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刊出《下午察：告莫言博主瞄准胡锡进》一文，认为莫言、胡锡进被“爱国大V”盯上起诉是一起“闹剧”。如果你是莫言或胡锡进，遇到这种起诉会不会想到也像司马南那样“赴美是生活”？王朔说过：“婚姻怎么选都是错，幸福的婚姻就是将错就错”。那么家庭、国家乃至“天下”（地球）呢？姑且不论家庭与“天下”何去何从，因为“流浪地球”似已给出国人的主流意见，以下只说争议最多的选择国家的对与错。
一、国家容易被甩锅？
2019年一个在瓦努阿图《每日邮报》工作的加拿大籍记者Dan Mcgarry在网上“哭诉”自己的遭遇：辛苦在瓦工作了十六年的他现在竟然被禁止入境了。他自己的解释是“大概是我说了真话”，《卫报》等西方媒体随后报道转发了这件事。Mcgarry在其工作平台上发布的一篇新闻报道质疑中国警方在瓦努阿图抓捕了六名华人，其中四人已获得瓦努阿图护照。他强调这些人是在完全没有走任何官方司法程序的情况下就被抓走的，中方在当地影响力太大就能随便抓人？中国是不是能控制他国言论？中国抓捕的六名犯罪嫌疑人是在当地政府的批示与当地警察的配合下完成的，因其中四名嫌疑人提供了虚假材料非法取得当地身份，当地政府部门直接吊销了他们的护照。嫌疑人被遣送回国，现场照片与视频显示，嫌疑人是在中国便衣警察与当地警察陪同下登上返程飞机的。
“相互尊重”是中国的对外基本原则之一，中国在此基础上一般采取三种手段打击犯罪追捕海外逃犯，即引渡、遣返、异地追诉。在与我国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引渡是海外追逃最主要的司法合作方式；遣返，通常是以违反移民法规为由，将犯罪嫌疑人作为非法移民遣返回国；异地追诉，则是由中方相关机构向在逃犯罪嫌疑人躲藏地国家的司法机关提供此人触犯当地法律的犯罪证据，由躲藏地国家的司法机关依据本国法律对其实行缉捕与追诉。中国坚持在尊重国际惯例与他国主权的情况下严格按法律程序追捕海外逃犯，所以此次执法完全是按相关规定来执行的。Mcgarry不仅发布前后自相矛盾的消息，还跑到网上卖惨求关注，这一波操作真的是堪称“年度迷惑行为”。“言论自由”意味着能随便造谣吗？对Mcgarry代表的西方媒体追求的“言论自由”，实在是让人费解。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弥尔顿曾论自由，但争取的是时代背景下发现真理促进社会进步的自由；法国卢梭论自由，但希望的是相互尊重与平等；法国托克维尔论自由，讨论的也是权利的平衡与限度。社会在发展，随着更多问题的不断暴露，绝对的自由并不靠谱。言论自由，字面上是指公民按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与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基本权利。但权利与义务是相辅相成的，在行使权利的同时也应履行义务。言论自由的前提是拒绝恶意造谣，权利的行使不该以牺牲他人的权利为代价。所以，言论自由不是随便联想、无中生有。以尊重为前提，用事实去说话，追求真理才是“自由”这个美好词汇的本意。像Mcgarry这样胡说八道凭空捏造，怕不是对言论自由有什么误解？？？当下中国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但这么费劲地“甩锅”，是想蹭一波中国热度当个国际网红么？美国全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丁·西弗曾提到科技时代虚伪的“自由主义”，而“双标”、“拿自由当犯罪的挡箭牌”、“不负责任的态度”指的就是这个。
