锡第三师范学校。在三师他结识了两位好友：一个是江阴顾山的周水平；一个是丹阳的戴盆天。他们三人思想进步，才华出众，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时常撰写文稿，登载报刊，披其志向，崭露锋芒，被誉为“三师三杰”。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在丹阳第二高等小学任教的钱振标，奋勇投身到革命洪流中，他阅读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开阔了政治视野，充实了社会知识，得到了革命启蒙。他经常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每讲到近百年来祖国受到帝国主义列强欺侮、屡遭割地赔款的耻辱时，总是异常激愤。1919年学校放假钱振标回到江阴，和同时回来度假的刘半农、刘天华兄弟俩，在南菁中学举办了一次爱国游艺会。钱振标表演了拳法，接着发表演说。他慷慨激昂地猛烈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大胆揭露军阀政府的无耻嘴脸，听者动容，在教师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
1924年暑假，钱振标和戴盆天到上海环龙路国民党执行部接洽入党之事，受到毛泽东和胡汉民的接见，并介绍他们参加了国民党。不久，钱振标、戴盆天便奉命赴丹阳、镇江、常州、金坛等地发展国民党组织。下半年，钱振标回到江阴，先后发展了朱杏南、高鼎新等40多人加入了国民党。是年冬天，国民党江阴区分部就正式建立了。1925年3月，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恽代英和国民党省党部委员侯绍裘两位共产党人，到沪宁沿线作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在丹阳，钱振标、戴盆天、夏霖、黄竞西等人由恽代英、侯绍裘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冯玉祥欢迎派人到他的部队里去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李大钊要中共上海区委派出同志组成赴北支部去做政治工作。1925年5月，钱振标(此时用钱青泉之名)毅然参加，和宣侠父等十几个江浙籍的共产党人北上。他们抵达北京后，聆听了李大钊的指示。6、7月间，李大钊派遣钱振标、宣侠父等担任中共特派员职务，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赴张家口，到冯玉祥部队中去工作。初秋的一天，李大钊来张家口出席一次重要会议，钱振标等向李大钊汇报了在冯部开展政治工作的情况，李大钊对他们的工作表示赞许。
是年秋，冯玉祥任命国民军联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为总指挥，代行甘肃省军务督办，带队远征甘肃。此时，钱振标担任军务督办公署政治处副处长，与宣侠父等随队前往。他在包头调解了当地哥老会与国民军的紧张关系，并起草了《告甘肃民众书》，公开昭示国民军联军将以严明的纪律，希望甘肃民众与国民军共同为国民革命而努力。
西征大军进驻兰州后，甘肃的国民党组织从秘密走向公开，钱振标等参加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工作。他在国民军内开展活跃的政治工作，将督办公署的大堂作为向国民军进行革命宣传的讲堂。除了每周讲授国民革命史，公开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外，他还在军官中秘密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并举办俱乐部、图书馆、训练班等形式，广泛接触官兵，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钱振标等人的这些活动，为后来党派到国民军联军的刘伯坚等同志领导全军政治工作做了准备。
钱振标初到兰州，甘肃省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他与当地的共产党员张一悟等，于1925年底创建了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张一悟任特支书记，他与宣侠父为支委。特支成立后，钱振标等组织国民党左派及进步青年同国民党省党部的右派作斗争，进一步掌握了国民党省党部的领导权。特支开办了民众夜校和政治训练所，向民众和青年进行文化教育和反帝反封建宣传。特支还通过国民党甘肃省党部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广泛开展联系群众的活动，在其中设立了工农部、妇女部等组织，并在基层建立了工会、农会、学生会、天足会等群众团体，进行打倒列强、军阀，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宣传活动。