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人的口袋”里建使馆

1975年初，我从达荷美（1975年改称贝宁）使馆回国休假期间，忽然接到外交部干部司通知：不要回达荷美了，在家待命。十多天后，我接到了正式通知，任命我为驻博茨瓦纳使馆建馆代办，政务参赞。
外交部主管非洲事务的何英副部长约我谈话。何副部长一见面就亲热地同我打招呼，说组织上要我再去完成一项紧急任务。他说，博茨瓦纳是在种族主义势力包围中的一个小国，敢于顶住周围国家的政治压力，决定同我国建交很不容易。今后，能不能顶得住政治的、经济的压力很难说。因此我们要迅速行动，赶快去建馆，一定要设法在那里站住脚跟。这将是我国在非洲最南部唯一的据点，对我开展那里的工作十分重要。
何副部长又语重心长地嘱咐道，博茨瓦纳离我们很远，工作环境相当危险，只有通过赞比亚一条狭长的通道，我们的人才能进去。目前，周围的国家都对我敌视，不允许我过境。我们进去之后就等于在“敌人的口袋”里工作。
又是一次紧急调动，连回达荷美交接一下工作和收拾收拾行李都来不及。我只能简单准备了几件衣服就出发了。虽然有了在达荷美艰苦建馆的经验，但我知道，这是一次更复杂、更艰险的建馆工作。
就在我们买了房子安顿下来不久，博茨瓦纳政府常秘紧急约见我，善意地通知我说，敌对势力可能在你们使馆放置了炸弹在“敌人的口袋”里建使馆
博茨瓦纳是个内陆国家，地处南非高原中部的卡拉哈里盆地，四面被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统治的国家团团包围，东北与罗得西亚（现称津巴布韦）接壤，西南部与西南非洲相邻，南部近一半的国境线与南非联结在一起，正如何英副部长形象比喻的，是在殖民统治者的“口袋里”。1975年1月6日，博茨瓦纳正式宣布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南部非洲国家中引起了巨大震动。对中国来说，这是中国外交的一个巨大胜利。我的任务，就是要在斗争复杂的南部非洲，建立我们的第一个大使馆。而我们则是第一批到博茨瓦纳的中国外交官。当时，周围的种族主义国家视我们为眼中钉，肉中刺，想方设法阻挠我们。我们不得不谨言慎行，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就在我们买了房子安顿下来不久，博茨瓦纳政府的常秘紧急约见我，善意地通知我说：“我们得到消息，敌对势力可能在你们使馆放置了炸弹，你们要仔细检查一下，如果要帮助，我们可以派技术专家去。”这是意料中的事，我们立即动员全馆人员全面仔细地查找。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们暂时都集中住到偏僻的房间。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未发现任何异常迹象，大家才算松了一口气。像这样虚虚实实、虚惊一场但又不能不防的事，在建馆初期时有发生。
另一方面，是形形色色的不速之客不断到访。一天，一个自称是南非原子能研究机构的专家，一定要见中国代办，说有很重要的情况要面谈，工作人员再三拒绝，他就是不肯离开。我想，那就见见，看看这位不速之客葫芦里卖什么药。他见到我神秘地说，他要去某国开会，偷偷地绕到中国使馆来，说是知道中国急需原子能生产中某种资料，今天给带来了，请收下。我们请他把资料带回去，告诉他，我们使馆是来开展友好工作的，对于各种情报资料不感兴趣。此人最后只好悻悻地离开了。
后来，又来了一名年轻的白人妇女，自称在南非政府部门工作，她可以破译电讯密码。她说，由于她痛恨种族主义政权，愿意为中国人做些工作，希望我们给她一些任务。
我们很清楚，这些装扮成各种身份的来客，十有八九是设的圈套，只要我们就范，立刻就会成为他们诬蔑我们的口实。因此，无论他们的甜言蜜语如何动听，我们总是用一切办法回绝他们，时间长了，他们知道这种花招不灵，来的人慢慢就少了。
