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低人权优势”据说是劳动力供给过剩导致广大劳动力在议价领域丧失权利，工人缺少议价空间而只能接受工厂给予的单方面工资。除了制造业，很多低端产业建立在对劳动者的任意盘剥上，由此带来的短暂经济发展。低人权经济发展模式能解释寻租经济、各种腐败与尺蠖现象，在全球化中颇有出口商品与吸引资本的优势，低人权在穷国崛起之初能加速资本原始积累。
秦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是因为中国的“低人权优势”，这个话题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赞同者：《中国以“低人权优势”造就惊人竞争力》里的秦晖认为低人权表现为初级劳动力在议价领域权利的丧失与在劳动力供给过剩与宏观上国家的出口导向政策的作用下，工厂能任意决定工人的工资、福利。“中国经济奇迹”受益于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某种机制，而这种单方面出价以节省“交易成本”的其实是一种强盗逻辑，它却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原始积累。但区别于前面这种一般的看法，秦晖认为低人权（或低收入分配）并非简单看起来那样节省成本，相反，这种低成本带来的某些负外部性也会产生出于生产成本之外的成本。现在中国仍然是负福利国家，比零福利还要低，用国家权力、用非经济力量增加不平等而非减少不平等，而福利是在二次分配中用政府的力量减轻不平等或降低基尼系数。反对者：“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原因在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这个政府主导体现在靠政府力量完成资本积累与工业化基础。这个原因基本上是后发展国家发展起来的一个共同的原因。在新中国的公有制大一统时代，政府靠压缩人民生活消费，靠政府力量主导经济，完成几个五年计划，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完成了工业原始积累并奠定了改革开放的工业化基础。没有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改革开放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至少这个这么大的成绩不会这么快来临，至少会推迟十年。客观评价：秦晖所谓的“中国经济有低人权优势”，左派反对的是其事实判断而右派反对的是其价值判断。低人权优势用得过头则会不利于社会的良性成长，直至沦为引起社会断裂的最大的劣势。但国家是否能或愿从这种低人权优势中走出来是存疑的。低人权并不是经济发展一定要有的东西，改善人权最终并不会影响经济发展，而且会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背景。如现在的东欧，经济增长就非常快，甚至普遍都比俄罗斯快。对比其他经济转型国家，中国更应以提升人权、改变二元结构、改变制度性的歧视为发展方向。
秦晖是如何回应“低人权优势”的批评者的？他认为没有什么必要用低人权增长如何如何不道德来反驳，李实认为秦晖的意思是中国现在的模式还不如拉美，是一种比拉美还要低一档的模式。回到事实判断：低人权是不是对南中国的经济奇迹产生作用了？秦晖认为不是唯一的作用，如果中国只有低人权则如同北朝鲜，根本不可能有高增长的。他一再强调，中国的全球化加低人权特别有出口商品吸引资本的优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学中国用这样的条件来招揽资本家推出血汗工厂的商品，中国没有低人权则如同经济转型的东欧国家。东欧加入欧盟的成本有多大？欧盟的福利门槛要比自由门槛高得多了。改善人权最终并不会影响经济发展，而且会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背景。包括现在的东欧，经济增长就非常快。除了打仗的那些国家，经济发展普遍都比俄罗斯快。俄罗斯现在民主倒退，而那些没有倒退的国家，包括前苏联境内的比较民主的国家，波罗的海三国，普京时代的增长率都比俄罗斯高。但他们的民主制度没有倒退，所以我们只敢讲俄罗斯的经济如何腾飞。秦晖认为，低人权在特定历史阶段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加速资本原始积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英美大量投资，为什么英美不爱投资到别的国家？不就是因为中国那种欺负劳工的方式别的国家做不到吗？秦晖认为，如果没有全球化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增长，现在左派骂全球化骂得很厉害，其实全球化与中国这种不道德的奇迹是有一定的关联的。他们说经济全球化造成了这种状态，所以要拒绝经济全球化而重新设立关税壁垒把外资赌出去。秦晖则认为，经济全球化我们要保留，但我们现在要推进人权的全球化。不能一直靠低人权优势来搞原始积累。秦晖强调低人权而不是低工资，主要是考虑到人们的人权观是多样的。姚洋认为秦晖用人权这个概念是不合理的，因为人们对人权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秦晖所谓的“人权”有三层意义：一是左派讲的人权，实际上就是社会保障，社会公共福利，平等意义上的人权。福利国家就是高人权，自由放任国家他们认为就是低人权，但中国在福利政策上比零福利还要低。负福利国家用国家权利与非经济力量增加不平等，而不是减少不平等。左派看重的福利就是在二次分配中用政府的力量降低不平等，从数值化的角度上讲就是降低基尼系数。中国恰恰是一次分配的基尼系数还不是太高，二次分配以后就高起来了。这两个国家都有这样的特点，所以秦晖说他们是负福利国家。二是右派讲人权，在经济学意义上就是自由放任者。自由放任者讲的人权是契约自由权，就是对自由竞争的保持。中国的经济垄断问题非常严重，国有经济占有的比重很大，根本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国家。三是左右两派都共同公认的人权，就是政治自由与公民权：言论自由、结社、杨老师提到的成立工会等等。这是左右两派都公认的。不管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不会认为我们要取消言论自由等。这三个方面都是低人权，印度那种低工资国家很多，但印度在集体谈判能力方面没有像中国那样剥夺得那么厉害。有人说中国改革也有人权进步的一面，秦晖认为中国改革的进步应主要体现在人权的进步上。我们的自由还很低，但比以前多；我们的福利也很低，但比以前多；我们的政治自由也很低，但也比以前多。秦晖强调的低人权主要是指全球化过程中比其他国家低，比如资本家到你这里投资是因为你没有工会，尤其是是看中能圈地这一点。是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人权比现在好？当然不是，但毛泽东时代根本不让外资进来，根本不搞全球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秦晖认为，中国经济的低人权优势主要是低人权会加速原始积累。盛洪认为，如果我们没有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仅仅从经济本身来看，在全球化过程中闭关锁国肯定不能长久，像北朝鲜那样越来越搞不下去，但如果打开国门，低人权国家就不得不像自由经济国家或民主国家那样强调创新激励。这一点是低人权国家不能相提并论的，包括美国南方在这一点上是不能跟美国北方叫板的。所以关起门来肯定竞争不过别人，包括美国南方如果关起门来与北方不搞经济一体化，南方不可能有什么效率。但问题就在于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资本可广泛流通，那么自由经济民主制度下的创新优势就会被低人权国家接过去。接过去以后，他搞的血汗工厂的所谓“低人权优势”你又学不到，最终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制裁除了道义上的还有经济上的，比如很多人认为如果中国这样搞则英美就不会去其他国家投资了。中国的投资环境最好，土地能随便圈，劳工能随便使唤。