特支还支持了甘南拉卜楞寺藏民代表为反对封建军阀迫害来兰州求援的活动，成立了专门进行藏民工作的藏民文化促进会。钱振标在成立会上发展演说，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藏民问题的重视。在广泛开展群众工作的基础上，特支发展了秦义贞等100多位同志入党。秦义贞在当地被称为兰州中外大药房的“老板娘”。她出身贫寒，为人正直干练，且十分同情革命，1926年春，经钱振标介绍，成为甘肃第一个女共产党员，担任党的秘密交通工作。她不仅从物质上有力地支持革命活动，而且多次机智地完成党交给的联络和掩护革命同志的任务，成为钱振标从事革命活动的得力助手。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西北局势随之恶化。钱振标在党的秘密机关起草文件时突然被捕，经秦义贞及时报告党组织，由担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的刘伯坚出面营救，才得以获释。6月19日，冯玉祥抛弃了他“五原誓师”时的庄严宣言，和蒋介石等在徐州举行会议，联蒋反共。接着，钱振标等被首批“礼送”出境。
1927年7月，钱振标从兰州经武汉返回南京。此时，中共江苏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省委书记陈延年和代理书记赵世炎相继被捕牺牲，形势极为险恶。钱振标在南京、丹阳等地多方寻找党组织，终于在上海和中共中央派到江苏恢复省委工作的王若飞接上关系，被任命为临时省委委员。接着，钱振标以省委特派员名义被派回江阴，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他回到江阴后，与隐蔽在农村积聚力量的陈叔璇、蒋云等共产党员会合，把茅学勤等吸收入党。10月10日，中共江阴县委正式成立，钱振标担任县委书记。10月17日，是江阴农民运动先驱者周水平组织佃户合作自救会两周年纪念日，县委利用这个日子，在顾山沈舍里原地召开了数千农民参加的周水平烈士追悼大会。与会农民群情激愤，“打倒土豪劣绅”、“为死难烈士报仇”的口号声响彻会场上空。钱振标把握时机，组织长山采石工人和周庄、后塍等地的农民武装，与宜兴、无锡等地秋收起义相呼应，在东北乡重镇后塍举行武装暴动。他化名高大鹏，自任江阴农民革命军总司令，茅学勤化名为王天民，担任副司令，揭开了江阴地区轰轰烈烈农民暴动的序幕。
1927年11月15日晚上，钱振标布置城区地下党配合活动，将距县城十里的金童桥电话线割断。深夜12时，150多名武装农民在暴动指挥所通兴桥附近集结，钱振标命一部分人守住外围，自己和茅学勤率领一支队伍悄悄地把国民党公安分局所在地法水庵包围起来。他和茅学勤持枪当先，解决了岗哨后，手握刀棍的农民武装蜂拥而入，守在外围的农民，同时将鞭炮放在火油箱内点燃，顿时犹如排枪齐发。在黑夜中被惊醒的警察不知所措，被革命军一下缴获八支步枪。接着，他们又包围了禁烟检验处，缴获步枪一支。暴动农民取得了胜利，高呼着“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拥往后塍街上，冲进地头蛇、乡行政局委员俞道聘家，将俞家的田契、债据、租簿连同全部房屋一起烧毁。此后，中共江阴县委为营救被国民党拘捕、关押在后塍电灯厂的朱松寿等三名农民暴动骨干，于12月21日凌晨又举行了第二次后塍暴动。钱振标组织了近3000名手持大刀、长矛和土炸弹的农民，配备了缴获的枪支，分东西两路，向后塍电灯厂和公安分局发起猛攻。暴动农民先切断电线，又接近电灯厂放火，趁敌人混乱之际救出三名被捕人员。接着与反动军警激战四小时，打死警察六人，处决密探两人，缴获步枪三支，一直到天亮才胜利地撤退。暴动农民在街上贴遍“农民暴动，夺取政权”、“农友们快快起来”等标语。钱振标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又身穿军装，一般人以为他是外地人。在暴动中，他派人张贴署名“农民革命军总司令高大鹏”的布告，用以威慑、迷惑敌人。
1928年1月，在农民暴动接连取得胜利的形势下，中共江阴县委在东南乡的周庄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同时成立江阴红军。已被中共江苏省委临时执行委员会提名担任候补委员的钱振标，在党代会上将农民暴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骨干蒋云、茅学勤等，充实到新的县委领导机构中来，自己主要负责军事领导。
江阴红军成立后，钱振标在加强军事训练的同时，为了改善红军装备，一面组织力量，加紧制造“土炸弹”，一面亲自筹款到上海购买武器弹药。他在上海返回时于闸北车站被巡捕房发现逮捕。这时候，秦义贞正以兰州中外大药房采办的身份转移到上海。她得到消息后，当即拿出采买药品的所有现款，通过关系把钱振标营救出来。钱振标回到江阴后，继续领导农民暴动。1928年2月26日，他和新选出的县委书记蒋云，县委委员茅学勤、陈叔璇、朱松寿等，经过周密部署，组织领导了杨舍暴动。当夜，江阴红军和武装农民共700人编队分东、南、北三路，猛攻杨舍镇的公安分局。国民党保安队和警士不敌败退，红军缴获长枪八支，无一伤亡。占领杨舍镇后，红军在街上列队高呼“苏维埃政府万岁”等口号，并以“红军江阴东北路司令部”、“共产党特委宣传部”的名义张贴了布告。
