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农渔民街头大抗争陈水扁“战斗内阁”面临“崩盘”

11月23日中午，2300辆大客车载着12万台湾农渔民，从岛内各县市拥入台北，一场以“抢救农渔业和农渔民”为诉求的台湾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游行，由“神农大帝”巨型雕像引导，在激愤的口号声和高亢的农歌声中拉开了序幕。这个称为“11·23与农共生大游行”的活动，由台湾的“农渔会自救会”策划，其目标是反对政府把农渔会信用部分级管理的政策。
这场台湾当局对“农渔会信用部”的改革，草率决策，几经演变，终于酿成风潮，使本已脆弱的民进党“执政信用”，面临“崩盘”危机。
草率决策激民怨
今年8月22日，台湾当局以一些“农渔会信用部”逾放比过高、经营恶化为由，对“信用部”的贷款采取限制措施，并拟于2004年底前全面接管“农渔会信用部”。
事实上，除了可以公开的理由，当局企图接管“农渔会信用部”是另有所图。众所周知，农渔会是台湾地方派系的重要组织。在李登辉主政的12年间，利用地方派系巩固政权，一个普通“农渔会信用部”至少有几百亿元新台币存款，这些钱在选举时成为总干事、理监事们手中的动员基金。
李登辉时期，这些总干事、理监事都由李的“皇亲国戚”组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渔民的选票，所以一直被视为李登辉的地方“桩脚”。李登辉退出国民党后，这些“桩脚”有一部分被国民党接收。陈水扁迫不及待地要接管这些“农渔会信用部”，正是企图在下届“总统”选举前拔掉这些国民党的“桩脚”。　
但处于经济衰退、生活困苦煎熬下的农渔民认为，“农渔会信用部”有别于一般商业银行，它们长期以来方便农渔民存款和小额贷款，其盈余提供给农会渔会，让农渔会办理推广训练等活动，并办理农渔民直接受惠的农保、健保，发放农渔民福利津贴，收购稻谷，辅导产销和家政班等业务。“信用部”是“农渔会”的心脏，如果“信用部”被接管，就“等于消灭农渔会”。
农渔会据此不断向当局陈情，提出“抢救农渔业和农渔民”、“不要接管信用部”的诉求，但民进党当局置若罔闻，终于引致农民发出了上街游行抗争的呼声。
而台湾当局却认为，这与“在野势力介入有关”，甚至称是“‘第五纵队’的破坏活动”，力图把农渔民们的怨气压下去。陈水扁还曾经以“宁失政权也要改革”表明接管“农渔会信用部”的“决心”，并搬出“农渔会”旧老板李登辉去做“农渔会”干部的工作，结果是反弹声浪变得更大。
在国民党、亲民党陆续宣布支持农渔民的诉求，并决定加入大游行后，民进党当局估计压下游行的希望不大，于是“主战气氛高昂”。
11月15日，民进党秘书长张俊雄率领“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政策会执行长林浊水召开记者会，以严厉的语气指控国、亲两党介入游行。这个罕见的动作，宣示民进党政府主动应战。
民进党向各地方党部下发改革说贴，买下5份报纸的头版广告，花费30万元制作费拍摄了一支准备在11月20日播出的电视广告，标题是《改革绝不能停止》。以擅打“选战”闻名的民进党，又拿出了“看家本领”。
一边是“农渔会”坚持抗争到底，一边是民进党当局“厉兵秣马”，双方的对立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政策摇摆为选票
11月17日晚，作为民进党主要“票仓”的南部5县民进党籍县长们，绕过了主管行政部门，直接向陈水扁汇报了“农渔会”的抗争情况。据媒体报道，这些县长们认为，当局的高压政策极可能导致民进党在南部的传统票源流失。
这次会见导致陈水扁在接管“农渔会信用部”的立场上出现了大逆转，“行政院”突然宣布，以“社会成本损失”为考量，暂缓“接管农渔会信用部”。
此举一出，各方哗然。岛内舆论纷纷指出，当局不惜收回原来的主张，以回应农渔民的诉求，表面上看是承认政策实施失当。但更深一步的原因是，台北、高雄市长选期临近，10万农渔民上街，将重创民进党形象，甚至因票源松动而损及选情，“金改政策急煞车的真正动因却是出于选举考量”。更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局决策如此仓促、轻率，将专业考虑、是非原则、整体利益完全置之度外，其动摇反复令人叹为观止”。