中国人真的没有民主运动、自由运动、人权运动经济以外的追求？很难讲。秦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市场经济要求的是全要素的自由流动，但目前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是不可能有全要素的自由流动的，劳工就不可能自由流动。秦晖认为只有要求低人权国家放弃低人权优势，如果用终止市场全球化的办法，首先损害的就是中国人。有人说南非的低人权是基于邪恶的动机，我们的低人权是基于善良的动机，因为中国要发展就必须付出很多代价，但邪恶不邪恶真的很难说。曼德拉的《自由之路无坦途》里的汤姆林森报告就有很多动机也是很好的，讲非洲黑人要求发展的机会，这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发展机会就不可能保障白人社会的安全。所以他讲了很多建设黑人家园要搞工业分散化，搞经济增长点，专门投资区，政府有优惠政策改善黑人就业等等。但实际上做得很差。秦晖认为制度出问题是主要原因，当今中国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在制度上写一些冠冕堂皇的动机就能解决的。关于新农村建设，秦晖认为改善教育与卫生这两项公共服务的大力度投资至关重要。但会有很多人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中国解决城市化问题的一种替代。很多人就专门写过文章，说农民进城会导致严重的问题，什么拉美病，印度病。汤姆林森报告讲黑人进城导致的问题跟当今中国的个别学者讲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大同小异，说这些人会找不到工作而不得不犯罪，所以一定要把他们留在农村。留在农村就要改善生活条件，国家就要给他们投资。中国给他们的投资还没有达到黑人家园的水平，秦晖认为在这点上我们还不如他们呢！就财政投入来讲，中国那么大的国家绝对量比他们多，秦晖这里讲的是人均。秦晖认为农民进城后，有关部门有必要给他们提供廉租房，要么通过福利政策（政府给他们盖房子）要么基于自由主义逻辑让他们自己解决。如果你不能给他们提供福利，至少你不应剥夺他们的自由。你不能搞到他们自由也没有，福利也没有。既是低自由，又是低福利。姚洋说过，我们房改以后我们的房子就能租给农民工住了。秦晖自称不知道姚洋的住房是不是租给农民工住的，的确是有一些人租了我们的房子，蓝旗营的住房现在如果出租，月租金能达到八千块，农民工能租吗？左派批评贫民窟是说你对穷人不够好，没有给穷人盖好房子；姚洋对贫民窟的那个观点是极右的观点，说穷人没有房地产跑到城市里来就是侵犯产权。这个逻辑在西方很少有人敢讲，哪怕心里那么想都不敢讲的。西方的右派反对福利房，但他们是怎么说的？我们不要给他们盖房子了，他们进去了就出不来了，以后他们富了房子也收不回来，而且很难分得公平。最好的办法是给他钱，用货币补贴。第二个说法是穷人都集中在一起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最好是采取混合收入社区，福利房要分散地盖。这在西方就属于右派言论了。像姚洋讲的穷人闯进城里侵犯产权，我们就把他赶走。这个说法哪个右派敢认？秦晖认为，姚洋很善于把极左的观点与极右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姚洋认为新中国的中性政府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的，其他国家没有打土豪分田地而没有中性政府，但打土豪分田地就不侵犯产权吗？你要利用时就鼓励穷人侵犯产权，当了富人要驱赶穷人时又要维护产权赶走把穷人了！拉美与印度的确是有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穷人的圈地运动”，开发商要给穷人让路。中国哪有什么穷人侵犯产权？只有国家侵犯穷人的产权。他们公平合理地、完全自愿地、合理合法地租了房子，政府动不动就把他们赶走了。这根本就谈不上侵犯产权，要说侵犯产权也是政府侵犯产权，就是破坏契约自由。中国的农民哪有这个胆量？中国政府对待穷人的态度全世界罕见，最右的国家也不可能这样做，你还要去圈国家的地！秦晖认为，中国在流动劳工这个问题上就是最右的。低人权并不是经济发展一定要有的东西，在过渡时期人权的提高与经济发展是有矛盾的。改革开放初期乃至过渡时期的头几年经济危机此起彼伏，但从长远来看，秦晖认为中国迈过这个坎之后会走向一个正常的发展道路。中国最近宣传的竞争力排名跟经济增长的速度不是一回事，低人权不等于低工资，温铁军认为政府与企业与工农打交道的交易费用比较低，人家的工人讨价还价的能力更低。中国的工资总体水平低，但没有像南非一样动不动就拿警察去对付黑人，讲得简单点就是讨价还价的能力。秦晖认为，这个不应叫做交易费用。张五常也说过，社会主义如果说有点优势，那就是能降低交易费用而不是因为它够公平。南非过渡时期的困难已为中国能提供了宝贵的教训，能不能尽量减少这种过渡时期的困难？秦晖认为，即使有这些困难，较之于人权提高的进步呢？
张五常在谈及中国在劳动契约签订与择业与创办企业等经济活动上比美国自由（这话又被中国的右派愤青骂得死去活来）才是中国发展奇迹的真正原因，此即“自由而野蛮的生长”。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你走进任何一家工厂职工的宿舍，其环境极差，员工没有休息娱乐场所，经常加班，没有工会，没有福利，有些工厂甚至为了防止员工偷材料而搜身，等等。但秦晖把这种现象归于政府，政府没有为他们争取权利甚至纵容工厂如此就在逻辑上说不通了。实际上理解与界定这个并不难，比如员工是不是自愿到这个工厂，是不是能自愿离开，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一些农村到城市打工的青年，他们第一是要找到钱，其他的自己愿忍受，这是他们的选择，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自己的需求，所谓的“人权”实际上也是产权的一部分，他们自己在休息、好环境、好工资（他们认为好的工资）做出了选择。他们的放弃是愿获得更多的他们自己更想要的东西，只要选择是自由的，其他的均谈不上放弃与争取。别人都不急，你秦晖急什么呀？至于有些工厂对自由的限制，比如对上厕所时间的限制与对进出工厂的工人搜身的“恶劣行为”，实际上均可理解为契约的一部分，工厂为了防范风险（包括劳动者的道德风险）必然要采取手段，你不适应的仍然能离开。实际上老板做这些是有代价的，比如有些人不能忍受的就离开了，也许他的技术很好，对工资要求也不高。随着人们物质待遇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便更加注意其他方面的“收益”，我们暂时称其为“人权”收益。“人的尊严收益”在经济学里与金钱收益没有两样，都是一种交易，经济学曾用“效用”去衡量。不同层次的劳动力效用是不同的，所以在一般的普工工厂里与在白领办公室里老板的“鄙夷与蔑视”带来的成本是不一样的。经济发展后老板的“侵权”的成本会更大，自然而然人们待遇与人权就得到了保障。实际上不是谁来保障谁的问题，是人们自由选择后的交易结果。也许有人会说，那时任何工厂都一样，工人没有选择，实际上所有老板都不是傻子，如果有人更看中环境与休闲，完全有老板给予更多的“高人权”，工人肯定趋之若鹜，但工厂要生存，不是降低工资就是倒闭，你怎么选？工会在一些民主愤青的眼里是一个法宝，认为只有工人有了自己的组织才能平等的与资方谈判，确实，联合起来获得的效率要高得多，劳与资均有联合的权利，资方实际上就有典型的合作模式，而且非常高效，比如股份制，特别是上市公司的股份制，集小力量而成大财团达到对某种资源的控制与“集体裁判”，工人一样，能组织工会与资方谈判。但任何联盟都是要有成本支撑的，但这种成本大于了收益，联盟本身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西方国家工会组织成熟，实际上是得到了法律的支持，甚至是“偏心”的支持，从而工会组织及其成员获得巨大的利益，而使工会能长期存在，但这种工会的存在对社会并无益处，他实际上经常破坏契约的自由签订与遵守，甚至以群体性事件与不合理的法律作为要挟来践踏契约，前几年沸沸扬扬的底特律破产，这些工会可谓“功不可没”！在中国有可能是政治原因使然，没有很好的支持民间工会而只有毫不起作用的官方工会，恰恰给中国发展带来了机会，让人们能自由择业自由选择，工厂也能自由招工自由协商工资，达到最大程度的帕累托至善。