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同巴特勒的一次交锋

1998年7月30日下午的北京，天气闷热，是雨前的征候。会议室里冷气嗖嗖，狭长的大厅摆了两张条桌，上覆白色台布，显得庄重整洁。桌边及后排坐了三十多名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学者，静候联合国监督伊拉克销毁生物、化学和核武器特委会主席巴特勒的到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中国联合国协会特为他的来访举行一次非正式的座谈会。
主要是伊拉克不合作
巴特勒和两名助手准时到达。他是一个高大壮实的西方人，六十开外，梳着背头，顶发有点稀疏，走在最前头。他在上任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态度强硬，几乎酿成两次举世震惊的武装冲突。他们进场时没有掌声。巴特勒静静地在桌子的一头坐下，左右分别是两个中国主办单位的负责人。
会议由中国联合国协会谢启美会长主持，在他简单致词后，巴特勒开始介绍特委会的工作情况。他首先表示，自己此来是为了解中国的态度和向中国学习，因为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外交经验丰富。接着，他用较多的时间解释说，安理会对伊拉克的制裁长达七年，主要是因为伊拉克采取不合作态度，不提供有关报告和材料，甚至不老实。例如，伊拉克矢口否认有生物武器，因而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他还说，中国与特委会过去有着良好的合作，希望这种合作能在今后进一步得到加强。最后，他表示愿意回答在座人士的任何问题。
主宾之间的问答在平和的气氛中进行。一位中年学者首先表示，安理会的决议理应得到全面贯彻，但从人道主义出发，他也呼吁加速核查进程，早日解除制裁，使伊拉克人民尽早恢复正常生活。他的发言无疑代表了在座所有中国学者的心声。巴特勒说，他也抱有同样愿望，甚至表示希望一年后自己任满时伊拉克问题已经解决。但他对伊人民处境困难之说存疑，认为伊拉克并不贫穷，到处是财富，不少地方大兴土木，何不将钱用来周济百姓？他讲的也许有一定道理，许多国家都存在社会不公、奢侈浪费的现象，但这怎能成为外国施加不公正制裁的理由？
针锋相对的交锋
座谈的时间过半，讨论渐入困境，气氛逐步加温，同室外炎热的天气不相上下。
一名中国专家问，萨达姆总统已表示，如年底不能结束制裁，将发生严重问题，不知届时会不会发生前两次那样的严重对抗？巴特勒说，球在伊拉克脚下，特委会从不同伊拉克对抗，而是伊拉克对抗特委会。接着，又有人问，上次危机时，美国扬言如安理会不采取行动，美国将单干。会不会再打起来？这位老练的外交家环顾左右而言他，表示他是搞裁军的，对打仗没有兴趣。
有人问，特委会坚持要核查萨达姆总统的用地，结果一无所获，为何特委会给安理会的报告对此只字不提？巴特勒先生含糊了一下，自我解嘲说，伊拉克事先已把违禁的武器搬走了。
更有人尖锐地提出国际上有人认为伊拉克危机背后有美国的影子，问他如何看？至此，巴特勒有点沉不住气了。他反问道：“你是搞什么研究的？怎么你反映的都是伊拉克或阿拉伯人的观点，使用的都是他们的材料？你读过特委会的报告吗？除了他们的报刊，你还读不读别人的东西？”
提问的研究员一一拟予解释，但巴特勒步步进逼。两人一来一往，几番交锋，在场的人都感到有点尴尬。
纷争稍平息后，主席宣布只能提最后一个问题了。一位女士以平缓的口气问，伊拉克有它的问题，从特委会的工作来讲，是否也有改进的余地？巴特勒先生说，特委会的工作当然不是尽善尽美，要改进。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提高嗓门激忿地说：“但如果认为伊拉克问题拖延的责任是在特委会，而不是伊拉克，那是绝对荒唐的！”
“绝对荒唐”到“绝应如此”
巴特勒虽居客场，却气势汹汹。这场座谈会就以他的咆哮告终？一直保持沉默的我心急如焚，真想说几句话改变一下这种态势。但如我发言，必须简短有力，击中要害，使对方无可反驳。我搜索枯肠，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稍纵即逝。
巴特勒的话音刚落，我就举起手来，但主席已有话在先，最后一个问题已经提完，见我举手，便征求巴特勒的意见可否再回答一个问题，巴特勒点头同意。
主席提示：只能是个短问题。我允诺：很短。其实，仅有三句话：“一、伊拉克是被告；二、被告应当有权为自己辩护；三、世界是否应当听取被告的意见，以便公正评判？”
巴特勒几乎不假思索，便答：“绝应如此”。
从“绝对荒唐”到“绝应如此”当然是个明显的变化。接着，他用正常语调表示，特委会在工作中一直注意尊重伊拉克的主权和维护其尊严。“主权”和“尊严”本是我想说的主题，现由巴特勒本人来说，倒也不错。
特委会的工作遭到联合国内外的广泛批评，更是受到伊拉克当局的坚决抵制。最后，巴特勒未经安理会许可即将全部核查人员撤出伊拉克，致使特委会名存实亡，巴本人也只好挂冠而去。1999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设立新的“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取代特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