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决定性组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指导性理论。但是，在西方经济学所谓“理论创新”冲击下“被过时论”、“被边缘化”。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亟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守正复兴、超越创新与逻辑推动。“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守正创新的逻辑推动，需要构建“中国自主学科知识体系”的理论逻辑推动，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的实践逻辑推动，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逻辑推动。
一、构建“中国自主学科知识体系”的理论逻辑推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理论的主导地位确立已久，“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版‘西方经济学'教材体系，逐渐成为大学必修课程，相反，政治经济学反而日益成为边缘的课程了。反映到日常经济政策的讨论中，使用的分析框架和话语体系也几乎全面来自‘现代经济学’”[2]。与此同时，“在当前中国高等经济院校，大多数经济学人却缺乏学术反思和批判精神，而热衷于学术的‘照搬主义’，乃至整个经济学界日益陷入一种缺乏批判的单向度状态”[3]。由此，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居民和企业收入持续下降”“财富向极少数人群聚集”“社会再生产在消费环节中断”“青年高校生就业问题突出”“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等事关经济长期发展的诸多问题，深陷于西方经济学“精致利己观”与“效用价值论”的“经济人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窠臼局限，所提对策建议只能“隔靴搔痒”。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深刻反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导地位”被西方经济学取代的前提性根源，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自主学科知识体系”日显紧迫。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4]。面对中国式现代化打破“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的伟大实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自主学科知识体系”，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的重要理论使命，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坚守基本原理并充满自信地创造新的理论。1959年，毛泽东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5]。这就需要着力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理论创新'是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各种经济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有价值成分的吸收、转化和创新，而‘理论创造’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新思想的发掘和创造性运用以及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或当代世界发展新现实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始性创新”[6]。
“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是通过思考和回答时代课题来推进理论创新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7]。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自主知识学科体系”，需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人员走出校园书斋、走向发展实践，深入系统调研洞察企业产业发展演变，不仅需要关注实体经济与平台经济的“发展经济载体”，而且需要重视现代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国民经济血脉”，尤其需要“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提炼出那些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理论，并将它们上升为学术范畴。接着，我们应分析这些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并根据这种思想逻辑，构建相应的话语体系”[8]。与此同时，需要强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生态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的引领、交叉与融合，强化会计学、统计学、智能技术、语言写作等工具学科的能力培养，在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兴交叉学科与实践学科建设中，不断丰富完善开拓理论研究的空间，不断推动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的解决。
“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要求所需的理论建设不能只满足于理论的概括和完善，也不能囿于运用理论去认识和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状，而是要善于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矢'，去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的’，亦即要将理论用于指导实践并取得显著成果”[9]。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自主知识学科体系”建设，需要强化理论指导实践的“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标，创造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群众检验的实绩。尤其，需要明确“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本质要求是，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揭示中国经济运动规律和其中包含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把经济学的话语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10]。很长时间以来，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立已经超出学术范畴，演变为话语权的争夺，西方经济学“人性利己”个体理性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了人民”集体理性的话语权抢夺，造成影响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的诸多问题，亟需在“中国自主学科知识体系”构建中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话语权主导。
二、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的实践逻辑推动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形形色色的经济现象，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准确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11]。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也是政治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经济发展实践，不断增强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才能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需要“切实解决好关系改革与发展中的全局性的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等多方面的关系”[12]。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求我们的经济学家、企业家和经济工作者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认识经济问题，还必须善于从政治角度来观察经济问题。同时，也要求广大政治工作者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在从政治角度观察政治问题的同时，善于从经济角度来观察政治问题”[13]。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基础上的科学理论，如果违背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必然要犯严重性错误。正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劳动价值论显然不能作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的基础，因为正是该理论否定了土地、资本等非劳动要素对价值决定的作用……这个问题的提出的确可以看作是来自马克思主义阵营外部的挑战，更确切地说，是对劳动价值论的真正挑战”[14]，造成资本要素的报酬份额主导并侵占劳动要素的报酬份额，使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现象日益突出，也使社会再生产因分配失衡在消费环节中断，到了必须回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为主体”基本分配制度之时，并伴随新质生产力日益发达，逐步扩大“按需分配”的成分。与此同时，“近年来，由于认识不足、监管缺位，我国一些领域出现资本无序扩张，肆意操纵，牟取暴利现象，这就要求规范资本行为，趋利避害，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15]，同样到了必须回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之时，并伴随新质生产力日益发达，不断夯实“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着并改变了资本的性质和存在形态。具体来看，就是显著削弱了资本价值增殖的生产关系属性及逐利性，抑制了资本生产关系的对抗性和异化形式，而凸显出资本的物质内容方面即生产要素属性”[1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逐步调整……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17]。