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著名导演张彻回忆录

原编者按  著名导演张彻今年6月22日在香港因病辞世，享年79岁，张彻叱咤华人影圈40多年，从影前曾获蒋经国和张道藩知遇，未满30岁便出任台湾国防部简任专员，见证蒋家王朝的兴替，本年初张彻计划撰写回忆录，并交本刊独家发表。
蒋经国如何夺权
【香港《明报月刊》8月号文章】题：蒋经国如何夺权？（作者  张彻）
80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我自从政到从影，这两个圈子皆多姿多彩，人和事都很复杂，故而必须自定撰文范围，定出目标来，对自己有个约束。我的目标也已决定，就是写近不写远，不写“掌故”，只谈我后期从影接触的人和事，并以现存及我有第一手资料的为限，这样就不涉政治。另附带两点：一是少谈已经过去的影人、影事，不能绝对不谈，是因为过去会牵涉到现在，不涉现在的便不谈；二是不谈个人私隐，绝不“八卦”，这是必须守的分际。　
谈蒋经国乃破例
因此，回顾蒋经国是自乱体例，但谈他并非只因为他是大人物。当蒋经国在位期间，我在香港的报刊上写稿，从来没有一字提到他，很小心地避免自己的文字涉及政治。现在他已去世，时过境迁，不妨谈谈。
破例谈蒋经国，主要还是因为写邵逸夫时发现，他的用人作风竟和蒋氏不谋而合！这也许是大家意想不到的，也少有人能兼有我的第一手资料，故可提出来说说。
蒋经国初到台湾时并未担任公职，蒋介石仍亲自执掌政务的运作，但既从大陆失败撤退到台湾，则政府与国民党之改革已是必然之势。蒋介石年事已高，蒋经国是“太子”，大家把改革期望寄托于他是自然的事。不过，蒋介石并未退休，其左右的老臣子更抓紧权力，毫无退意，故蒋经国必须进行夺权。
蒋介石也是“生儿不象贤”，亦根本无传子之想，但他的接班人更“不象贤”，在权谋策略方面更“象”（像）王莽、袁世凯。正所谓“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
最近台湾的“国安”风波，也是蒋经国当年夺权的后遗症。因为他夺权要隐秘进行，故要从“情治”方面入手，不免要利用情治手段去打击政敌。这就给后来的掌权者开了无数恶例，从“白色恐怖”到李登辉皆然。
这自然是蒋经国夺权初期的一个过程，惟政治终须面对公众，要公开化。我结识蒋经国时，正值他在“公开化”的过程中，与情治全不沾边，但他的用人方式显然带有情治的影响，故不可能从头研究起。
头等人才  三等职务  特等权力
蒋经国在台湾出任第一个公职，是在国防部之下成立一个“总政治部”，他出任“主任”，官阶是中将。这当然不能代表他的实际政治地位和权力，不过却把他“隐”于情治的身份的一部分公开化了，开始面对公众，走上政坛。
当年在台北“四条通”蒋氏公馆出入的，自然有些人，其中还有蒋经国在江西时代的“干校”旧部。至于我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涉足蒋府、敬陪末座，则已经记不清了，可能是被请去吃饭吧。总之，是在这时候听到蒋经国宣示他的用人政策：“头等人才，三等职务，特等权力。”
他本身倒也“实践”了这三点，他当然自负是“头等人才”；任行政院下的国防部之下的总政治部主任，也确是“三等职务”；但他是蒋介石的接班人，自拥有“特等权力”。不过，他不是为本身而宣示，是宣示给他周围的人听的。例如王升，后来继他任总政治部主任，除了官阶升为上将，“三等职务”不变（王升自是他心目中的“头等人才”），但实际上不仅可指挥国防部长，连行政院长也要听命于他！蒋经国说：“你们可以同我（指蒋自己）讲话，就是‘特等权力’。”一点也不错！