中国一直坚持积极开展对外援助。但中国的目的绝对不是获取“当地影响力”，而是希望受援助国能得到切实发展。根据AidData上的数据显示的中国展开的遍布全球的援助项目，非洲、亚洲与拉丁美洲分布数量最多，大洋洲等地的国家或地区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中国的援助。在援助的具体领域，投入资金最多的是能源、交通运输、工业与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数量上则以医疗健康、教育、危机处理占比较多，而这些援助都是受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最需要的。2019年中国报道杂志社、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联合第三方组织在拉丁美洲开展的《中国企业海外形象调查》显示，在拉美五国，受访者赞同中国与中国企业最多的理由是“更多利用当地人力资源”、“参与当地教育医疗事业活动”，而这恰恰说明了中国的援助是真心实意为当地谋发展的。在中国与受援国的共同努力相互与配合下，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给当地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在任何一个文明里，不食“嗟来之食”是对自身价值的认可与对自我的尊重。留给彼此更多发展空间，而不被施援国主导，也是对国家主权与经济发展的尊重。中国对外援助形式与目的是为了实现双赢，对外援助不仅仅是履行国际义务的重要内容，更是促进发展中国家自力更生地发展本国经济，最终实现“脱贫致富”、“产业升级”、“协作发展”的目标。福布斯（Forbes）指出，中国以双方共赢为目的的新型援助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传统援助形式。AidData研究发现，中国与美国在援助形式上有着明显差异。美国以传统援助为主，而中国则以借贷援助占比最多。传统的援助与物资补给能解燃眉之急，但长远来看，显然借贷式援助更能长久刺激当地经济发展。毕竟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2019年11月27日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公布了新版中国对外援助的标志，其中中国结象征“团结一致”、“紧紧连结”，下面的英文“China Aid For Shared Future”意为“为了共同的未来”，从标识的更换也充分体现出中国援助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家国天下概莫能外乎？
如果说这样也能被视为“中国在当地影响力太大”，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这是西方国家“眼红”了！从“日韩雾霾源自中国论”到“西方鱼子酱销路变窄”，从“越南39人冷藏柜遇难”再到“瓦努阿图随便抓人”，近年来中国当“背锅侠”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事件真相是不是只有一个？
二、成功的国家说啥都对？
“民主”是个好词，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宣称自己是民主的，无非就是纯粹民主，还是民主专政而已。纯专政国家的特点就是效率特别高，但两极分化，发展完全看领导人行不行，要么上天，要么入地。纯民主国家的表现看似稳定，但其实也非常极端，根据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全球国民幸福指数最高的发达国家，都是采取西式民主选举制。但与此同时，全世界最落后，最没公正可言的30个国家也都是采取西式民主选举制。苏东剧变后，原本稳定的国家通过民主革命最后走向富强的例子几乎一个都没有，下场几乎清一色是被搞得国破人亡。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伊拉克、卢旺达、阿富汗……西方民主制给他们带来的，不是富强，而是社会动荡、经济凋敝，甚至是战火纷飞。发展中国家通过民主制改革步入发达国家的案例，同样一个都没有。以亚洲四小龙为例：韩国是在军政府独裁时期经济腾飞，成为四小龙的。台湾是在蒋介石、蒋经国家天下的时期，经济腾飞步入四小龙的。中国香港，采取的是英国总督专制，没有任何选举权，同时借大陆转口贸易东风发展起来的。诞生经济奇迹的新加坡，至今仍是李光耀、李显龙父子的家天下。20世纪90年代，台湾与韩国搞西式制度改革，然后经济陷入停滞。台湾的经济总量曾占大陆的45%，到了今天已不足5%了。