秦晖认为没有工会福利与权利主张是低人权表现，张五常则认为中国在劳动择业、创办企业方面的自由降低门槛使资源获得你最大程度的利用而没有环保与安全、版权与专利等政策限制。我并不主张以牺牲环境与安全作为经济发展的代价是值得的，因为其中存在着成本与收益的权衡问题，在企业看来确实是这种非限制的自由带来了机遇与低成本，在对劳动者“权利”上基本上也是在法理上的缺失，即使法律上有，执行起来也太难了，而这恰恰给劳资带来了选择的自由。在中国新劳动法颁布时，张五常批判了妨碍劳资自由选择的最低工资标准强制征收高社保很劳工的一些“强制权利”，说这样实际上是阻碍了经济发展，这有可能让学历史的秦晖大跌眼镜吧？明明是高人权举措，怎么到了张五常那里就阻碍了经济发展了，没有人权，经济发展有何用，实际上，人权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挣的。就拿政府对节假日的休息来说，政府强制劳动者休息看起来是利国利民的，但有些企业现在仍然在实行做六休一，即一周休息一日，实际上只要你情我愿，何乐不为？或老板说三百休息做六休一，四百休息做五休二，你怎么选择？如果你经济紧张，当然选择后者了，多工作一天就多一百，免得再打二份工，加班休假什么的都一样，只要是自由选择就没有什么话可讲了。劳动者的工资，永远等于其机会成本，而从资方看，职工的工资，又等于边际产出，这是由社会经济自身形成的，即由市场决定，如果政府要较真，要强制，只会提高失业率，阻碍经济发展。所谓的“劳动者人权”，经济发展后市场自然就会向它们看齐。如果你在市区招做六休一的员工，人家一定会掉头就走。不用与你谈什么国家规定，我不跟你玩总行了吧！如果在江苏农村你要谈你的休息权利，老板会说“我不招你行不行”。这就是经济自由，人人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用不着政府的强制与权力的给予。所以新劳动法出台后张五常自称对中国的预测有可能要重新修改了，谁让他出台了劳动法呢？实际上不光是劳动法，政府对民众对经济的的诸多限制与管制与诸多福利都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中国四十多年的高度自由发展正是得益于秦晖所谓的“低人权”，只是这是低人权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不是被迫的结果，是最大效益的，最好的结果。随着中国民主呼声越来越强大，民生意识越来越强大，中国终将逐渐失去这样的优势。
陈志武认为改革开放促成的“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隐藏着许多经济结构上的问题：先看消费。1952年中国民间消费大概是GDP的69%，接近现在美国民间消费占美国GDP的71%水平；1978年中国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45%，但到最近，这个比例却下降到36%左右。相比之下，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从计划经济时期的16%左右，已上升到最近的约30%。如果将预算之外的政府税收与开支也算入，会更明显。再看收入。《人民日报》不久前的一篇文章讲到，从1993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49.49%下降到39.74%，降了差不多10个百分点。《新京报》估算的数字更为惊人：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从1983年的峰值56.5%，到2005年下降到最低点36.7%，22年之内下降了20个百分点。这些数字跟我们生活中观察到的现象是比较一致的，即劳动者收入占总体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曾有两个美国人写过一篇关于中国制造业、就业与报酬变化情况的论文。他们估算，中国制造业工人一小时的薪酬，大约相当于美国同行业工人一小时薪酬的3%；跟中国最接近的是菲律宾，其制造业工人报酬差不多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6%；墨西哥约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12%。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的竞争优势，劳动力成本很低，而且劳动力数量大。但现在这个优势是不是还有必要再维持下去？如果再维持下去，这个优势势必变成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长久劣势，因为劳动力成本长久低廉的结果会抑制许多其他良性发展，包括格杀技术创新的动力。第一，工资增长落后于GDP增长。职工工资的变化可从四个方面分析：第一，1978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不包括各种福利、退休保障、医疗保障等非工资内容）相当于当时GDP的15.5%，但2008年这个比值下降到11.2%；第二，1978年所有国营单位工资总额约为当年GDP的13%，现在则下降到6.1%；第三，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工资占GDP的比例由1978年的2.5%左右下降到现在的1%，这说明乡镇企业在过去十多年里越来越被挤压，乡镇企业的空间越来越小；第四，这三十一年里民营企业的工资收入占比是一直上升的。2008年非国有、非集体企业的工资总额大约接近GDP的5%，而这在1978年基本上等于零，但这一增量还是没法改变总体劳动收入占GDP之比越来越低的趋势。事实上，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职工平均劳动工资的增速总是比GDP增长速度低，这个阶段工资总额每年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平均要慢3.8%。除中国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国家存在类似现象？2007年美国劳工部一篇研究论文对不同国家制造业单位小时的报酬的系统比较的结论是，1996年至2007亚洲国家制造业劳动收入按每年2.4%左右的速度在增长，将这个增长速度减以同期GDP的增长速度后会发现，劳动工资的增速比这些国家同期的GDP增速平均慢2个百分点。当然，这个增速还是好于中国的情况。欧洲国家从1996年到2007年的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按每年5.6%的速度在增长，高于GDP的增速。北美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收入在这段时间内按大约3.9%的年均速度上升，比GDP增速要慢大概0.8%，比亚洲国家的情况要好一些。第二，经济自由度偏低限制居民增收空间。为什么亚洲国家普遍存在制造业工人工资增速低于GDP增速的现象呢？我们不妨从基本经济制度找原因：首先是经济自由度、劳工权益与民权保护度。美国有一家民间机构叫FreedomHouse，自1977年起对各国的政治权利、个人权利、经济权利与新闻自由等方面打分。1995年时被评为的24个自由社会国家，其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从1996到2007年，按年均5.09%的速度在增长，平均比这些国家当年GDP增速高0.31%，另外8个部分自由的国家，其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落后2.7%。经济自由度越高，政府对民间权益压抑越低的国家，他们的劳工工资增长速度越能跟GDP同步，甚至能超过GDP的增速。非自由的国家数据都不公开，所以无法比较。如果以创业自由度将这些国家分类，也会看到创业自由度最低的国家，其劳动者收入增长的速度相对最慢，而创业自由度最高的社会正好相反。具体看中国的情况，经济自由度与创业自由度是怎么影响劳动收入的增长空间呢？行业垄断就是一种经济不自由的具体表现，对整个社会劳动工资的增长空间、劳动力需求，包括农民工的就业选择都有着深远且负面的影响。目前在中国，银行、电信、石油、能源等行业，私人、民企仍然不能进入。这是一种经济上的不自由、创业上的不自由。