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足与痛苦

【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8月19日文章】题：富足与痛苦（作者　梁复朗）
宫家三兄弟的红砖房过去就在南小街附近的一个胡同。他们和家人在这九间小房里生活了近40年。
宫家三兄弟分别是53岁的国有工厂退休工人文彪（音）、51岁的蔬菜批发商文聪（音）和43岁的出租车司机文举（音）。今年春天，作为北京市大规模城市建设规划的一部分，三兄弟的房子连同胡同中大多数房子都被夷为平地。
曾经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三兄弟如今各奔东西，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这一大家人的命运反映了中国社会向一种竞争相当激烈的体制的转型。
宫家兄弟的故事就是中国1978年以来的故事，讲的是那些拥护经济改革并获得了成功的人以及那些不适应改革并最终失败的人。
虽然北京的现代化进程十分必要，也不可避免，但速度之快使得这一进程变得非常激烈。宫家老房和成千上万间这样的老房的消失打散了传统的、四世同堂式的大家庭，也改变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
宫家三兄弟最后一次同住在老房里是在今年5月初。第二天一早，老二文聪找来搬家公司，将家当运上卡车，直奔北京市郊。三兄弟最后一次见面是在5月23日，那天，他们分了政府补偿的房款。
分家后，能说会道的文聪过得最好。他住在市郊一套现代化住宅里，买了大平面背投彩电，还装了有9个背部按摩喷头的淋浴装置。
沉默寡言的老大文彪最难以接受这次搬家。他住在亲戚一处局促的房子里，到处堆的是行李箱，而且这处房子不久以后也要拆除。无力应付首都生活的文彪上个月决定搬到内蒙古，“文革”期间他曾在那里种过几年的小麦和土豆。
老三文举生活得也很艰难。他过去在一家国有纺织厂工作，后来工厂倒闭，只好改行开出租车。每月收入2000元左右的他买不起房，这些天来，他睡在郊区亲戚家的沙发上。
过去亲密无间的兄弟如今只能电话联系，而且在电话里，他们谈的很少。文聪一直将自己买了一套两居室的消息瞒着哥哥和弟弟，直到最近才告诉他们。文彪不愿谈自己的住房问题，他怕文聪以为他要借钱。“这是我的做人原则，”文彪说。他的妻子则说：“他是怕人瞧不起。”
过去，几乎没有谁看不起谁的情况，因为大家过得基本一样。1978年，邓小平对中国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随后的20多年里，约有两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虽然许多人在经济改革中受益，但由于亏损的国有企业不断裁员，不少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宫家兄弟以前住的这个胡同让人回想起过去的日子。每天早上，穿着校服的学生从胡同中穿过，自行车铃声打破了早上的宁静。脚穿黑布鞋的老太太推着童车到附近的菜市场买菜。
到了下午，放学的孩子在狭窄的胡同里踢球。胡同里的住户喝着茶，有的在下棋，有的在闲聊。邻居们互相帮忙。
从80年代经济改革时起，宫家兄弟的命运发生了变化，文彪和文聪之间的差距最大。文聪在改革前和改革后变换着角色，似乎这两者根本就不相矛盾。在家里，他穿着白背心、睡裤，脚上是一双拖鞋，看起来像是清朝时的人。在大街上，他经常穿一件蓝色开领T恤，一条蓝色休闲裤，腰间别着一部手机。
对于自己的生活和自己所处的这个城市，文聪看到的都是进步。“告诉美国人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他对我说。
文聪看起来总是心情愉快，文彪却永远都是心事重重的样子。文彪看起来总像是没有睡醒。他的头发总是粘在额头上，眼圈总是红红的，胡子总像是忘了刮。
老房被推倒后，文彪在暂时栖身的地方固守着自己的习惯。每天早上，他都要去公园，将鸟笼子挂在树枝上，让鸟儿也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80年代中，文彪从内蒙古回到北京时发现二弟的生活已经胜过了自己。文聪在一家食品公司工作，那时他就买了电视和冰箱，是附近最早添置这些家电的人之一。
在退休之前，文聪做起了批发蔬菜的买卖，最后攒了近20万元人民币，足够给这套近30万元的新房交首付款和装修了。
中国经济在不断崛起，文彪家却陷入了停滞。文彪从一家国有工厂退休，因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他每月可以领200多元的补助。
文聪的新家在机场高速路旁边，距市中心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住宅小区的旁边是一处新建的网球场，游泳池也将很快建成。
文聪像对待婴儿那样精心装饰着新家。最能体现出变化的是洗手间。过去，在寒冷的冬夜，文聪常常披上一件外套，穿过胡同去公共厕所。新房的卫生间贴着雪白的瓷砖，上面还点缀着星星和月亮的图案。
在文聪装修房子时，他的哥哥和弟弟却仍在为生计奔波。
文举每天在出租车里度过12到14个小时，每天回到位于北京东南郊的亲戚家时都已是晚上。由于在出租车公司那里押了5万元钱，再加上每月要交给出租车公司5000元，文举没有钱买房。
住在西边的文彪则要面对更加艰难的选择。他想在郊区买房，可害怕房子最终还是会被开发商推倒。迫不得已，他决定去曾经挥洒过汗水的内蒙古。
文聪知道大哥过得不容易，但他将文彪的问题归结为不能适应变化的中国。
“我哥和我不一样，”文聪说，声音里掠过一丝少有的悲伤。“他观念落后，不了解经济，不能适应新情况。”
三兄弟中，只有文聪没有回去看住过的胡同。他总是向前看。“那里的条件没法和这里比，”他站在新房中说，“没有什么好留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