香港脱离总督专制后，如今在半民主制下乱糟糟的，到处抗议示威，经济就不谈了。反倒是从制度上看最不靠谱的新加坡，在家天下的模式下发展的最好，这就与我们的常识相悖了。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专政体制与民主体制，各自都出过很多坏榜样，也出过好榜样，双方没有明确的优劣之分。为什么当今世界民主制这么流行，因为今天的发达国家几乎全是民主制啊！以布尔什维克主义为例，自苏联失败以后，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大减。但冷战期间全世界看到的是衰弱的俄罗斯通过红色革命，短短时间内有了对抗德国与美国的实力。曾贫弱无比、被笑话成东亚病夫的中国，红色革命后竟然能与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打成平手。那个年代是布尔什维克的高光时刻，红色革命被当成了包治百病的法宝，看看俄罗斯与中国就知道了，不管曾是多么贫弱的国家，只要红色革命了，立刻就能成为世界强国。在苏联与中国的影响力下，全世界掀起了红色浪潮，越南、菲律宾、缅甸、印尼纷纷成立了共产党，试图在本国发动红色革命。英美内部对赤潮严防死守，到处清查共产党人，在意识形态上实行反复的清洗，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就是因为被怀疑同情共产党而被禁止在美国从事机密科研工作的，是不是很像最近三十年的民主革命浪潮？只不过意识形态的强弱之势完全反过来了。那个年代是英美主防守而中苏主进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转折点就是苏联解体。
“民主”的优点大家都知道，但其缺点大家也知道。英美过去实行的其实是半民主或伪民主，也就是所谓的“精英治国”，因为纯粹民主的缺点太严重了。纯粹民主有个前提，那就是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且所有人对政治与经济的本质有深刻理解。但实际上，连很多精英，都不敢说自己能达到这种状态。全民票决的合法性是最强的，但这种方式屏蔽了责任，无论选出什么样的领袖，无论导致什么后果都不会让投票人负责。绝对平均主义表面人人有责实际人人无责，此即“公地悲剧”。这种投票制度下默认一位德高望众的科学家与一个无所事事的吸毒犯是一样的，一个拼死保护群众安全的警察与一个刑满释放的强奸犯是一样的。这样的制度，本质上就是在压制精英，实行群体庸政。因为根据自然规律，精英永远是极少数，而目光短浅的永远是绝大多数。实行纯粹的全民普选，怎么才能拿到选票？很简单，谁宣布自己会大幅度提升民众福利，谁最有可能获得选票，选民根本不会关心这么做长期来看会带来什么恶果。为什么我们说欧洲经济没救了就是这个原因，他们已陷入民主高福利陷阱走不出来了，谁敢提削减福利谁就下台。法国的失业补助，几乎与上班的工资一样高，导致很多懒人根本没有上班的动力，大量的上班族故意赋闲在家。马克龙想改革这一制度，削减无业人民的福利，立刻引发了黄马甲大暴动。你能加我的福利，但绝对不能减我的福利，任何理由都不行，我管你其他人怎么样。但实际上，这种制度导致社会总生产量的降低，最后是人人没饭吃，双输局面。但能看这么远的有几个？能看这么远又舍得放弃自己身上福利的又有几个呢？别说普通人了，就连精英都没这魄力自愿放弃属于自己的福利。所以，法国陷入高福利陷阱出不来了，无解、没救，注定经济停滞，然后被人一步步赶超。上一个陷入高福利陷阱出不来，最后在经济下行期崩溃的国家，是委内瑞拉。英国就脱欧议题发动全民公投时，很多选民压根不懂脱欧到底会对英国造成什么影响。英国议会以432：202压倒性否决脱欧协议，但这并不妨碍在全民公投中脱欧协议胜出。因为很多支持脱欧的政治派别告诉选民，如果脱欧，英国人会获得更多，脱欧将每周为英国省下3.5亿英镑，这笔钱会花在“全民医疗服务”（NHS）上。对英国选民来说，这个口号比计算复杂的政治与利益得失简单，非常有诱惑力。那还等啥，赶紧脱欧，不带欧洲那帮穷鬼国家玩了。但脱欧后英国人发现好像不是那回事，吃了很大亏，于是又喊着要公投回到欧盟。其他欧盟领导人脑门上飘过一堆省略号。英国公投那年中国也有过一次公投：在网上给第二艘航母投票起名字，最终胜出的是“皮皮虾”号航母。想象一下：某年某月某日我国航母战斗群出海演习，舰长一声令下“皮皮虾，我们走！”好玩吧？毋庸讳言，英国人公投脱欧时大概也是这种心态。