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只要是市场经济就不存在国企、民企、私人的差别，整个经济只要是按市场供求关系、按价格来决定资源配置，国企能竞争，民企能竞争，私人也能竞争。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如果是国企，其背后的股东能重新立法、解释法律、改变法律、改变游戏规则。民企就不太可能跟它们享受同样的权利。这些不平等必然抑制社会整体劳动收入的增长。对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农民工”身份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歧视性安排，还限制了他们的就业空间、居住空间与权益空间。国企工人的收入，哪怕是一般工人的收入，也比民企或是乡镇企业高出不少。国企垄断资源包括对银行贷款、证券融资机会的垄断，最终抑制民企空间，压缩民企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一旦就业机会被压低，工人的劳动收入就不会有更好的增长空间，农民工的就业空间就最少，薪水谈判地位就最低。富士康提供的条件、工资收入比其他外资制造企业或是民企还是好得多，但不要脱离开整个社会背景来看问题。加入富士康做工人的这些农民工，局部来看，他们如果不喜欢能辞职。在微观层面，市场交易的成分是非常强，自由契约的性质也明显。但如果放在整个社会环境看，为什么有这么多农民工？为什么这些农民工的谈判地位这么低？就是因为他们是农村户口，不能像城里人那样去竞聘其他工作，只能做三等公民，只能在富士康，或比富士康更差的制造业企业中做选择。只有将城乡差别进一步减小，他们才能有更多的选择，他们的谈判地位才会更高，总体待遇才能提高。1995年国企职工的人均报酬是人均GDP的1.1倍，但2002年之后“国进民退”升级，国企的收入基本一直在上升，按人均GDP增速的同样水平在增长。但集体企业、集体单位的人均收入维持在人均GDP的0.8倍。到现在，国企职工在方方面面的收入，差不多是集体企业人均收入的2倍，这个收入差能看成是国企就业岗位的溢价。由于城镇户口制度、身份的差别，即使所在行业一样，但收入差距仍很大。经济的不自由、迁徙的不自由带来的就业、创业空间的区分，使农民工跟富士康等企业谈判、议价时所处的地位非常不一样，让农民工没有其他选择。此外，经济不自由、创业不自由的表现，还可从行政管制的角度来理解。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在行政管制方面都有很多歧视性政策，由此带来劳动者选择空间、谈判地位的大差别。尤其在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对加强管制，政府运用权力自行扩张比以前的空间大了很多。以粮食安全为例，前段时间大蒜价格猛涨，要国务院出面，由发改委将大蒜价格管制起来。这令人无法理解，这与粮食安全并没有太大关系。中国政府曾逼着更多农民放弃种田而变成农民工去富士康竞争找工作，让每个农民工失去谈价的地位。从本质上说，为了粮食安全限制农民的种植选择空间又逼着他们以低价卖出农产品是侵犯农民的经济自由，牺牲他们的权益从根本上跟原来农村与城市的剪刀差是一回事。第三，征税过多不利民富且伤害内需。劳动收入增长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征税过多。政府所得与开支太多，必然会妨碍劳动收入的增加。根据对三十几个国家政府开支在1995年到2007年的变化做研究，发现政府开支有增长的国家，其工人工资平均增长速度接近3%，而政府开支减少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收入增长最多，平均年增长6%，增速要比GDP增速高出0.8%。政府开支没减少反而增加的国家，他们的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每年要比GDP的增速慢1.2%左右。中国的情况同样也能说明这一点，过去国家财政税收的增速是GDP增速的2到3倍，GDP是一个大饼，政府这边越多则意味着民间得到的那一份越少。从1995年到2007年，如果去掉通货膨胀率，国家财政税收累计增长了6.7倍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1.7倍，而农民才增长了1.2倍。1978年整个国家的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1995年下降到最低点，财政税收相当于1.5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改革开放初期确实在往小政府方向发展，但2009年财政税收是3.9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这里做的计算只包括预算内的财政收入，还不包括土地销售得到的收入，也不包括那些国企赚到的利润。如果以农民的纯收入作为基数，2009年财政税收接近6万亿人民币，等于是13.8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整个中国的农民数量还没有那么多，这本身更说明政府得到的钱是多么的离谱。如果征税权力不受限制，最后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只会继续下降，就无法改变这个局面。国有资产与国企股权使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资产升值，绝大部分由政府独享，老百姓享受不到该有的财富效应。国有经济体制是老百姓财产性收入很低的根本原因。美国民间消费占GDP比在同样的六十年内一直是上升，政府开支在下降，与中国正好相反。没有政治改革、宪政改革以对征税权有效制约，不对国有资产落实民有化改革，那么政府得到的只会继续越来越多，民间得到的会越来越少，劳动者的所得份额只会越来越少。没有政治改革、民有化改革，这个趋势就很难改变，如果这个趋势不改变则意味着不仅仅更多农民只能做农民工，而且很多城市人口得到的GDP份额也会越来越少。第四，金融不自由压制创业空间。金融不自由也会抑制劳动收入的增长。根据对三十几个国家1995年到2007年金融自由度变化的数据，金融自由度增加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增长的速度也是最快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6%，而金融管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加强的国家，劳工工资增长速度不仅最慢，而且也比这些国家的GDP增速慢。很多人认为金融自由度的增加、金融管制的减少，会帮助华尔街的人赚更多的钱，让他们更能利用金融武器发动金融战争，将民间社会的利益转移到他们的手里。但实际不是这样，关于金融管制的话题，很多人将这一湖水搅得越来越浑浊。以引发美国金融危机的美国次级贷款为例。表面看，雷曼兄弟等华尔街公司，通过住房贷款的衍生产品赚了很多钱，但收益更大的是那些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如果没有这些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老百姓能借到的买房子的资金不会那么多。如果没有方方面面金融衍生产品的深化发展，老百姓家庭有可能不得不付出更高的利息成本；如果没有这样的金融创新，住房贷款的成本比实际付的会更高。为什么金融管制越严越死，最后做出牺牲最多的是中低收入家庭，何况还是年轻人呢？因为金融服务的供给方是华尔街，而对住房按揭贷款的需求方更多是中低收入阶层。如果你很有钱，有可能根本不用这些产品，照样能买到房子。年轻人未来的收入流很长，但现在的现金最少，所以对按揭贷款的管制越少、按揭贷款的供应越多，年轻人与中低收入阶层就越可得到实惠。金融管制越严，这些衍生产品就越不会推出来，最终付出代价更多的反而是普通家庭与个人。在中国，金融不自由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到目前为止，国有银行与国有金融机构垄断了各种金融业务。这种垄断也导致金融资源、融资机会主要为国企服务。这又意味着金融行业发财致富的机会一边倒，农村有能力的农民与城市里有能力的中青年人能得到的金融支持都会越来越少。