江阴农民暴动，使敌人惊恐万状。国民党江阴县县长多次向上告急，要求增派正规部队。江阴、无锡、常熟三县的国民党驻军经常联合“围剿”，城乡各地相继建立民团组织，大肆搜捕江阴红军和赤色群众，白色恐怖日益加剧。在敌人的血腥镇压下，农民暴动失败了。
钱振标在反动派的日夜追捕下仍出没于沪宁线上，频繁地进行活动。1928年7月，江苏省委为了使沪宁线各地的武装斗争互相呼应，密切配合，决定建立京沪特委。钱振标担任特委委员、军委书记，组织领导沪宁线一带14个县的农民武装斗争。
1928年10月18日下午，钱振标在常州大城旅馆准备参加中共京沪特委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时不幸被捕。押到江阴后，国民党县长如获至宝，亲自审讯。钱振标自称是做生意的金雨生，坚不承认自己的身份。几天后，县长亲自审问，叫叛徒出场对质，要钱振标交出江阴共产党名单。钱振标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便坦然地用幽默的口吻说：“要我交江阴共产党的名单也可以，不过，你必须把江阴的城墙先拆掉。”县长不解地问什么意思，钱振标回答说：“如果反对你们的都是共产党，那么江阴人民全是共产党员。不拆掉城墙，城里站得了吗?”说完哈哈大笑起来。敌人无可奈何，最后提出只要他写张自首书便可以开释，还说他原是江阴国民党组织的创建者，出狱后仍可为党国效力。钱振标坚定地说：“我钱振标投了红旗绝不投白旗!”
几天后，牢房门又被打开了。钱振标母校的校长美国人沈文蔚拎着一包苹果和蜜橘走了进来。沈文蔚一阵寒暄过后，话锋一转说：“振标，你是个才华出众的人物。尽管你今天落到这种地步，政府还是很器重你的。以我之见，共产党是成不了大事业的，你何苦如此呢?还是回心转意站在政府一边吧。”钱振标一听，顿时变了脸，说：“别来游说了，我对于共产主义信仰至死不变!”说罢，将那包礼品掷出牢门。
钱振标清醒地知道，敌人是不会轻易地放过他的。在为革命献身的那一天即将来临的时候，他挥笔写了如下的遗嘱：“余以努力中国革命，历年奔走南北，无时或息，不治生产，不顾家室。母则双目失明，妻则中途离异，无子无女，断种绝嗣，今且并此孑然一身，亦将为革命而牺牲矣。革命到如此地步，亦可自问无愧，而荣幸为何如乎?凡我家属亲友，切勿以我死而悲哀，当偕我同呼革命口号也。”又写道：“我死后，切勿棺葬，可火葬后投入大江，随滚滚东流而入大海，何等干净!现在中国社会之坟墓制度，以一袭臭皮囊，占据能生产之土地，实为万恶。望革命当局，将此制度随我同葬江海，亦革命事业之一也……”
1928年11月25日下午，钱振标神态安详地换上了一身整洁的长袍马褂，一位新闻记者给他照过相以后，他拖着一副18斤重的铁镣，被推上一辆黄包车。几十个军警将他押送到君山陆家坟场。敌人要他转过头跪下。钱振标面对枪口说：“要死站着死!开枪吧!”在一阵高亢激越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中，枪声响了，钱振标壮烈地洒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34岁。
３、董亦湘1896年出生于常州市武进县潘家乡董家旦，是中共“一大”前入党的早期党员之一。曾担任过上海商务印书馆党小组组长和党支部第一任书记，组织和领导商务工人参加上海五卅运动。1937年，被王明与康生在克里姆林宫面见斯大林时，诬告为“托洛茨基匪徒”“日本间谍”，董亦湘因此被捕入狱。1939年5月19日，年仅43岁的董亦湘在伯力狱中含冤逝世。1987年3月，国家民政部追认董亦湘为革命烈士。
13岁进入雪堰桥有名的殷彦洵私塾读书。每年他都会利用闲暇时间，赶到40多公里以外的武进县城买书，拿到书就聚精会神地看，饿了就吃点干粮继续看。他买回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邹容的《革命军》等进步书籍，少年董亦湘虽然身处江南乡间，却胸怀大志，非常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他在自己案头的一只笔筒上，刻下了14个坚毅有力的大字———“大丈夫以身许国，好男儿志在四方”。1915年，董亦湘在家开办私塾。他教学严谨，授课时大力歌颂为国为民的民族英雄，对那些祸国殃民的奸恶之徒深恶痛绝，深受学生们的好评和爱戴。1918年秋，前往上海，成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字典部的一名助理编辑，1919年的五四运动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也激起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向往。当时公开出版的关于马列主义的中文书籍很少,董亦湘为了更好地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开始自学英文和俄文能够借助词典直接研读外文版的马列著作。1921年1月，经李汉俊介绍著名作家沈雁冰（茅盾）加入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商务印书馆第一位中共党员。