美国从来不搞纯粹民主，搞的是间接民主制。我们都以为美国是全民普选总统，但其实并不是。美国实行的是州选+选举人团制度，各州的选举人票，赢家通吃。我们经常听到美国某州是某党票仓的说法。如果一个州是民主党的票仓，哪怕这个州有40%的选民倾向于共和党，根据赢家通吃原则，民主党也会拿到所有的选举人票。辛苦宣传来的40%支持者的选票，就这么被浪费掉了。所以，美国的总统竞选者，会把有限的竞选资金，投向那十几个摇摆州，他们的选举人票才是一锤定音的关键。根据大数据，两党87%以上的竞选资金投入到了9个摇摆州，还有6个州消耗了3-5%的竞选资金，剩下33个州，平分剩余那百分之几的零头，有23个州甚至一分钱没花。换言之，美国有一半的州被候选人直接放弃了，连去都懒得去，自然谈不上为其改变施政纲领。全国大部分州的选举人票，其实是党派与大资本家协商而来，只有少数是正儿八经的选举。竞选资金的消耗能代表总统候选人的关注程度么？当然能，理论上人人都能参选美国总统，但没有巨额的资金去宣传、拉拢、洗脑，别说影响全国，你连你隔壁邻居都影响不了。为什么特朗普遭到了美国政治精英的一致抵触，因为特朗普改变了美国竞选的游戏规则。他利用社交媒体，绕开精英阶层掌控的势力而直接触达全国的中下层选民，利用他们的选票逆袭了希拉里。精英阶层没办法说特朗普的这种行为不对，于是只能给俄罗斯泼脏水，说俄罗斯疑似通过社交媒体干涉了美国大选，这就是“通俄门”。底层选民希望听到什么，很简单，表面上增加他们的利益就行了，谎言他们也爱听！特朗普说过：只要与世界打贸易战，美国人会获得更多，贸易战将每年给美国赚XX亿美元，这笔钱会提高美国人的收入与福利。都是套路啊，简直是一模一样，但多数选民就是好这一口！特朗普的另辟蹊径，打碎了美国一直以来的间接选举制，破除了几百年来的美国传统政治规则，让美国更接近于真正的纯粹民主。这一定是好事么？未必，看看委内瑞拉与法国就知道了。由于社交媒体的存在，英国现在的精英政治也玩不下去了，能煽动更多民意、提供更多短期利益，哪怕损害长期利益也在所不惜者才能最终获胜。
苏联解体后全世界掀起了所谓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但现在的富国还是那些富国，穷国还是那些穷国，无一例外。成功的例子几乎没有，但反面例子倒是比比皆是，连韩国与台湾都在民主浪潮后陷入了经济停滞。倒是家天下的新加坡与民主专政的中国，成了那极少数的特例。尤其是中国，底子那么穷，经济奇迹那么大，偏偏又不是纯粹民主国家，而是一个民主专政的国家，这简直是在打脸。所以西方民主制国家特别讨厌中国，就是这个原因。但实际上，专政与民主，各有优劣，都有辉煌与衰落时，也都有成功与失败的国家案例，还真不好说谁好谁坏。民主专政的本质，与英美的精英政治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各自披着不同的外表而已。也许这才是最适合当前人类发展的制度。为什么在同样的体制下，不同国家的命运有极大的区别，这与国运与领导人有极大的关系。冷战期间因为苏联与中国的成功，布尔什维克主义席卷全球，欧美意识形态处于防御状态。1980-1990，美苏意识形态处于战略僵持阶段。1990-2020，苏联解体，欧美的民主制度席卷全球，中国意识形态处于防御状态。只要你穷，你说啥都是错的。但现在的欧洲陷入了经济停滞，而且过去三十年里增速寥寥，美国自从特朗普横空出世打碎间接选举制后，也即将进入欧洲的民主陷阱。只要短期利益，而损害长期利益的事，特朗普已干了多次。在全民普选制下，这种选择几乎是必然的，也只有这样的能拿到最多的选票，中美两国战略僵持由此而来。
“知乎”网站有一问：“咱们的国家是不是干什么都是对的，做什么决策都是好的？我自始至终都没听过国家现在做过错误的决定？”知友“颜季北”答：“全国十几亿人民的思都要高度统一，既然都统一了，又怎么会出错呢？”知友“Jack”答：“你就好好过日子，国家层面的事不用操心你操心也没用，反正你也改变不了什么，想那么多干嘛？”知友“劝学”答：“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干什么都是对的，做什么决策都是好的。”知友“张赢”答：“不是。说到国家，那肯定是建国以后。文革前反对过大跃进，十年文革也被反对了。”