这也反过来抑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包括农民发展民营企业的空间。这还会产生另外一个负面效果，就是让农村年轻人在本地、本镇周围能找到的工作机会不像本来应有的那么多。逼着他们都背井离乡，降低他们的就业起点。另一个表现是对民间金融的禁止，特别是对农村民间金融的抑制。现在有可能慢慢有一点放开，但还是非常有限，特别是土地制度的不灵活。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做得越来越活，包括土地使用权可用来做抵押借贷或其他资本化运作，但后来是刮风打雷多而雨却没有下来，迫使农民要么选择种田要么去外地打工。如果土地使用权（包括农村的宅基地）能有更大的被用来资本化融资的空间，农民得到这些资金的支持后能进城创业或在本地创业，选择空间就会大的多。但实际上他们还没有这样的选择。在城市里能将房子拿来抵押贷款，也能将房产证用来做资本化，跟别人一起做生意。但农村的土地与宅基地却不能做这样的资本化、金融化运作，这是另外一种城乡歧视，使得农民的选择空间与城市人相比，完全不一样，要小很多。第五，国有经济比重过高老百姓分享的好处有限。国有制经济比重的高与低，对民间消费、民间收入有多大的影响呢？将七十个国家按1980年时国有企业占GDP的比重分为五等分组，1980年至2003年国有经济比重最少的这一组国家，也就是私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国家，民间消费对GDP的速度敏感度是0.96，这些国家的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则老百姓的消费会增长0.96%。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民间消费大概是增加0.83%，敏感度要低很多。微观经济学里一个很典型的模型，一个家庭、一个个人，每天能花的钱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得到，第一个是劳动收入，在方方面面相配的制度安排之下，国有经济比重比较高的社会，劳动收入随着GDP增长而增长的程度被压抑很多。第二个是资产的升值即财富效应，也就是土地随着经济增长而价值上升，企业的产权、股权也会因为GDP的增长而上升。第二个收入渠道就是资产性收入的渠道，但一个国家如果是以国有制为主，第二个渠道就会被封起来，土地可增值则企业的产权也可增值很多，股权也能升值很多，但因为这些股权、这些土地，还有其他资源的产权都是属于国家的，所以这些土地的增值、股权的增值、资产的增值，主要是国家享有，而不会转化为民间资本与收入。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增值，对这些国家的老百姓总体收入增长的贡献不会太高，因为这些国家的主要资产是国家有，而不是民间有，所以私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的老百姓能花的钱与实际做出的消费会对GDP的增长速度会更加的敏感，分享经济增长公益的能力在私有制的安排之下会比国有制安排之下的社会高出很多，老百姓更能通过私有产权与劳动收入来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但如果是国有制的安排就很难看到这一点了。第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促成勤劳而不富有的怪圈。为什么“后富起来”的中国人越来越少了？根据1998年几个国家的劳动者在当年工作的小时数量，中国工人约为2200小时，一个星期工作40小时，再乘上52个星期。工作小时最少的是荷兰人，1350小时，一年度假的时间很多。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工人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还要快，跟中国的情况完全是反过来的。很多学者更喜欢中国这样的模式，靠低人权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将GDP做得越来越大，国家与政府的税收越来越多，表面看来国家更富强了，但这种模式会导致国富民穷的局面不可持续，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就不能再像原来一样去压制工人的罢工权或组织自己工会的权利。现在的企业通过并购扩大自己的势力跨越很多行业并购而谈判的地位越来越高，但在劳动者层面并没有发生同样的变化。如果连结社的权利都没有，劳动者就不可能有权利通过自由的结盟抱团取暖，企业则能通过并购组织越来越大的公司，这种不对称显然不利于工人权益的提升。中国不能为了GDP的增长与保持中国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低人权的优势而继续限制工人结社与罢工的权利，不能为了保持低劳动力成本而继续去做这种限制。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这么低，沿海地区的很多企业即使是买了自动化生产设备也不太用，以后更不会买了，因为他们发现雇佣更多工人能做跟机器同样的事而且成本更低且无须为了买设备而做前期资本投入，用人工做时报废的比例要低于机器流水线，所以宁可用工人组装而不用机器组装，这实际上是在重复中国过去几百年的经历，即很多经济史学者认为的中国康乾盛世与明朝初期的经济繁荣靠的是“勤劳革命”，前提是人们很能吃苦耐劳且不要求增加收入！但西欧国家的人较少而地较多，要完成的工作也较多，所以历来是人工贵而逼着他们发动工业革命而更多地使用机器，直至走上技术不断革新的良性循环。中国以前与今天的工人收入都被压得很低，人人都愿勤劳卖命而没有激励去技术创新，长此以往则无法走出低劳动收入的恶性循环。如果继续压低劳工权益，对中国的环境破坏也只会更多更久。很多人希望中国继续甘当“世界工厂”，让中国的出口总量占全球出口总量继续膨胀，但世界上的多数制造业业务工作是在中国来发生则意味着全球多数污染也在中国，资源的消耗也必然主要是在中国一方。
如何打破这样的局面？一是结束城乡户口制度，完全放开迁徙权利，不管是在哪里出生，只要是中国公民就可到其他地方去就业，包括子女的教育。二是给工人以组织自己工会的权利，甚至是罢工权利。当然，这样有可能带来一个新的博弈局面，使得做企业的成本上升，但从另外一方面讲，大家有同样的基本权利，不能为了一方的权利就必须要将另一方的权利通过法制与行政的手段压下去，这样就不是做市场经济了。三是保护创业自由，减少行政管制，放宽市场边界，尤其是对一些垄断行业，一定要有更多放松管制的改革。四是政治体制改革，对权力，特别是征税权，也包括最近讨论较多的房产税，必须有更多实质性的制约。在财政不透明、财政预算不透明、财政税收按30%在增长而征税权不被制约的情况下，不能因为一时房地产价格调控的需求就推出这么一个根本性的税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或任何国家，税种往往只增不减，一旦今天因为房地产价格调控的需求推出了一个新的税种，以后很难取消掉。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需求推出这样的东西。宏观经济调控需求的优先级远远低于私人产权保护的优先级，这是两个不同级别、不同层面的东西。五是将各地土地权分给农民，放开农村民间金融，允许土地资本化，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议价的地位，特别是让他们在本地也能通过创业自由来改善自己的收入与致富空间。民有化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把中央与省市国资委转变成32个国民产权基金，央企“国民权益基金”股权均分给接近14亿公民，各个省成立自己的国民权益基金，将各个省剩下的国有资产都注入到国民权益基金里，将这些基金的股份按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原则均分下去，从根本上增加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一旦老百姓资产性收入增加了，在劳工议价的过程中工人的谈价地位也会上升。大家为了活下去，接受一个低收入工作的可能性就会下降了，因此，民有化改革对许多方面都会产生正面影响，包括提高一般性收入、资产性收入、劳动收入、就业机会、创业空间、致富空间等等，民有化改革与宪政改革是改变中国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