沈雁冰和董亦湘不仅是工作上的同事，空闲时也经常在一起交流对时事的看法。他们曾经共同租住在距离工作地不远的一幢老房子里，沈雁冰夫妇住在三楼，董亦湘兄弟住在二楼。1921年4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沈雁冰居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由沈雁冰介绍，董亦湘被正式吸收为中共党员，从而成为在中共一大前就已加入中共早期组织的几十名党员之一。从此，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一面孜孜不倦地研究革命理论，一面坚持投身革命实践工作。1922年5月1日,董亦湘和沈雁冰、徐梅坤等共产党员在上海北四川路尚贤堂附近组织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群众集会,向与会群众宣传“五一节”的由来及其意义，到会的工人、学生和市民有300多人。这是董亦湘参加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的开始。1923年7月9日,中共上海地方执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委员分工、党内教育和国民运动等问题。会议决定将上海40多位党员组成上海大学、商务印书馆、西门和虹口4个党小组。商务印书馆党小组共有党员13人,董亦湘被推选为党小组组长。
1923年8月，按照党组织的指示，董亦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此后相继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教育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等要职,积极帮助国民党开展改组工作。他常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领导成员的身份参加各种会议,发表演说,大力推动开展国民运动。他还在《中国青年》 《民国日报》 《对外旬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系统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公开宣传各国无产阶级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经验,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共的政治主张，提高了共产党的声望，扩大了影响。12月24日董亦湘和施存统在这次大会上受命担任监视员，负责选票统计事务。之后，董亦湘频繁往来于上海、无锡、常州、镇江等地开展活动，宣传革命道理，传播进步思想，动员和组织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董亦湘还曾受中共中央委派,多次去柳亚子家里拜访，与柳亚子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上海各界公开举行追悼大会，商务印书馆印刷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为大会绘制了列宁半身画像，董亦湘在追悼会上作题为《告今日追悼列宁者》的演讲,热情歌颂了列宁为苏联十月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做出的伟大贡献,号召大家努力奋斗,使中国革命获得胜利。3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在追悼列宁大会特刊上刊登了董亦湘的讲稿。7月28日，董亦湘在上海夏令讲学会上发表题为《唯物史观》 《唯物的人生观》的演讲。《民国日1报》副刊《觉悟》连载了他讲演的全文。这一时期，董亦湘结识了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的毛泽东。毛泽东与董亦湘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他赠送给董亦湘一本自己熟读并认真点评过的《唐诗三百首》。董亦湘深深叹服毛泽东的学识和思想，十分珍视毛泽东送给他的这本《唐诗三百首》，后来出国留苏期间也一直带在身边，随时翻看。1924年10月，受中共上海地委派遣，董亦湘到无锡指导当地党团组织筹建工作。不久，他介绍薛萼果（孙冶方）等青年学生由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随即建立了无锡党小组，很快又改为无锡党支部。从此，无锡的工人、青年和学生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1924年11月，董亦湘和恽代英、黄祥宾一起，启迪引导正在无锡师范读书的管文蔚参加了革命。其间，董亦湘受党组织的委派，经常在沪宁线一带参加会议，指导各地工作。虽然多次途经家乡，但他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总是顾不上回家与亲人团聚。