三、国家也会犯错
孟德斯鸠说过：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
1898年1月13日，著名作家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题为《我控诉》，将一宗为当局所讳的冤案公曝天下，愤然以公民的名义指控“国家犯罪”而替一位素昧平生的小人物鸣不平……该举震撼了法兰西，也惊动了整个欧洲，后世史家甚至视之为现代舆论与现代知识分子诞生的标志。事件源于法兰西第三共和时期，1894年，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受诬向德国人出卖情报，被军事法庭判终身监禁。一年后，与此案有关的间谍被擒，证实德雷福斯清白。但荒谬登场了，受自大心理与排犹意识的怂恿，军方无意纠错，理由是国家尊严与军队荣誉高于一切，国家不能向一个“个人”低头。这个坚持得到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响应，结果是间谍获释，而德雷福斯“为了国家利益”却只能继续当替罪羊。面对如此不义，左拉怒不可遏，连续发表《告青年书》与《告法国书》，披露军方的弥天大谎，痛斥司法机器滥用权力，称之“最黑暗的国家犯罪”，称法兰西的共和荣誉与人权精神正经历恶梦。尤其《我控诉》一文，如重磅炸弹令朝野震动，所有法国报刊都卷入了争论，左拉更被裹至旋涡中心。一面是良知人士的声援，一面是军方、民族主义者的谩骂甚至暗杀恐吓。左拉坚信自己的立场：这绝非德雷福斯的一己遭遇，而是法兰西公民的安全受到了国家权力的伤害；拯救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就是拯救法兰西的未来，就是维护整个社会的道德荣誉与正义精神。在左拉眼里，他这样做，完全是履践一个公民对祖国与同胞的义务，再正常不过了，但真正的爱国者总是为他的国家误解。被军方以“诬陷罪”起诉的左拉在友人的陪伴下出庭发言：“上下两院、文武两制、无数报刊都有可能反对我。帮助我的，只有思想，只有真实与正义的理想……但未来法国将会因为我挽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结果，左拉被判罪名成立，流亡海外。左拉远去了，但这个英勇的“叛国者”形象，却像一颗尖锐的沙子折磨着法国人的神经，这毕竟是有着反强权传统、签署过《人权宣言》的民族……终于，敏感的法兰西被沙粒硌疼了，渐渐从“国家至上”的恍惚中醒来，难道不正是“个人正义”守护着“国家正义”吗？不正是“个体尊严”组建了“国家尊严”吗？国家唯一让国人感到骄傲与安全的，不正是它对每个公民作出的承诺与保障吗？假如连这点都做不到，国家还有什么权威与荣誉可言？还有什么拥戴它的理由？愈来愈多的民意倒向曾背弃的一方，在舆论压力下，1906年，即左拉去世后第四年，法国最高法院重新宣判德雷福斯无罪。军方败诉。法院与政府承认了自己的过失。法兰西历史上，这是国家首次向一个“个人”低下了它高傲的头颅。德雷福斯案画上了公正的句号。正像九泉之下的左拉曾高高预言的那样：“法兰西将因自己的荣誉被拯救而感激那个人——那个率先控诉母邦的人。”作为一桩精神事件，德雷福斯案影响至深且像爱国课本一样传颂，不是因为其“蚍蜉撼大树”的奇迹，而在于它紧咬不舍的人权理念，在于它揭呈了现代文明的要义：生命正义高于国家利益；人的价值胜过一切权威；任何蔑视、践踏个体尊严与利益的行为都是犯罪都是对法之精神的背叛、对生命的背叛。这是世界人权史上的一次重要战役，在对“人”的理解与维护上，它矗起了一座里程碑。
国家是有尊严的，但尊严不是趾高气扬的“面子”，它要建立在维护个体尊严与保障个体权益的承诺上，要通过为公众服务的决心、能力与付诸来兑现，它不能预支，更不能摊派。在价值观上，国家权威与公民权益不存在大小之分，个体永远不能沦为集体羽翼下的雏鸟或孵卵，否则，就会给权力滥用国家名义谋集团之私或迫害异己提供依据。法国《人权宣言》、美国《权利法案》与联合国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都开宗明义地宣扬了该常识。如果为了国家利益可任意贬低个体尊严，如果牺牲个体自由与权利的做法得到了宣传机器的大肆鼓吹，那么，不管该国家利益被冠以怎样的“崇高”或“伟大”，其本质都是可疑的。