2013年《环球时报》曾转载《今日观察》评论员的原话，强调随着中国工资水平的整体提高，靠低价劳动力获得大量轻工产品的生产份额必定要让给如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劳动力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要结束大量靠资源消耗与低价格、低人权保障的廉价劳动力发展模式。服务业是承接广泛就业的主要领域。改革开放后中国迅速发展为“世界工厂”，中国工人重新塑造了21世纪的全球经济史与世界劳动史。中国改革为马克思意义上的再无产阶级化铺平了道路，因为新劳动主体现在不得不变成“自由”的主体，脱离集体经济，逐渐失去生产资料，在重建立的劳动市场中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一无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小农经济难以为继，农民被迫离乡又离土，来到城市，进入工业区，寻找另一种谋生方式。这是改革开放初期“打工潮”的历史根源，也是新工人主体形成的背景，后者是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工厂的基础。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在将社会主义体制整合进资本积累的过程方面取得了胜利。中国的劳动力占世界总数的29%，在这座巨形的“世界工厂”中，劳动力成本非常低廉，只占墨西哥的1/6与美国的1/40。新自由主义的转型让全球各地的工人都在“逐底竞争”的生产博弈中相互斗争，看谁会接受最低的工资与收益，接受最悲惨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劳动力市场是有中国政府着意创造出来的，政府为了资本，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力，将“社会主义农民”变成了“资本主义商品”，建立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新工人阶级在工业区与城市中兴起，而当地各级政府在提供劳动保障方面却存在着缺失，拒绝为农民工提供包括住房、教育、医疗保障在内的基本权利。中国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已达到惊人的程度；土地、自然资源、劳动与公共设施都已被严重商品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发生明显转变的每一步都是由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干预的。中国政府邀请外国资本投资，到处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提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供应大量技术娴熟、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在中国，这种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发展策略，形成了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新工人阶级与新兴资产阶级。新兴资产阶级靠血汗工厂，以残酷的手段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并迅速攫取权力。中国农村极端贫困，而城市有大量就业机会。因此，数以亿计的年轻人，其中大多数是农民，背井离乡前往城市谋生。这些进城的青年农民被称为“农民工”。从农村进城的工人无法有住房、教育资源、医疗服务、体面工作甚至社会保障。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其中一些人就住在毁坏的房屋、帐篷、桥洞、隧道或汽车里。因此，他们很快就沦为。改革开放初期的领导人与精英都在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提倡实行更为弹性化、更为灵活的劳动形式，倡导以商品市场的规定为标准重新塑造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再次被看成是一种“商品”，能在新生市场上自由交易，政府大力推广的是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成为雇佣劳动者的权利。据《中国劳工通讯》报道，中国农民工总数大概为2-3亿，其中近1.4亿人在城市工作。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一度占常住人口的40%。在深圳的1400万人口中，有1200万是外来务工人员。这些外来工人通常被迫从事危险与低收入的工作，58%的产业工人与52%的服务业工人都是外来务工人员。法律地位、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上的弱势，造就了一个规模庞大且无任何组织的工人阶级。因此他们极其容易遭受沉重剥削。根据21世纪头十年的官方统计，城市工人中有工会的部门仅占30%至37%。当今中国的农民不仅面临着物资匮乏的困扰，还将承受着从精神到心理上的巨大的压力。农民有许多话想说，但让农民说话的渠道并不畅通，民意与民情还无法能得到正常表达，难怪一些地方有的农民不得不将早已“站起来了”的身子，又在“父母官”面前屈膝下跪；有的甚至不得不采取古人“冒死拦轿”的办法，在公路上拦截领导的车队喊冤。今天中国的城市亿万打工的农民还不可能是“爱的驿站”，绝大多数享受到的还只是漂泊的生活与失落的情感。他们不可能真正做到“跟城里人平起平坐”，一些人利用政府赋予的职权，对他们吃、拿、卡、要，最让他们寒心的，还是身前身后布满的种种陷阱：没完没了的加班却没有加班费；损害健康乃至危及生命的劳动没有起码的劳动保护设施，许多人则常常会上当，干了活竟拿不到工资；更有因工负伤、患病、致残，就被一脚踢出门外了事，还有令人痛心地沦为了乞丐、妓女、吸毒贩毒者与犯罪分子……无数外来的民工，用他们的汗水、泪水，心力交瘁地创造着一座座城市的辉煌与富足，但城市的一些人让各地的农民工懂得了什么叫“为富不仁”。同在一片蓝天之下，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平等、互助、友爱、尊重与谦让就这样被无情而彻底地打碎而没有为他们留下多少怜悯与温情。中国垄断资本利润丰厚主要是因为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工人工资收入远低于其创造的劳动价值。外资企业也同样肆无忌惮地剥削工人。中国是由一帮鼠族撑起来的。这盛世如谁所愿？借用《世纪三部曲》里的台词：“为什么井下会发生这次爆炸？你垄断了一切生产资料却为什么容许沼气进入主坑道而任由其点燃？还有，主啊，那些在我们头上的人，凯尔特矿业的董事们，怎么会如此贪恋金钱，如此忽视你的子民的性命？好人死亡，你创造的身体横遭蹂躏，这一切出于什么神圣的意图？”