1924年12月28日，董亦湘和糜文溶去无锡参加国民会议，并作了宣传国民会议前途的演讲。1925年四五月间，他和侯绍裘、刘重民等在丹阳正则女校礼堂向参加群众大会的几百位民众演讲，宣传国共合作、打倒军阀的道理，提高民众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为了揭露封建军阀勾结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扩大党在群众中间的影响，他在闸北市民外交协会创办的《对外旬报》上发表了多篇宣传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上海地区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建立，形成了一个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运动。董亦湘还曾从事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工作。1924年8月到1925年上半年，他在中共领导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系任教期间，负责讲授社会发展史课程。他亲自编写的课程教材《社会发展史讲义》后来得以公开出版，为上海多所大学所采用，成为通用教材。董亦湘与瞿秋白等人还曾在上海大学和上海学联联合发起组织的夏令讲学会上讲课。董亦湘先后发表《唯物史观》《人生哲学》等长篇演讲，宣传马列主义。他还曾在陈独秀指导下翻译了德国社会主义活动家考茨基的《伦理与唯物史观》一书，后于1927年3月由“教育研究社”公开出版。1925年秋，在他即将出国学习前夕，还曾受邀到上海大学中学部作题为《民族革命问题》的演讲。
1925年5月初，商务印书馆中共小组改为中共商务印书馆支部，董亦湘继续担任支部书记。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党组织和上海市总工会发动和领导了震惊世界的五卅运动，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浪潮。董亦湘积极奔走，进行组织联络，于5月30日当晚领导商务印书馆的党团员和职工积极分子参加上海总工会在北河南路总商会召开的大会。会后,他又组织商务工人成立宣传队到马路上去演讲,布置美术组的人画漫画到大街上去张贴。这些措施极大地激发了上海民众参与三罢斗争的爱国热情。6月4日,董亦湘与沈雁冰等发起组织上海教职员工救国同志会,在小西门立达中学召集筹备会议并发表宣言,组织演讲团,"以救国相号召”，动员和组织上海全市教职员工与学生团结起来，积极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支援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6月下旬，商务印书馆工人成立了自己的工会组织。8月，董亦湘等发动和领导商务印书馆职工3000多人开展罢工斗争，要求改善职工生活待遇。经过斗争，资方被迫接受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等项要求,并承认了工会组织的合法地位,罢工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后来因资方没有履行承诺的协议条款,同年12月,党组织又领导商务馆职工开展了第二次罢工斗争。
在商务印书馆党小组组长和支部书记任内，除了发动群众和开展革命宣传外，董亦湘还致力于发展充实党的组织，先后吸收陈云、张闻天、杨贤江、恽雨棠、张宜光等一大批优秀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增添了新鲜血液和有生力量。在商务印书馆党小组组长和支部书记任内，除了发动群众和开展革命宣传外，董亦湘还致力于发展党的组织，先后吸收陈云、张闻天、管文蔚、孙冶方、杨贤江、恽雨棠、张宜光等一大批优秀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增添了新鲜血液和有生力量。出生于1905年的青浦人陈云，父母早逝，从小由舅父抚养。14岁高小毕业后，他只身前往上海，进入商务印书馆成为一名学徒工。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陈云努力勤奋，通过不断刻苦自学，依靠学识和才干逐渐在工友中间崭露头角,只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原本应该三年的学徒期。1924年后,中共上海地委开办了多间工人夜校,帮助不识字的工人扫盲,进而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不满20岁的陈云在商务印书馆工人夜校学习文化知识，同时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他非常喜欢听夜校教员董亦湘深入浅出地讲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共的政策主张，对董亦湘的文章也很感兴趣，不仅自己经常读，而且还常找机会与董亦湘当面探讨自己心中的疑惑，并逐渐流露出支持革命的思想倾向。