任何政府与部门之“权威”，惟有在代表公意时才具合法性，才配得上民间的服从。在一个靠常识维护的国家里，每一个“个人”都是唯一性资源，都有平等的社会席位，每个人的福祉都是国家重要的责任目标……正是基于这些同构、互动与彼此确认的关系，个人才有可能成为国家的支持者，才会滋生真正的爱国者与“人民”概念。权力会出错，领袖会出错，政府会出错，躲闪抵赖本来就可耻，而将错就错、封杀质疑就更为人不齿了，也丢尽了权力的颜面。有无忏悔的勇气，最能检验一个团体、政府或民族的素养与质量。1992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为17世纪被教廷审判的伽利略正式平反，不久又致函教皇科学院，为达尔文摘掉了“异端”罪名。连素以“万能”著称的上帝代言人都承认“寡人有疾”，更何况凡夫俗子？同时也说明，这不失为一位胸襟辽阔、值得信赖的“上帝”。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为士兵艾迪·卡特平反并向其遗属颁发了一枚迟到的勋章。艾迪是一位非洲裔美军士兵，曾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立下战功，后被误控有变节行为，停止服役。1963年，艾迪抑郁而终，年仅47岁。事隔半个世纪，美国政府终于良知醒来并向亡魂道歉。曾炒得沸沸扬扬的《抓间谍者》禁书案，经过三年审理，英国最高法院终审判决驳回政府起诉。这部被视为泄露国家机密的书，有自由印刷、发行与报刊转载的权利。迄今为止让政府向个体认错、大人物向小人物认错、大国向小国认错……确属不易，关键能否有一种良好的理性制度、一套健正的社会价值观与文化心理，兼顾周严的法律保障与公正的民心资源与舆论环境。犯错后只有说“我错了”才不会在精神上惨败，才不会在道德与尊严上输光。今天，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私人图书馆里，最常听到的便是他的录音资料：“犯下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掩盖错误……”谁也没过多责备这位自责的老人，他去世一周年之际美国仍发行了印有其头像的纪念邮票。
德雷福斯案至少有两点让一百年后的我尤为感慨：首先，舆论的“讨论空间”如此之大。它包含“此类政事竟允许舆论参与”（即民众的知情范围与讨论范围）与“舆情的规模、幅度、持续性竟如此强劲”（民众对公共事件的积极性）两层意思。一个世纪前，一个冒犯国家威严、对政府不恭的声音竟能顺利出笼，竟有报刊敢“别有用心”地发表且没被指控。在一场对手是国家机器的较量中，竟有那么多的民间力量汹涌而入，不仅不避嫌、不为尊者讳，反而敢于大声对政府说“不”，就更令人惊叹了。试想，在另一些国度，即使有左拉般的斗士站出来，谁又保证会有《震旦报》那样不惧烧身的媒体呢？《我控诉》能公开问世并迅速传播，至少能说明当时法国的此类政治问题的讨论空间是存在的或言论自由有较可靠的社会根基与法律依据，连政府都没想背叛它。如果这个话题早早被封杀，“德雷福斯”连成为街头巷议的机会都没了。在别的地方与时代，让这类事胎死腹中、秘密流产后偷偷埋掉，是最容易想到与做到的。其次，事件的理性结局。表面上迎合了一个朴素的公式：邪不压正！但在实际生活中，要维持此公式的有效却极难。“正义”、“真理”从主观的精神优势到客观的力量优势，中间有很长的崎岖与险势。个人挑战权威的例子不罕见，但能迅速赢得社会同情、升至一场全民性精神运动并获胜，即不简单了。其中，既有先驱者的孤独付出与后援力量的锲而不舍，又有来自权力的某种程度的精神合作与妥协，否则，法兰西又徒添几条为真理殉葬的嗓子或烈士而已。该案的结局是令人欣慰的，它不仅实现了左拉的控诉企图，且让“真理”用短短八年就显示了它神圣的逻辑力量。政府最终选择了真相，选择了理性，即使它是被迫的“不得不”，这个让步也值得嘉许与为后世纪念。它需要勇气，需要文化与理性的支持，或许还受到了某种古老榜样的注视与鼓励……这与法兰西深入人心的自由传统与民主渊源有关，与制度自身的空间与弹性有关。左拉的胜利，乃欧洲现代民主精神的胜利。