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和小丫头

【台湾《自由时报》文章】题：爷爷和小丫头（作者　聂华苓）
爷爷是个诗人，没留下诗，喜欢做官，一辈子没做过官。有过几个相好的女人，始终只有我奶奶。奶奶1935年夏天突然去世，爷爷坚持和孝子一起守灵。爷爷是晚清秀才，坐轿子上任当知县，武昌起义，革命成功了，轿子半路打道回乡，埋怨了一辈子。他捧着小宜兴茶壶咕噜：革命？这叫什么革命？城里扔几百个电灯泡当炸弹，说是武昌城里炸弹响了，城外的炮兵马上响应打炮，革命就成功了。革命又有什么用？民犹是也，国犹是也。革了命，剪了辫子，男不男，女不女。说话也不成体统，男女不分，长幼不分，统统叫同胞！我和我儿子是同胞？我和我孙子是同胞？哎？
爷爷脾气暴躁，聂家的人，上上下下全怕他，见到他，都不吭声。尤其是我爹，爷爷咚咚走来，他就钻进母亲房里去了。有一次，他躲不了，爷爷和他说话，说着说着就举起拐杖跟着儿子追。我爹已经是做官的人了。灵巧的母亲倒是不怕他。她察言观色，该顺他的就顺，不该顺他的，对他讲道理，也可以把他说得服服帖帖的。
奶奶小个头，细声细气，轻手轻脚，好像总怕惊动了人。奶奶有一双缠了又缠的小脚，不声不响走过来，一转头，才知道她在你背后，笑眯眯望着你。爷爷房间里有一个重大的雕花木钱柜，上着一把大铁锁。家中的日常开销，两个媳妇一人20块大洋的月份钱，厨师、奶妈、女仆、男仆的工钱，都是奶奶从那钱柜里拿出来的。姑妈带着孩子从武昌来了，奶奶从她袄子内兜里摸出来塞给她的钱，也是从那雕花木柜里拿出来的。不论家里遭受什么变故，奶奶是我们家的主心骨。她以柔韧稳定了家里暗中躁动的不安。爷爷是火，奶奶是水，水火竟能相容。从没听见他对奶奶说过一句重话。爷爷在外面有相好。奶奶明明知道，也不露声色。
民初二、三年，爷爷在北京教书，奶奶留在武汉。爷爷在北京有一个旗人相好。民国四年，袁世凯恢复帝制，登基做皇帝，爷爷正在北京，和那旗人同居，生了一个女儿。春风得意，提起笔来写了篇洋洋洒洒的文章，批评袁世凯登基。那还得了！那是个杀人不见血的年代。袁世凯下令通缉。我爹正在保定军校，知道了消息，赶到北京，半夜在爷爷相好家里找到他，带着爷爷溜出门，翻北京城墙逃走，不敢坐火车，父子俩徒步逃到保定。躲了一阵子，爹又送他回湖北应山乡下。爷爷忿忿不平，抱着水烟袋，走来走去骂：祸国殃民！凭什么要抓我？哎？我就不能说话？我就不服你卖国贼！
爷爷有话不能说，有气不能出，憋得生了一场大病。
那个旗人相好到处找爷爷。他和奶奶在武汉。她来了一封信，奶奶收到了，拿给我爹看。信里说她为聂家生的女儿已经两岁了，要爷爷赶快去北京。奶奶把信毁了，没有给他，要爹寄了些钱去。从此他们就断绝了。爷爷在家里当然不提她，但对她还是很有情的。民国二十年，我们住在北平，爷爷去了，到处打听她的下落，没有找到她，也许还有满汉混血的聂家子孙。
爷爷高兴就大笑，不高兴就大骂，你无从防备。儿子、孙子，一句话不对，他就举棍打来，对孙女宽容一点。
孙女是要泼出去的水，不必认真。我知道怎么对付爷爷，听见他呱嗒呱嗒的水烟袋响，我就跑，给他抓住了，要我临帖写九宫格的大字，就趴在桌上写吧。爷爷站在背后说：腕抬平，背挺直，笔上可以顶块石头。他要我读唐诗，背唐诗。管它懂不懂，就啃吧，一啃就记住了，背得琅琅上口。爷爷说：不懂不要紧，以后就懂了。不是爷爷对我有期望，那是他的乐趣，像训练小哈巴狗一样。
爷爷有两个诗人朋友。他们来了，是家里最热闹的时候。他们在爷爷房里谈笑，吟诗，烧鸦片烟。爷爷的哈哈震动全屋。我躲在门外，听他们大声吟诗。什么诗？我不懂，但我喜欢听，他们唱得有腔有调。原来书上的字还可以变成歌唱，你爱怎么唱，就怎么唱，好听就行了。他们不就是各唱各的调调儿吗？听着听着，一缕香味从门缝飘出来。我从钥匙洞偷看，只见爷爷和一个客人，面对面斜躺在一叠花花绿绿软缎绣花被上，两人之间一盏玻璃罩古铜小油灯。爷爷用一根细细的铜扦，从古铜小杯里，挑起一滴糖浆样的鸦片烟，就着一闪一闪的小油灯，在一根手指头上滚呀滚的，滚成一颗棕色小珠子，嵌进长长的象牙嘴烟枪里，在小油灯上叭叭地抽。透点儿甜的烟香一丝丝飘来。小灯的火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闪呀闪的。
有一次，爷爷打开门，发现我在听他们吟诗，看他们烧鸦片烟。我吓得拔脚飞跑。天呀，爷爷的棍子要打来了。
只听见爷爷哈哈大笑，对房里朋友说：“我抓住了一个偷诗的小丫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