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唯上论一错再错

原编者按　乔治·绍罗什是世界闻名的货币投机商。他投身于市场的惊涛骇浪之中，洞悉市场行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对冲基金之王”。但是，他却激烈批判不可一世的市场唯上论，并提出了实现经济稳定和繁荣的策略。
【日本《钻石周刊》11月2日一期文章】题：市场唯上论的幻想——为何不断出现失败（作者　绍罗什基金会董事长、开放社会研究所所长乔治·绍罗什）
在美国，对企业的违法行为和金融犯罪的批判之声不绝于耳。但是在愤怒中也不乏感到惊讶的声音，不少人对“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感到困惑不解。其实，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20世纪90年代的过度繁荣与现在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进行改革的要求，实际上是金融市场中反复出现的特征。
“市场唯上论”
要是仔细分析20世纪90年代有什么不正常，那么可以指出两个具体的因素。这就是职业道德水平的下降和利害冲突的戏剧性增大。实际上，这两者只不过是更加广泛的单一问题的征兆的表现。这个问题就是“不问手段只赞美金钱利润”的倾向。
在这种对金钱的盲目追求的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信念，即“人们追求狭隘的私利，是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好手段”。这种观点被称为“自由放任主义”。不过，现在信奉这种观点的人给它赋予了一个更富现代色彩的名字——“市场唯上论”。
市场唯上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开始占据优势的。当时，罗纳德·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玛格丽特·撒切尔也在不久前当选为英国首相。市场唯上论的目标就是从经济中排除限制和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在国内和国际上促进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创业精神。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是市场唯上论的课题。
市场唯上论是一种危险而且错误的意识形态。它至少在两点上是错误的：第一，市场唯上论从根本上误解了金融市场的机制。市场唯上论存在着追求市场平衡的倾向，认为通过市场的平衡就能够确保资源的最佳分配。虽然理论经济学家都进入了远远超出一般平衡的领域（现在多元平衡理论最为流行），但是市场唯上论者依然相信，自己是有确凿的科学依据的。第二，市场唯上论通过同等看待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给追求私利赋予了道德性。
这里必须要区别的是决定规则与根据规则行事的区别。作为市场参加者的我们只要是根据规则来行事，即使追求私利也无可厚非。不过，如果站在制定规则的立场上，就必须根据共同的利益来行动。而且，在民主体制中，我们全都站在制定规则的立场上。市场唯上论者主张：“让人们追求私利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最佳手段。”这就抹煞了制定规则和根据规则行事的区别。信奉这种简单的意识形态的人，即使将规则制定得对自己有利，也不会感到任何良心上的谴责。结果出现的就不是完全竞争，而是裙带资本主义。这样，富裕的掌权者就享受了自己的特权立场。
市场唯上论的危险性在国际领域表现得特别明显。国际金融机构的发展速度，与全球金融市场的成长速度是不合拍的。结果，我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经历了数次大的国际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其原因在于，如果金融危机威胁到美国的繁荣，美国联邦储备制度必然要进行干预。例如，1998年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濒临破产导致危机时就是这种情况。不过，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俄罗斯等其他很多国家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有的国家还遭受了不止一次）。金融市场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市场越大，为保持稳定，就越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机关。
但是，市场唯上论者不仅不承认这一点，而且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将不稳定的责任推给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揽子救济计划助长了市场将信贷框架扩大到应有标准以上的行为，导致了“道德败坏行为”。由于屈服于市场唯上论者的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救济”改为“民间救济”。也就是说，不是通过投入公共资金进行救济，而是要求民间部门筹款。尽管如此，由于投资银行并不是为了慈善活动而经营的，因此要求为民间救济的负担提供抵押。这就要求提高利率，最终进一步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不稳定的根源
在1997—1999年的金融危机余波未尽的情况下，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变了政策，导致债务国的资本成本上升。结果，近年来，出现了资金“由边缘到中心”的逆向流动。这从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不断增加——现在已经超过了40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中也可以看出。
此外，更加严重的一个威胁是巴西的金融危机。从市场唯上论的立场来看，巴西采取了所有正确的措施。不过，巴西国债的利率现在以美元结算已经超过了20%。由于要付出高利率，金融市场担心的“巴西有可能不履行债务”的担忧开始成为现实。如果巴西破产，基于这种机制的国际金融系统也会破产。
现在，系统的改革已经成了当务之急。手段就是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机能，同时要降低经济增长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促使它们追求内需主导的增长。为此，就有必要进行广泛的制度变革。但是无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其他国家主管经济的部门，都没有认识到这种需要。
在国际领域也认为追求私利将实现经济的稳定。不过，从现在的混乱来看，（无论是政府还是会计师）都缺乏符合逻辑的原理以及社会性考虑，因此就出现了非常大的不稳定性。
在美国的政策中，缺乏对根源的洞察。市场唯上论者成功地说服了自己和他人：“政策的正确目标是，为了提高效率并实现经济增长，应防止市场受到规定的束缚。”他们指出了所有形态的社会主义所犯的错误。不过，这种主张是立足于错误的逻辑上的。虽然规定存在缺点，但是并不等于不受限制的市场就没有缺点。实际上，包括市场在内，人类制造的所有东西都是不完美的。至于说完美，就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了。所有的市场唯上论在这些点上都是错误的。
单纯利用法律规定，只会成为解决方法的一部分。法律的变更，必须通过改变根本态度才能实现。为了避免利益冲突，人们光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是不行的，还必须要认识到共同的利益。如果没有这种“内心”的变化，即使制定新的规定和法律，可能最终只能以促使逃避规定而告终。
希望所有的市场参加者一下子转变逻辑是不现实的。不过，正如20世纪90年代看到的那样，舆论和公共讨论有时候可能对个人行为产生戏剧性的影响。美国国民现在有必要重新认识追求个人利益的个人集团和以公共利益为指针的“社会”的不同。美国国民能在多大程度上认识这种不同，将决定美国和世界在今后数月和数年内是否能够恢复经济的稳定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