董亦湘十分欣赏这个刻苦好学、慎思明辨的优秀青年。1925年5月，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陈云和恽雨棠等一批商务印书馆青年职工，在党组织的号召下，毅然投身到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去。在激烈的对敌斗争中，陈云多次和工友们说：“铁窗生涯，家常便饭；杀头枪毙，告老还乡。”陈云表现出的非凡勇气和出色组织能力，使得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增，不久后，他被一致推选为职工委员会委员长,负责领导商务工人开展罢工斗争。陈云的表现，引起了中共商务印书馆党支部的重视，支部书记董亦湘决定吸收陈云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一番慎重考察，1925年八九月间，陈云经董亦湘、恽雨棠共同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陈云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从此开启了他为中国革命奋斗不息的征程。几十年后，陈云回忆说：“……入党以后，自己觉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要专干革命。”引导陈云走上革命道路近两个月后，董亦湘受命前往苏联莫斯科学习深造。
1925年10月, 29岁的董亦湘受中共中央派遣,与俞秀松一起带领100多名党团员,秘密前往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的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出发前,董亦湘对前来送行的弟弟董涤尘说: “我们这次出国后回来,至少要放一把"火,。”俞秀松激动地说: "对!不把旧社会烧掉,新社会就不会到来。” 11月底，他们安全抵达莫斯科，成为中山大学第一届学生。董亦湘改名奥林斯基·列夫·米哈依洛维奇，不久转为联共党员，成为具有中共、联共双重党籍的共产党员。入读中山大学之初，董亦湘因为俄语功底较好，和俞秀松、周达文、王明等人一同被校方编入俄语高级班学习。勤奋好学的董亦湘很快就从众人中脱颖而出，兼任低级班的助教,参加学校教务处的工作,帮助制订培养方案,草拟教学计划,购置中文图书。他既是学生,又兼任助教和翻译,深得教务处主任阿戈尔的信任。当时，中山大学的中国籍学生大多不懂俄文，苏联党组织为了尽快培养翻译人才，从在读学生中挑选了董亦湘、俞秀松、李少文和王明等10多个基本上能听懂俄语的人组成了一个速成班。当时董亦湘、俞秀松等人看不惯王明夸夸其谈、目中无人的做派和拉帮结派的作风，对王明进行了批判教育。王明对此怀恨在心。
由于董亦湘、俞秀松等人年龄相对较大，又是有多年革命斗争经验的老党员，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理论修养都比较高，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为人又平易近人，正派公道，在中山大学学生里声望很高。在中大学习的邓小平等人，都曾聆听过董亦湘的授课。然而受到副校长米夫赏识的王明为了提高个人威望，加强对中大的控制并进而攫取更高的党内地位，大肆开展宗派活动，一再排挤打击董亦湘等人。1927年6月，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学生毕业工作总结大会上，教职员工和中国籍学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以董亦湘、俞秀松、周达文为首的“教务派”学生，批评王明控制的支部局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其后，董亦湘留校工作，与张闻天一起在中国革命研究室当文字翻译。他经常把《真理报》登载的中国游击战争的消息翻译成中文，张贴在校内走廊上给中国籍师生看。1927年9月，董亦湘、俞秀松、左权等中大同学在孙冶方宿舍聚餐，王明借机在中大学生间散布流言，无端诬陷董亦湘、俞秀松等人组织“江浙同乡会”，在校内开展非法活动，图谋建立地域小团体，煽动风潮，进行反党反革命活动。王明甚至指使人编造了“江浙同乡会”的所谓组织序列和参与人员名单。这张名单上共列有129人，人数早已大大超出江浙两省留学生的数量。如陈启科和左权都是湖南籍，但也被列入名单。1927年11月，向忠发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庆祝活动。王明在向代表团汇报在苏留学生思想情况时，又将“江浙同乡会”事件与学生反对支部局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指责董亦湘等反对党的领导。