当局作出暂缓“改革”的决定后，本以为可以使农渔民不再游行抗争，但这种在仓皇中作出的草率让步，并未取得农渔民的理解，甚至加剧了民众对执政者的不信任。农渔会认为“暂缓”论并没有给“信用部”前途一个说明，“当局反复无常，谁知几天后变成什么”，仍决定“上街游行”。
为了拉陈水扁一把，农渔会举行游行誓师时，李登辉再次亲自出马，表示希望减少游行人数。不过在场的数百名农渔民代表认为，李登辉“只是来帮政府摸农民的头”，因而反对让他进场发言，同时唱歌表达了不放弃游行的决心后，全数离场。
“农渔会自救会”理事长白添枝表示，“生米已煮成熟饭”。“农渔会自救会”并提出了全面抢救农渔业的“三大诉求”和“十大主张”。“三大诉求”为：抢救台湾农渔业和农渔民；农渔民要农渔会继续提供服务；制定以农渔会信用部永续经营为主轴的《农业金融法》。
近期一直声言与农渔民“站在一起”的国民党、亲民党也再次表达了对农渔民游行的支持。国民党主席连战于11月19日发出公开信，表示国民党要“做农渔民的后盾”，“督促政府从法制面、政策面、社会面支持农渔业及农渔民，使农渔业不再是夕阳产业，使农渔民成为生产生活生态的尖兵”，并在党内发出“甲级动员”，号召前去声援农渔民。亲民党籍“立委”则准备以“化整为零”的办法到游行队伍中表示支持立场。
此时此刻，一直与民进党当局“相互依托”的李登辉，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突然出来对当局放重话，批判民进党当局“只会选举”、“喊玩的”、“决策官员都是新人”、“处理一团糟”。此举实无异于火上浇油。
而民进党内不少人由于不满陈水扁的“退缩”，继续对“农渔会”干部提出指责，称他们是“假农民”、“有刑事记录”。所以，尽管陈水扁匆忙赶到南部地区以“亲情”“缓和局势”，但农渔民上街游行已“势所必然”。
“执政信用”受质疑
草率决策于前、政策摇摆于后的做法，使当局的“执政信用”遇到了危机。不仅在野党强烈批评当局“施政无能”、“出尔反尔”、“只讲选票”，就是民进党内部也乱作了一团，“退却”与“坚持”的争吵不断发生，陈水扁与“行政院”、“立院”党团间的矛盾凸显。同时，民进党对李登辉在风潮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极其不满。
巨大的风潮使陈水扁腹背受乱，四面楚歌。为替自己辩解，他不得不“舍车保帅”、“枪口向内”，声称接管“信用部”的情况他都“不清楚”，行政部门对他的“指示”有“故意不听”的问题，“‘行政院’应该有人对此负责”。
于是，民进党上台后“由领导人定下的重大决策一遇阻力或挫败就必须有人挡‘政治子弹’的现象再次出现”。本来因强力推动这项“改革”而焦头烂额的“行政院长”游锡?，不得不满心“委屈”地充当“防弹衣”，一连三次向陈水扁提出辞呈，“副院长”林信义也表示将与游共进退，而直接处理这次“改革”的“财政部长”李庸三和“农委会主委”范振宗更是成了“替罪羊”，辞职下台。
尽管游锡?目前仍得以“慰留”，但台湾媒体认为，“慰留”的原因主要是陈水扁不愿承认施政失败，要暂时维持“稳定”，保全面子。估计在12月7日台北、高雄市长选举后，今年初刚刚成立的“战斗内阁”将不得不重新“改组”。
岛内媒体日前评价说，“尽管民进党上台已经2年半，但执政能力和决策模式并没有长进”。自民进党执政以来，政策一夕数变的事情时有发生。2年前当局突然宣布停建“核四”，引发政治风暴，朝野关系严重对立，经过“百日动荡”后，当局又宣布“核四”复工，让各界初步领略了陈水扁当局善变的“执政风格”，引致弥漫全岛的“信心危机”。
近期以来，不断遭到家长和基层教师诟病的“教育改革”，在政策摇摆中进退维谷。“健保费双涨”同样引发社会各界的不满，此次“金改”煞车、荒腔走板不过是当局政策反复“系列剧”的续集而已。
有关学者认为，在民进党执政两年半先后三任“阁揆”任内，前有“核四”案，现在有“农渔会改革案”。每次只要出现问题，“内阁”人事就面临危机。当局独断专行，缺乏责任感，“错的全是别人”，这是“台湾社会步向乱局的重大警讯”。
当局为给自己的错误辩解，声称“改革不是直达车”。但台湾舆论指出，“核四”案、“八掌溪事件”都一样，“走人背责任，一切重新来过”，“但人民的怨、怒、不满依旧在，一个浮动的、不稳定的施政方向则是民心惶恐的症结”。当局执政“专业不足、决策草率、错估形势”，总是“让民众坐在云霄飞车上”，不断地“经历一次次政治大动荡”。这种“只有政治，没有政策”的执政模式，暴露出当局“彻头彻尾的施政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