新冠病毒“全球化”退潮后，有的学者说抗疫成功经济发展说明中国体制的优势。中国的人与制度是有优点的，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人与制度也是有优点的，在这一方面应有平常心，胜不骄败不馁。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巨大国家，在应对人与制度压力、在抗击自然灾害方面是相对于有一些人与制度上的长处的。中国作为一个寻求社会主义理想的国家，在人与制度是也是有相对的长处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大致上还只是一个理想。你不要瞧不起理想，理想一般是人与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的学者说中国抗疫成功经济发展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有低人权优势，这个说法也是有些模糊而带有一些错误。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的抗疫成功经济发展的原因很复杂。西方国家寻求自由民主的人与制度，我们不能因为别人寻求自由民主的人与制度并不怎么成功，而且向前走时遇到一道坎摔了一个大跟头，就否定了别人以至自己寻求自由民主的人与制度的正确性。应承认，今天的中国确实存在一些低人权的情况，中国的发展与抗疫中也确实存在低人权的现象。人与制度的发展极其复杂也极其困难，越向前走往往遇到的麻烦越大。比如古代时人们也破坏环境，砍掉了一些森林，有时候过度开垦耕地，但古代什么时候有今天这样全面而严重的破坏？那么多地方被污染了，连脏了的水与脏了的土地也不够用了，到处是垃圾乱倒废水废气乱排。现在西方国家抗疫的失败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他们寻求自由民主的人与制度不容易，我们寻求自由民主的人与制度也不会容易的，想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也一定是不容易的。如果未来我们缺乏足够的警惕性，我们没准也会摔跟头的。中国取消疫情管控后“经济双循环”加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全球的影响是双向的。特别是中国这个经济体的庞大，决定了她的影响力很可观。近年来现代文明的基本准则对中国的影响的确相当大。纵向地看我们在自由与福利两方面的进步也不小，但同时中国也在“和平演变”全世界。由于中国因素的加入，近年来世界主流的两种主要规则，即自由市场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现在的全球化主要是市场的全球化（市场中也主要只是商品与资本在全球流动而劳动的流动性就差得多）而不是人权的全球化，无论今天文明世界左派强调的经济社会权利还是右派强调的个人自由权利，都还远没有成为一种普遍规则。于是，一种既缺少个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体制，在“只做买卖不问其他”的条件下不仅仍然能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甚至能表现出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优势”。这种体制下崛起的经济体如果足够庞大，它将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标准，同时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国际上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它主要是强调中国国力的强大会对他人构成威胁。这样的说法无论在事实上还是价值上都是必须驳斥的：一方面中国的国力如今远未强大到足以威胁别人，另一方面中国人也有权发展不亚于他人的国力。但如果不是讲“国力”变化导致国际冲突，而是讲不同体制之间的优劣互相影响，改革前我们经常大言要用意识形态理想“解放全人类”，但那纯属夜郎自大；现在一百多年来中国第一次有了“和平演变”他人的可能性，但这种演变既不是向人家输出“儒家文化”，也不是输出“社会主义”，当然更不是输出自由主义，而是用一种“低人权”的竞争“优势”使人家也不得不向“既低自由、也低福利”的方向发展。如果说几年前一群讨厌“自由放任”的左派经济学者提出“北京共识”还并不令人惊奇，那么讨厌“福利国家”的张五常先生最近宣称“天下大势将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就很耐人寻味，曾预言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的弗朗西斯·福山出版的《出乎意料》则把“世界转向‘中国式社会主义’”列为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七大“意外”之一。当今中国所有的要素似乎都极有“竞争力”：比如劳动力，印度等国在劳动力充裕而廉价方面不亚于我们，但我们的劳工之逆来顺受全无集体谈判权却是他们不可企及的“优势”。与劳力相反，我们的土地本来非常稀缺，但却有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圈地机制，圈占广州附近的大片膏腴比人家圈内华达沙漠还容易。我们的生态环境与资源禀赋不佳，但没有讨厌的公民社会捣乱，要占用它们就免了许多“麻烦”。我们的公共财政在公众福利方面捉襟见肘而使用“公共财政配套”“招商引资”却非常慷慨，社会党与保守党在这些方面岂能斗得过我们？“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民主转轨国家就更不可能创造经济奇迹了。减少“交易成本”以提高“效率”是国外经济学的一大发明，但以剥夺一些人交易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单方面降低“交易成本”的主意是他们想不出来的。
新冠病毒“全球化”前夕奥巴马参与宣发的《美国工厂》一度刷屏：美国人自己的工厂关门了，中国人办的厂工资低加班多、不重视工人的健康与安全更不重视环保，把中国经验移植到美国工厂后中国人的美国工厂才有了盈利，成功阻止美国工会进入工厂的工人无法主张自己的“人权”、保护自己的就业机会与阻止机器抢走自己的工作。“低人权优势”这个概念反映了一种不可兼得的困境：“高人权”的企业竞争不过“低人权”的企业，“高人权”的工人竞争不过“低人权”的工人，整个系统都是有缺陷的，连很多赚了钱的中国老板也怀疑自己有罪。老板们经过残酷的市场竞争筛选，依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赚钱。现实混沌不堪，所以要求佛拜神，寻找精神寄托。如果自由市场真有这样的“系统性缺陷”，我们就要选择是随波逐流混口饭还是全球一致建立“高人权”的工会制度，靠美国工会这样的组织保护工人，以消除“高人权”的竞争劣势。对此，本文的回答是：自由市场没有这样的“系统性缺陷”，建立全球工会制度反而更糟。没有侵权就没有剥削，“人权”，人的权利，只有在“财产权”范围内才是正当的“高人权”。一旦为了某个人的“利益”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那不是“高人权”而是“低人权”。如果没有暴力强迫工人工作，没有暴力强迫工人接受低工资或不好的工作待遇，没有侵犯工人的“财产权”就没有“低人权”，用暴力强迫老板提高工资、待遇而禁止其他工人用更低的工资、待遇参与竞争才是“低人权”。当然，如果认为利用工会制度侵犯“财产权”能得到好的结果，人们还是会建立工会制度。假如我们真的在全球范围建立美国工会那样的组织，在全球范围靠暴力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真的能消除高工资、高待遇的竞争劣势而让每一个工人都能得到好处吗？不能，因为你没有增加资源或技术，你仅仅在消耗资源。最容易看出的是，如果我们靠印钞提高全球工人的工资，产出不增加，那么产品会涨价，实际收入不会提高。如果我们不印钞，而是强迫老板付这笔钱，就会提高办厂的难度而减小办厂的好处，导致一些企业亏损破产，一些投资的风险增加，一些创业的资金（资源）不足。最终是产出减小，产品更难买到，涨价，实际收入下降，更难找到好工作，技术进步变慢或衰退。你有可能认为这是自由市场“剥削本质”的表现，其“系统性缺陷”是老板们绑架了经济。工会为什么不自己办厂？如果老板的资产是靠剥削工人得到的，工人们为什么不自己积累资产呢？你首先要自己有一笔钱，然后才有可能被别人抢走吧？没有人阻止工会自己办厂，没有人阻止工人们自己积累资产。用不着全球工会制度，任何工人或工会都能这么做。没有侵犯工人的“财产权”就没有剥削，是工人自己选择了打工，因为比自己创业更好。老板要预测消费者的喜好，预测产品未来的销路，事先花钱购买机器厂房、支付工人工资，承担风险与不确定性。最成功的老板，也认为自己随时有可能破产。口口声声说老板剥削工人的左派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自己办厂，但又觉得办厂很容易，指责血汗工厂时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自己去雇佣那些工人。