向忠发听信片面之词，在中大一次留学生会议上扬言要“枪毙”董亦湘、俞秀松。一时间，流言四起,人人自危,许多江浙籍学生非常紧张和愤慨。董亦湘、俞秀松和其他许多学生纷纷向中共中央、联共（中）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信控告。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江浙同乡会”问题仍然没有定论，党内为此纷争不已，党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不得不介入中山大学内部的两派纠纷之中。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周恩来公开否认了“江浙同乡会”的存在。不久，中共中央,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三方又组织了联合调查委员会,开展了详细的调查，结果发现所有可靠的材料都表明，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江浙同乡会”这样一个反党集团，彻底否定了王明的指控。
４、缪谷稔，又名缪青裳、尚清，化名李念慈、陈一鸣、苗国生，江阴申港人。1927年春加入共产党，先后担任共青团江阴县委委员武进县委委员等职，在澄、武地区积极组织农民运动。1940年秋，缪谷稔在上海接受保管中央1930年撤离上海时留下的重要文件。翌年在转移文件时，一捆悬挂在梁上的资料因绳子腐烂跌落，砸伤了他胸部，当即吐血不止，导致旧病复发并日渐恶化。1943年夏，缪谷稔抱病回乡，是年10日10日，不治身亡。如今，这批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最初阶段的原始档案，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无言诉说着那段充满了血与火、奋斗与牺牲的峥嵘岁月。
三、服从党纪，维护党的决议，但坚持正确思想政治路线保留正确的观念。
１、瞿秋白八七会议后暂担任中央临时负责人，但他一直主张毛泽东的路线，反对冒险以攻击城市为主要目标。多年他还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了推荐语，发单印本给党内学习。但后来王明他们把左倾冒险归于瞿秋白负责，排挤他出中央。瞿主动承担责任，接受处理。去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继续其文学与翻译工作，完成了多部译作，与鲁迅成为好友。后到苏区参加教育文化等工作，贡献非常大。长征开始他积极要求参加，但错误路线的领导以他身体不好为由阻止他参加。在赣南他坚持转战，不幸被捕。
２、潘汉年是坚定地马克思主义者，革命时期，他长期活跃在白区，从事隐蔽战线方面的工作，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文坛骁将的潘汉年，放弃文学事业，投身到改组后的中央特科工作，成为隐蔽战线上的一名重要人物，1927年11月，我党成立了一个情报特务机关。央特科有四个科，其中二科是情报科，二科刚组建的时候，由陈赓担任科长，后由潘汉年接任。潘汉年担任科长以后，原情报科长陈赓把情报关系移交给了潘汉年，其中比较重要的人物有杨度。是袁世凯的心腹军师，后来有次结识了我党的创始人李大钊，两人成为了好朋友，多次进行交流，在与李大钊的思想交流中，杨度思想发生转变，对中共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中央特科的其中一个职责，就是清理我党的叛徒以及消灭敌人的特务。我党曾经的高层顾顺章叛变后，带来重大的损失，上海的反动机关的特务变得极为嚣张，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决定公开处决一位国民党特务头子，威慑反对派，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潘汉年所在的特科，由潘汉年负责完美执行了。到苏区后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中央决定派潘汉年作为代表，负责与陈济棠谈判。潘汉年不负众望，在不到一周的谈判时间里，就与陈济棠的代表达成了协议。协议包括立即停止在福建西部的军事冲突，十九路军向红军售卖军事物资、相互借道等。这期间情报战线，变幻莫测，面对风云诡谲的形势变化，潘汉年机智勇敢、沉着冷静，光荣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一个又一个重大使命，遵义会议之后不久，以毛主席为首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即决定派出陈云和潘汉年离开长征队伍，前往上海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汇报红军长征的情况，如有必要两人直接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情况。