在无数人组成的“个人”面前，任何国家与政府都是渺小的；知耻近乎勇，承认过失乃维护荣誉的唯一方法……想到并做到这些，对一个诞生过狄得罗、伏尔泰、卢梭的民族来说，固然在信仰资源与精神背景上不是难事，但其所费周折与成本也令人反思，比如曾将左拉逼入绝境的“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德雷福斯案距法国大革命已有一个世纪，由拉斐德起草的号称“旧制度死亡书”的《人权宣言》里早就宣告了社会对“人”的种种义务。比如：“在权利方面，每个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之自然的与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与反抗压迫”；“凡权利无保障与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可言”；“自由传达思想与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与出版的自由。”可最初的德雷福斯与左拉，不仅没享受到以上保护，反而遭到同部宣言中其它条款的迫害。“意见的发表不得扰乱法律规定的公共秩序”；“法律有权禁止有害社会的行为”……再伟大的法律与政治文书也难免给权力留出“利己性司法解释”与“选择性依法”的机会，此类舞弊在今天的很多国家仍司空见惯。英国学者戴雪说过：“不是宪法赋予个人权利与自由，而是个人权利产生宪法。”是啊，真正的法不是刻在大理石或纪念碑上，而是栖息于人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细节中。唯一让制度与政府有“合法”性的，是每个社会成员的权利与福祉，是来自个体的信任与满意。
四、稻盛和夫：熬下去就对了！
将选择国家类比于选择工作也许更靠谱，生活中80%的痛苦来自于上班，但如果不上班就会有100%的痛苦来自于没钱。工作形式不同内容相似，比如无论你工作优秀与否都会有喜欢与讨厌你的同事、上司，无论你从事怎样的工作都会遇见相同的问题。工作怎么选都是错的，“熬下去”才是王道。
工作中99%的问题，辞职都无法解决。有一位网友频繁辞职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小芸毕业后在一家中介公司工作，看着周围的同事都能开单，她觉得自己嘴笨，不适合与客户沟通，辞职了；辞职后的小芸又找了一份餐厅服务员的工作，营业时间是24小时，她觉得自己不适应上夜班，辞职了；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又去了另一家餐厅应聘厨房配菜的岗位，结果被师傅批评动作太慢，觉得受不了，辞职了。马未都在节目中说：“一个人要解决你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是工作能力。辞职解决不了问题。”每个人在工作中都会有不适感：上司习惯在下班后开会；同事之间喜欢攀比；公司离家太远……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工作，改变对工作的看法，或提升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尽量让自己在工作中舒服一点，才是道理。稻盛和夫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结果因为成绩不好，去了一个陶瓷厂做工。与他同期进厂的同事，因为工厂业务衰退，待遇不好纷纷辞职。稻盛和夫面临一家岌岌可危的工厂，没想太多，一头扎进实验室，反复推演新的技术。他希望通过创新来给工厂生产带来竞争力。结果他成功了。并非陶瓷专业的他凭借着自己对工作的热情与思考，完成了业内难以攻克的技术难题。后来稻盛和夫说：“你一旦对某个目标有强烈的渴望就会在脑海里形成一个意象……智慧之井就会向你洞开。”那些辞职无法解决的问题，有可能在你的不断调整、创造中另辟蹊径。稻盛和夫认为：创造力=能力x热情x思维方式。与其指望通过不断的辞职去寻找一份满意的工作，不如专注于自身的创造力，保持对工作的热情，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或许你就会发现不一样的工作乐趣。
