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1台大法律人撑起台湾政经半边天

【台湾《商业时代》周刊报道】题：台大法律人撑起台湾政经半边天（记者　范荣靖）
谁孕育了台湾举足轻重的政治及财经人才？答案是，台湾大学法律系。
政治上，总统陈水扁、副总统吕秀莲、前行政院长张俊雄、法务部长陈定南、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张富美、陆委会主委蔡英文、台北市长马英九、台北县长苏贞昌、台南县长苏焕智及立法委员陈文茜、王雪峰等人都毕业于台大法律系。
财经领域，和信集团大家长辜振甫、霖园集团旗下国泰人寿董事长蔡宏图、新光集团旗下台证证券总裁吴东升、富邦集团总裁蔡万才及副总裁蔡明忠、诚泰银行董事长林诚一等人也都是毕业自台大法律系。
“法律是一门生活上的应用科学，相当生活化，念法律并非只是单纯的背诵法律条文而已，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没有一件事脱离法律的范围。”6月19日，台大法律系70周年庆上，台大法律学院院长廖义男破除一般人对法律系的刻板印象，他说：“冷静、理性、热情与逻辑分析能力是法律系学生应有的特质。”
即使这些人选择进入台大法律系的原因各有不同，但不可否认，4年法律系的法学专业训练，对他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位蔡宏图的朋友就观察，蔡宏图经常问的问题是：“这样做会不会违法？法令许可了没？”
引领学界潮流
引领战后台湾法学界的潮流是台大法律系法学教育上的最大特色。1962年考进台大法律系的廖义男说：“当时有法律系的大学只有3所，分别为台大、中兴及东吴，当时政大及东海大学的法律系都还没成立，所以台大法律系便一直扮演培养台湾法律人才重要摇篮的角色。”
台大法律系教授惯于撰写教科书及论文也加深了他们的影响力。目前，台湾的法学教科书中，大多以台大教师的教科书最受欢迎，原因除了各校法律系教师里，以台大毕业者居多外，另一个则是“教材内容丰富、精简扼要”。他们致力于针对各个特定议题撰写论文。其中，为使论文的写作与发表常态化、制度化，台大法律系教授王泽鉴更于1971年获得亚洲学会的赞助，创办“国立台湾大学法学论丛（通称台大法学论丛）”。
与“政府”合作密切
他们的声望亦使得台大法律系或法律学院的教师，经常被延揽至政府司法部门担任要职。例如戴炎辉、施启扬曾任司法院院长；石志泉、韩忠谟曾任司法院副院长；翁岳生则为现任司法院院长。不仅如此，台大法律系曾任、现任大法官的教师有数十人。
而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政府部门拟就新兴法律问题立法，或依现行法提出解决之道时，亦经常委托台大法律系做项目性质的研究计划，这再次加深了他们的影响力。
台大法律学院法律服务社的成立更使得他们走出校园，发挥无远弗近的力量。从1979年11月创社以来，在丘联恭等教授指导、学生社员热心投入下，每周六下午的对外服务时间，多是门庭若市，渐渐成为一般市民心目中最好的法律顾问。
此外，为弥补足迹未能遍及全台之憾，他们又以文字传播方式，出版《别让您的权利睡着了》专书数集，深入浅出地介绍经常发生的法律纷争及解决之道。
志愿榜上起伏不定
然而，台大法律系并非始终都是高中生们的第一志愿。日治时期，台湾人的家庭很喜欢子弟念法律。当时就读帝大政学科的辜振甫便曾提到，书念得好的台湾人被认为是高尚的职业。
渐渐地，这样的情形有了改变。60年代，法律系在联招上的志愿排名只能算“中下”。更有甚者，1971年之后的几年间，或许受法律系改制为5年的影响，法律系的排名降至谷底，后来才回升到略胜社会系一筹。不过始终都有约1/4的学生，是以第一志愿进入台大法律系，陈水扁即为其中之一。
所幸，到了80年代中期，法律系的排名超越了政治系及社会系。进入90年代后，台大法律系的排名一路超前，直奔第一位。随着律师高考录取率提升、台大法律人在政界耀眼的表现，台大法律系的法学、司法及财经组三组经常是大学联考的前三志愿。
仔细探究，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台大法律系的排名不高与当时律师录取率过低、政治氛围紧张及台湾经济起飞脱不了关系。“70年代，台湾每年录取的律师不到十位，”国际通商法律事务所资深合伙律师陈玲玉直言。
因此，许多法律系毕业生在无缘担任律师后，纷纷转往正在起步阶段的金融界服务，而这个行业的薪资相较律师也高。
但只要考取律师执照，投身政坛的人，往往受到台大法律系自由批判学风的影响，很多投向当时的在野阵营，成为民主进步党的领导阶层。例如，民进党曾任或现任的8位党主席中，竟有5位台大法律系毕业者，分别为江鹏坚、姚嘉文、林义雄、谢长廷及陈水扁。
形散神聚出“人物”
然而，不论族群或男女性别的差异，“在台大法学教育课程中，少有期待学生共同合作以完成作业者，通常各自念书即可应付课业，”《台大法律学院院史》一书这样写着。尽管如此，大部分台大法律系学生对学问仍抱持着相当大的热诚。由于荣誉心使然，学生对于学校内的考试，积极争取高分。
“乍看之下，台大法律人宛如一盘散沙，但也正因为如此，每个台大法律人才会凭借自己本事，力争上游，在各个领域成为顶尖人物，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台大法律学院院史》做了这样一个注解。
而这一群散布在党政商各界的台大法律人，也正发挥着他们对台湾政经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