为了保证任务的完成，陈云与潘汉年两人分开行动，先后到达上海以后，发现在上海也无法联系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于是潘汉年决定去苏联。经过一路漂泊到达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找到了共产国际，他与陈云一起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共最近的情况。以毛泽东为首成立的中央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使中共中央恢复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到了1943年，有消息说，汪伪军要大规模对根据地进行扫荡。为了获取情报，潘汉年亲自前往上海收集情报。到上海以后，潘汉年去联络汪伪集团的特务头子李士群询问情况。李士群是一个多面间谍，经常与潘汉年交换信息。但李士群已经去南京了，于是潘汉年又前往南京。到南京之后到了李士群的家里。而此时李士群去见汪精卫了，当李士群回来后，见到潘汉年后说：“汪先生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谈。”此时汪精卫面临政治的危机，想拉拢我党与我党和谈，但苦于没有渠道，只得用“围剿”的消息把潘汉年给引诱了过来。潘汉年这才意识到这是李士群的一个预谋，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不去见汪精卫是不可能了。只好答应李士群去见汪精卫了，但向中央请示报告是来不及了。于是潘汉年就去汪精卫的公馆与汪精卫进行了会面，汪精卫说了一堆想要与共产党合作的话，在谈话中潘汉年旁听侧击地询问了汪精卫关于“围剿”的事，了解到伪军不会围剿新四军这个重要情报。这个情报使得新四军可以放心地发展。但潘汉年回到根据地后，并没有向中央汇报他见了汪精卫，这件事也成了潘汉年一生中最大的污点。我党根据谨慎的原则怀疑他可能叛变，因为这件事他无法解释。1955年，潘汉年受到审查，长期被关押。1970年，潘汉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并被开除了党籍。1977年，潘汉年在湖南长沙因病去世，享年71岁。在潘汉年去世后五年，也就是1982年，中央为他恢复了一切名誉，并恢复了党籍。这例说明在再复杂环境中，党纪不能模糊。
３、秦邦宪（博古若夫）我们都知道的无锡籍曾经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其实当年他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才三个多月，中央在上海的机关组织因为叛徒特务的破坏，损失严重，工作困难，主要领导准备赴苏区。找秦邦宪谈要他负责中央工作他根本没有想到，感觉能力和情况了解都不行，作了拒绝。但王明一意要他做，说是组织决定，一切有事都听国际的，王明的就行。就接受了胆子，但实际真是干不了，于是不久也离开上海去了苏区。在苏区他与李德的错误指挥导致了反围剿失败，撤退又无序硬拼，几乎葬送革命武装。在遵义会议及到延安的学习整风后，能认识错误，支持新中央领导的工作，积极做好自己擅长的文化宣传工作，为新华社和解放日报创办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４、董亦湘俞秀松等人却被王明加上了“反对中共中央领导”的罪名,董亦湘被贬谪到苏联远东伯力地区,担任苏联内务部政治保卫局远东地区全权军事代表。1937年春,苏联再次开展内部大清洗运动。王明与康生在克里姆林宫面见斯大林时,趁机诬告董亦湘等人是"托洛茨基匪徒"日本间谍”,董亦湘因此被捕入狱。1939年5月19日，年仅43岁的董亦湘在伯力狱中含冤逝世。董亦湘逝世的消息，其家人一直未知。1946年，董亦湘之女董梅珍带着全家北上解放区寻找父亲未果，无奈之下曾请中共中央华东局的负责同志专门发电报给毛泽东，查证关于父亲董亦湘的消息。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特意回电说董亦湘确为上海工作时期的党内同志，但失去联系已久，请华东局对他的子女“特别招待，安排工作。”
1959年1月，苏联有关方面经过复查核实，对董亦湘作出“无罪结案”并“恢复声誉”的结论，同时给董亦湘在苏联的家属发了平反通知和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对董亦湘的历史冤案进行了细致的复查,并于1984年5月为董亦湘正式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7年3月,国家民政部又追认董亦湘为革命烈士。
革命前辈的卓绝斗争经历跌宕起伏、艰难曲折，坚持组织纪律性还是做些非组织的活动和事其实都不是个人之小事，都是影响革命和党的整体事业的大事，经验和教训都非常深刻，值得我们学习思考！
【文/赵曾贻，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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