每个行业的成功人士都懂得：工作不是用来享受的。高尔基说过：“工作是一种乐趣时，生活是一种享受；工作是一种义务时，生活则是一种苦役。”你如何看待工作，就会有何种生活。当下很多人打着“工资到手，下班就走”的口号，该做的工作做不好，加班的工作不接受。只想到点收钱，不想上班干活，看似不努力，实际就是不努力。身边有一位创业成功的朋友偶尔聊起公司的事：一位员工家庭条件一般，为了能把父母接到身边来一起生活，他工作非常认真。每每公司有什么阶段性的业绩奖励，他都会全力以赴，付出比平常多的时间与努力。为了达到业绩要求，他经常向优秀的同事请教。在几次项目合作中，表现突出，被前辈联名推荐，升职加薪。因此实现了一家人团圆的梦想。另一位员工家里条件与上一位员工差不多，平常工作态度一般，每次业绩考核，也仅仅是合格。后来公司业务调整，大幅度裁员，该员工被裁，拿到一笔赔偿金后过了一段不打卡的好日子。最近出来应聘，被几家公司拒了。每个成功的上班族都懂得，工作不是用来享受的。工作中那些你以为合格就足够时，早有人走在了你的前面。你想不费力气就能享受生活，就得接受生活对你的制约。如果随意工作，生活也会随意地对待你。很认同《生活需要高级感》一文里的一句话：任何事都有两面性，在确定自己的职业时，不妨问一问自己，“你是否看到了这份工作的两面性？你的天性是否适合从事这项工作”。要么选择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要么就喜欢上你的工作。真正地享受工作，是把工作做到极致，享受其中乐趣。
只要挺住了，一切煎熬都会迎来“蜕变”。人生归根到底就是“一瞬间、一瞬间持续地积累”，如此而已。每一秒钟的积累成为今天这一天；每一天的积累成为一周、一月、一年，乃至人的一生。那些让人惊奇的伟业，实际上，几乎都是普通兢兢业业、一步一步持续积累的结果。只要坚持挺住工作，命运的齿轮就会转动。稻盛和夫创办的两家企业都进入了世界500强，78岁临危受命将岌岌可危的日航从破产的边缘救回。他认为：即使在苦难当中，只要拼命工作，就能带来不可思议的好运。在稻盛和夫执掌京瓷公司时，遭遇了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市场上各大公司，都因为订单缩减，考虑裁员或转型。京瓷公司的订单受到影响，业务量只剩原先的十分之一。稻盛和夫被劝赶紧裁员后回应：“如果能利用到员工时就把他们找来用，他们没有利用价值时就把他们赶到街上去，这是我们该做的事吗？”艰难时期，为了让员工都能保住工作，稻盛和夫把他们分成不同的学习小组，轮流工作、学习，以保证大家都有收入。员工也抱着一份感激之情，认真工作，集体献策，帮助公司熬过了那段最难时。等市场恢复以后，因为技术提升，员工士气高涨，京瓷接到了多于之前几倍的订单。公司与员工一起复活。季羡林说过：“根据我七八十年来的观察，既是企业家又是哲学家，能一身二任者简直就像凤毛麟角，有之自稻盛和夫先生始。”在工作中修行，是稻盛和夫的经营理念之一。他认为，让员工满意，是工作领导者最为重要的责任之一。为了让工作对自己满意，任何时候都要有坚持下去的勇气与信心。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曾被揶揄为“三无”科学家，无留洋背景、无博士学位、无院士头衔。就是这样一位“三无”科学家，在工作中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实验，最终发现了青蒿素，降低与拯救了疟疾患者的死亡率。爱迪生说过：“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奥秘，为人类造福。”当然，不是每一份工作都伟大到为人类造福，起码每一份工作都能让自己感到快乐。每一次离职不仅仅是对工作的否定，也是对自己能力的一种否定。
小结
诚如知友“彼岸紫竹”所言：中国走到今天不容易，民主自由当然好，但并不是等于选举本身。你们日子过得好不好，自己心里清楚。给你两个烂苹果，在其中选一个不那么烂的出来，这就是选举？台湾立委到立法院一通输出能改变什么？民进党执政这么多年还看不清楚吗？看看中国历史吧！别再被洗脑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走到今天经历多少苦难又为什么伟大，都写在历史里了。
【文/陈俊杰，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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