这里有一个疑问，用“头等人才”，当然也应拥有“特等权力”，但为什么要“三等职务”呢，蒋经国在初期也许需要隐藏他的“特等权力”，但他后来用人似乎应无此顾忌，这就涉及另一方面的问题了。
头等人才而拥有特等权力，便会发生功高震主、难于制衡的问题，故预先作防范。事实是否如此？不知道，只是作此揣测而已。不过，政治上发生“逆取”的现象，往往也是常事。
掌握情治单位  向军方入手
蒋经国原来的干部，是他在江西时干校培训的一批人，经过从抗战胜利、内战失败到撤退台湾这许多改变，仍跟着他的已经不多，主要只是李焕和王升二人。因此蒋经国必须培训和组织新的干部，李、王二人正分别负此重任。李焕负责“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王升的任务更重要，在总政治部之下成立新一代的“政工干校”，该干校日后更成为台湾的一大政治势力。
所以，总政治部的组织工作，就要蒋氏亲力亲为，李焕、王升帮不上忙，既无时间也无适当的地位。我之能拉近蒋经国，就是乘这个“空当”。当然，我的重要性还不能与李焕、王升并论，他们已经是“政务官”。我只是听命（蒋的命令）办事的“事务官”，虽然在官阶上我与王升“比肩”，都是上校军阶，但并不能如他之独当一面。
总之，那时围绕在蒋经国周围的人和事，十分敏感，其中还有宋美龄的因素。蒋经国组织总政治部，需要一个清静的环境，作从容部署。当时蒋介石“避静”的地方，是台中日月潭一处酒店式的私人别墅“涵碧楼”，蒋经国便选择该处。他组织总政治部，以情治单位和军方为两大支柱，他那时已经掌握情治单位，主要是向军方入手。他是通过好友、空军参谋长徐焕升向军方埋手的，徐后来升任空军总司令，创办中华航空并任董事长。徐另一个特别任务，是拉拢他的同窗好友胡伟克转投蒋经国旗下。当时胡是空军上校，正获得宋美龄赏识，要提升他出任后勤总司令。这样，蒋经国渐渐掌握军权，为夺权奠下基石。
邵逸夫其人其事
【香港《明报月刊》7月号文章】题：邵逸夫如何白手兴家（作者  张彻）
香港要建设星光大道表彰明星和导演，对本地电影和旅游业自然是好事。邵逸夫既非演员也非导演，但他是香港电影界最重要的人，不知如何“定位”？
在邵逸夫自新加坡来港、开展“邵氏兄弟”公司业务之前，香港的华语片只在残旧的小戏院上映，票价比西片低得多，每部片的收入只有几万元！他的出现，使港片的面貌全然改观：上大戏院、组大院线，取得与西片对等的地位，票房收入由百万而至数千万……使香港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电影制作中心之一，影响及于好莱坞，创造了华人电影的惊世奇迹。
电影全才“六先生”
“逸夫”是“以字行”，本名仁楞。邵氏兄弟是“仁”字排行，第三字用木字边，如邵逸夫三哥名仁枚，字山客。但“楞”字与“仁”双声叠韵，很不好念，且恐有人不认识，故以字行，现在知道他本名的人恐已不多了。他行六，圈内人称“六叔”，当年和他接近的电影公司高层，通常称他为“六先生”，因为“邵先生”太多，不明所指，现在可能是叫“六叔”更流行了。
邵逸夫和他三哥仁枚在新马白手起家，创立了庞大的娱乐企业。据他亲口告诉我，到香港来时，拥有汇丰银行的无限额透支书，其财力之雄厚可想而知。故他做生意的才干和精明，也自不待言。但一般人常低估他对电影艺术的才能和识见，也不知他早年曾做过摄影师，通晓电影技术。
由于资深，圈内颇多人叫我师父。从师父可以看弟子，从弟子也可以见到师父的一斑。我的师父其实就是邵逸夫。在此之前，我是个不算差的编剧，但要说到导演工作和对电影的全面认识，实都得益于邵逸夫。今天，电影界可被我认作师父的人不多，可能邵逸夫是惟一的。还有一个是邹文怀，他也可以说是大师，因为邹事实上也是邵逸夫的亲传弟子，我亦有不少知识由他转传。