“公有制为主体”不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且是“以全民共有的财产和资源为基础”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越性的根本基础。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确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尤其，在民营经济“创造50%以上税收、6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企业数量”的“56789”背景下，如何能够“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从而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必然成为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的核心能力。无论华为基于“鞍钢宪法”制定《华为基本法》，通过“员工持股计划”13余万人持股，还是娃哈哈“全员持股制度”，建立起面向全体员工的利益分享机制，无不典范性破解着民营企业“公有制”实现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8]，社会有机体的范畴包含社会生活的三大领域，即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由此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观念”的基础思想和工作方法。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必须以“系统观念”为引领，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新质生产力时代，新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流通方式和消费方式构成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协同总体。“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19]，涵盖了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和经济体制建设等多个方面。其中，核心载体是“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等“四个协同”的产业体系，需要将生产要素与经济增长协同起来，通过生产要素质量提高、配置结构优化，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逻辑推动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认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0]。生产力是推动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根本动力，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已经深陷困境而无法自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全球化思想，主动变革滞后失灵的全球治理体系，彰显着为世界谋大同的新发展观、新合作观和新文明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视对经济全球化正负效应的分析，反对贸易保护，倡导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致力于和平发展，强调互利互惠，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反映了人类和平发展、平等发展、共同发展的共同心声”[21]。中国倡导的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主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奉行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理念的发展理念，做大全球经济蛋糕、做实全球成果共享、做牢全球平衡普惠，将自身发展经验与世界各国分享，合力建设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美好世界。
“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22]。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文明国家的开放融通是难以阻挡的历史趋势，任何人为“筑墙”、“脱钩”必然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必然以损人不利己危害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从‘本国优先’角度，世界必然是狭小拥挤的，时时处处充满激烈竞争；从‘命运与共’角度，世界是宽广博大的，处处都有合作机遇……我们要推动各国加强发展合作、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共同反对任何人搞技术封锁、科技鸿沟、发展脱钩”[23]。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断链脱钩、围堵遏制的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丛林法则，造成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蔓延，全球和平赤字越演越烈。我们必须超越西方经济学的主体行为假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审视经济系统与社会生态之间的辩证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着全新的政治经济学意蕴：“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将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新理念、开放包容发展的市场新理念和世界和平发展、和谐发展的竞争新理念推动形成新的全球生产关系”[24]。
在资本主导的世界市场中，西方经济学主导的“资本逻辑”使人类社会面临威胁自身生存的共同问题，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正在缓缓落幕。“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写的《21世纪资本论》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25]。美国学者迈克尔·赫德森在《文明的抉择》中，不仅深刻揭批新自由主义造成“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失去了往昔的经济发展动力：一小撮食利阶级夺取控制权，摇身变为中央决策者，运用权力占有深陷高债务及高成本危机的劳动阶级和实体阶级的利益”，而且掷地有声发出“如果文明要避免毁灭的命运，如果人类想拥有未来，社会主义是唯一的道路”[26]的命题。近期，美国共产主义者在纽约宣布成立“美国革命共产党”，高呼“社会问题的解决只有一个办法，那便是共产主义革命”，并推出新报刊《共产党人》作为美国革命共产主义者的集体组织者。世界人民面对资本主义的持续恶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追求，对马克思主义这一人类思想史上最先进思想的认同，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新开端与再出发。
在走向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不仅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而且“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7]。西方经济学主导的“资本逻辑”使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缓缓落幕的过程中，《资本论》的伟大预言：“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28]正在呈现，国际社会已经进入“霸权主义世界秩序”向“新时代世界秩序”的伟大历史转换，面对“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大的世界逻辑推动力正在呈现。尤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二个结合”，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29]。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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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20年8月24日。
[12] 卫兴华《关于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的几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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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求是》2022年第10期。
[16] 郗戈《“驾驭资本”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2期。
[17]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新华网，2013年11月9日。
[18]《马克思恩格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19]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新华网，2018年1月30日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21] 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页。
[23]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6日。
[24] 周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意蕴》，《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7期。
[25] 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
[26] 迈克尔·赫德森《文明的选择》，黄钰书、宋玮译，东方出版社2023年版，推荐序1.XVI、推荐序2.XXXIV。
[2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8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4页。
[29] 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五十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21年10月25日。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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