所以他们不会想到，即使是为创造就业而存在的慈善机构也同样有可能破产，如果没有为社会生产出足够的财富，即使我们把全球老板的财产都分了，我们依然要有人当老板，要有人选择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并为他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用不确定的利润鼓励人当老板，为他人生产，为他人创造就业，是自由市场的优点。提高工资、待遇的是自由市场，美国工会从来没有实现过提高工资与待遇的目标，他们顶多是阻止其他工人与工会成员竞争。历史上的美国大萧条，也是工会拦路打劫，倒掉别人的牛奶。只有资产积累、技术进步与市场竞争，才能逐渐提高人们的工资、待遇与实际收入。老板们确实在全球寻找“低成本”，但并非寻找“低人权”。大部分人不敢去真正“低人权”的地方打工或投资，老板们也一直在提高工人的收入。你有可能只看到工人之间竞争导致低工资、低待遇，没有看到老板之间的竞争导致高工资、高待遇与产品的物美价廉。无论移民、进城打工还是产业转移，在自由市场中，工人总能找到自己能获得的最好的工作，因为老板也在寻找工人，老板也在为了雇到这些工人而竞争。这使得全球工人更容易找到更好的工作，尤其是那些生活水平最低的人。反过来，这种在全球范围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行为，使得一些产品变得更充裕、更便宜，对其他人提高生活水平、实现技术进步、提高效率、转型升级也是有利的。农民工进城打工，导致城里人生活水平上升而不是就业难，中国的网友应有体会。产业转移也是如此。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某个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工人也是有利的。事实上，因为发达国家的工人有更好的选择，他们“抛弃”了这个企业，因此不会有什么失业问题。至少，他们的处境不会比转移到的地方的人更差，他们没有劣势。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愿接受低工资，也不是什么优势。只能说有比较优势，仅仅在这份工作上有优势而已，他们暂时还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从来就没有什么“低人权优势”，有可能造成劣势的是自己的错误判断或侵犯“财产权”，比如美国工会与因错误观念而支持工会的工人逼走老板阻止他人正常交易而造成失业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繁荣是“尊重财产权”的成功，是“高人权”的成功。没有美国工会的妨碍，资产积累、技术进步、效率提升、转型升级自然发生，人们的工资、待遇与实际收入也随之提高。休闲与安全的代价，你有可能仍有疑问。不说工资收入，如果我们强行减少全球工人的工作量，产出减少，涨价，实际收入下降。如果我们强行提高某些行业的安全措施，成本增加，原有的产出减少，实际收入下降。但这两条相当于每个人花一部分钱增加休闲时间、提高安全程度，怎么能说实际收入下降呢？工会也许不能帮助工人增加工资收入与购买力，但增加休闲时间、提高安全程度，还是能做到的吧？用不着工会的强迫，在自由市场中人们已考虑过这个问题了，是他们自己选择了当下的休闲时间与安全程度。如果工人认为更多休息、更安全比赚更多的钱重要，那么老板选择提供那样的工作条件同时降低工资就是有利可图的。如果没这么做，说明工人认为赚钱更重要。如果工人确实离不开专业的防护手套，老板能从工资里扣钱买手套或这些工人能自己买。他们不买则说明那笔钱更重要，自由市场中已考虑了这种种工资收入以外的好处，休闲时间与安全程度才有可能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如果通过工会替工人做选择，对他们并非好事。《美国工厂》提到的环保，是“财产权”范围内的，用不着特别的法律、工会或环保组织来干预。如果工厂废弃物真的污染了水源，比如导致某自来水厂的净水成本明显增加，构成侵权，自来水厂能要求赔偿。或下水道的产权所有人能禁止排污。如果没有人受到损害，没有发生侵权就用不着更多的环保。自动化技术不会造成失业，因为自动化省下的钱、提高的生产效率会增加新的消费或投资需求，这与移民、进城打工、产业转移的逻辑是一样的。只要不侵犯“财产权”就不会有剥削与“低人权”，工会暴力对提高工资、待遇没用，即使建立全球工会制度、干预竞争也不行。如果全球工会要求增加休闲时间、提高安全程度，工人要付出别的代价就不符合其自己的意愿了。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低人权”意味着低成本，跨国公司通过产业链转移使高福利国家的低端制造业优势不再，这也给了后发国家发展的机遇。因此，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年轻人口多、基础设施完善的国家的GDP迅速增长。这也使得发达国家的工作机会与税源流失并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但这样的趋势有了微妙的变化。早在2016年，借非法移民与中国问题而上台的特朗普就已断言“他们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并开启了中美对抗的序幕。但在当时，鲜有人注意到工作机会减少的另一个原因：机械自动化对人力的替代效应。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如此写道：“以钢铁工业为例。1962年至2005年该行业失去了40万人，占其总劳动力的75％。、根据杜克大学的艾伦·康拉德-韦克斯勒与普林斯顿大学的扬·德·洛克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该原因是一种名为微型钢铁厂的新技术，使产业工人被大量替代。”而咨询公司麦肯锡更是估测，全球有高达50%的工作都能被机器人取代。到2030年，保守估计全球会有4亿人左右会因为人工智能影响，而发生岗位变动。在可预见的未来里，有“人口红利”的国家将无法在成本端保持优势。ChatGPT导致程序员这样的高薪岗位有可能被部分替代，而这还只是一个起点。这种趋势印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预言：机器在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必然会随着降低成本的需求而增加，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人口大量过剩而最终埋葬“资本主义”制度。正因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警告，欧洲国家才吸取了社会主义来补充自己的政治体系，各国社民党相继复兴，福利国家的再分配效应，使贫富差距没有被过分拉大。最终，科技进步的成果被各个阶层共享，资本主义国家灭亡的预言才没有成真。城市化带来的低生育率，又降低了“人口过剩”问题的严重性。因此，未来人工智能将取代多数劳工岗位，也会增加新的工作职业，而人类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创造力以避免被AI替代。这样的前提是个人必须有足够的自由来发展兴趣与创造力，社会要提供更优质的教育与福利，来提升人口素质，所以中国未来的“低人权优势”将不复存在。AI加强了高国民素质、更具创造力的国家的竞争力。创造力建立在自由与福利之上，因为只有自由的选择能让人更好的发展天性，而福利则给人更好的教育条件并减少“过剩人口”带来的社会动荡。同时，刺激生育率的政策也有可能反转，西方国家长期低生育率，导致人力成本过高。但随着技术革新越来越快，高生育率有可能导致高失业率，过多的人口也难以提供更好的福利条件。
低生育率、高质量的福利与自由将成为人类进入AI时代的追求目标，而这是人类这个族群的幸运。不符合这个趋势的则将像害怕机械替代奴隶的罗马人那样错过技术进步的红利而被其他文明边缘化，或像“赛博朋克2077”那样“高科技、低福利”而靠廉价的“高科技奶头乐”安慰第四次工业革命催生的“过剩人口”，中国如果继续纠缠于“低人权优势”的是非之争则难逃此劫。
【文/陈俊杰，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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