追随过邵逸夫的人（尤其在早期邵氏做过导演的），多少从邵逸夫身上获益（不是指金钱，乃指知识上的），但经他全面“教”过的，大概只是三个人：邹文怀和我，还有一个是方逸华。方现在是邵夫人，但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她的角色其实多半是邵逸夫的助手和徒弟。
作息有序  没夜生活
中年的邵逸夫，每天黎明即起，扎马出汗之后才梳洗，然后看报纸和吃早餐，还要做甩手运动一百下。不管甩手运动做不做得完，他一定在9点前到办公室，常常比全公司大小职员早，好监督各组戏准时开工。
他坐的是劳斯莱斯，车中本有酒吧，他改装成写字台，可以在车里支配好当天的工作——用蝇头小楷分别写在一张张便条上，一到公司，便分交邹文怀以及各部门主管执行。这样的规律生活，自必须保持早起，所以他在晚间也不会有夜生活。到办公室后自要处理日常事务，看文件、看账，更重要的是看剧本，但他上午的工作重心是看“毛片”（内地称之为“样片”）——要看过前一天各组拍的片，以了解拍摄的进度和成果。如早上的甩手运动未做完，他就边看边站着做，完成那一百下。午餐以后，他在办公室小睡，醒后继续处理日常事务，如口授信件，签账单、支票，间或接见访客等。
那时公司的下班时间按规定是5点半，邵逸夫通常在5点前结束日常事务工作，召开一项小型会议。参加的人有邹文怀、我和何冠昌。邹、何离去后，曾经只有我一人，后来我推荐易文（杨彦歧）和董千里（项庄）参加，但他们两位都并不很投入，也许是觉得邵逸夫早已拿定主意，商讨不过是上海人俗语所说“真鬼假商量”，因此认为会议起的作用不大，而我自己又因拍片，愈来愈忙，也常常缺席。这小型会议最后无疾而终，十分可惜。
方逸华则与邵逸夫日常见面谈话的机会多，所以没有参加这项会议的需要。我觉得邵逸夫这行之二三十年的方法很好，虽然他可能是会议参与者中智慧最高的一个，而且自己也先拿定主意，但可以借此作一印证：计划完美可以加强执行的信心，若有缺漏，亦可以及时补救。因邹文怀的离去和我专注于导演工作，邵逸夫再未找到对手召开这项会议，而邹同我自此也少有进步，实是双方的损失。
绝顶聪明  随机应变
邵逸夫、邹文怀都绝顶聪明，也都有小聪明。邹初入邵氏时很年轻，三十出头而已，职位也仅是宣传部主任，但很快受重任，故李翰祥他们皆目之为“佞臣”。我跟蒋经国、张道藩时，也予人以“佞”的感觉，跟邵逸夫接近时已近中年，这感觉反倒减退了。王羽早年好打，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在邵氏那几年，屡次砸餐厅也人尽皆知。邵氏餐厅在当时的四厂和六厂之间。有一次他在餐厅大砸大打，我在四厂拍片，当然知道，走到厂门口看，但是应如何处理？我心里在犹豫。
程刚（程小东的父亲）是当时邵氏的主要导演之一，也是聪明人（然而不是“佞人”），就好心走去劝解，被王羽一把推开，僵在一边，我仍在犹豫。那时，我看见邵逸夫正从七厂过来，想是要回办公室，这就非经过餐厅门前不可，他会作什么反应呢？邵逸夫当然听见也看见了，但他脸上表情毫无变化，脚步也保持原来速度不变，在餐厅门前从容走过，若无其事，视若无睹，听如未闻。餐厅内窗户砸烂、碗碟横飞，竟对他毫无影响。
邵逸夫这样做当然正确而且高明，但一般人在当场是很难想通的。说他高明，首先，他本人身居邵氏“总裁”，手下有各级主管，这并非应由他直接处理的小事；其次，如他出面处理遭到抗拒，就不免损害尊严；更难得的是，他作如此决定的时间极短，只在几分之一秒之间，一般人很难做到，即使做到，也难达到那样不动声色的地步。事后，我也问过邹文怀，邵逸夫对他怎么说。邹说邵逸夫完全未提此事。这也很对，自己在现场既未处理，自然不必提，更不必追究，只当没有发生过好了。这件事可以看出邵逸夫临场应变的小聪明，但他当然不仅“只有”小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