博茨瓦纳敢于冲破压力，与中国建交，做勇敢的开创者，这与总统卡马的个人领导才能和倔强性格有直接关系　
博茨瓦纳在经济上对南非依赖很深，与南非的交通也方便。如粮食、蔬菜、日用品等都从南非进口。南非禁止赌博，于是荷兰有一位资本家，来博茨瓦纳开旅馆办赌场，趁机发大财。他同博茨瓦纳政府达成一项协议，允许他在首都哈博罗内建造一座大旅馆，特许在旅馆内设立豪华赌场，专供南非富豪享乐。自此，每到周末，南非有钱人坐着私人小飞机或开着汽车来到旅馆豪赌。
我们刚到哈博罗内时就住在这家旅馆。为搞好关系，我们专门去拜访了旅馆经理，并送给他中国茶叶和扇子等小礼品，经理对我们的态度很友好。但住了一个多月，使馆用房尚未找到，经理突然通知，要我们搬出旅馆，说是房间都早已预定出去了。从经理的言谈中，我们明显地感到不是因为房间紧的问题，而是南非特工部门故意给我们制造困难，逼迫旅馆经理出此下策。
博茨瓦纳当时四面受种族主义国家包围，但它敢于冲破压力，与中国建交，做一个勇敢的开创者，这与总统卡马的个人领导才能和倔强性格有直接的关系。
卡马总统决定同中国建交，这需要巨大的勇气，要顶住政治、经济等各种压力，也要排除国内外舆论的批评和指责。事实上，两国建交前，博茨瓦纳同中国没有任何来往和接触。只是1974年卡马访问坦桑尼亚时，亲眼目睹了中国援建坦桑尼亚铁路的伟大工程，听到了中国向非洲提供无私援助的介绍，受到了感动。回国后就决定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并通过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牵线，同我国进行谈判，于1975年达成建交协议。卡马总统成为南部非洲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人。
我们到达博茨瓦纳的头一个月，南非的各种报纸，又登照片又登文章，把我们这批中国人“炒”得热火朝天
我们是第一批踏上南部非洲土地的中国外交人员，对南部非洲的风土人情处处都好奇和新鲜。每天早晨睁开眼睛的第一个感觉就很不习惯，太阳从北边东升西落。但是，和我们给当地人带来的新奇感相比，那简直就是小事一桩了。
由于长期受反共宣传的影响，在博茨瓦纳和南非人的印象里，我们这些来自共产党国家的中国人，不说是洪水猛兽，也跟妖魔鬼怪差不多。所以，他们起初对我们是既好奇又害怕，总是远远地围着我们观看。照理说，一个国家来几个外交官建新使馆，没有什么新鲜的。但我们到达首都哈博罗内机场时，场面甚为壮观。南非来了很多记者和游人，把机场候机厅都站满了，记者们不停地给我们照相。第二天我们就上了当地和南非报纸的头版。
我们住进哈博罗内唯一的颇具规模的一家旅馆后，这家旅馆的生意随之兴旺起来。原来很多南非人就是为了观看我们，陆续住进来了。每天我们到旅馆餐厅用餐，我们的餐桌四周早已坐满了观看的人。当我们搬出旅馆，临时住到博茨瓦纳政府为外国专家提供的小楼后，每天仍有接二连三的小汽车，围着我们的房子转来转去观望。要是我们有人到院子里干活，小汽车就开得更慢，甚至停下来仔细地瞧上一眼。我们这种时时被围观的情况，大约经历了两三个月时光。
博茨瓦纳的青少年，受香港武打影片的影响很深，以为中国人都会武功，有些胆大的年轻人向我们提出要求，希望教他们几招。有些跟在我们后面看热闹的小孩，只要我们面对他们一举手或一投足，他们就哇哇直叫，逃到一边去，以为我们要表演武功了。
我们到达博茨瓦纳的头一个月，南非的各种报纸，又登照片又登文章，把我们这批中国人炒作得热火朝天。
有的报纸这样描写我们：生活习惯很怪，除了集体到餐厅用餐外，既不到旅馆的娱乐场所去玩，更不到豪华赌场去参观。吃饭同西方人不一样，既不喝酒，也不聊天，吃得很快，吃完饭就集体回房间。衣着很奇怪，大家都穿一个式样的深色中山装，从不变样。
我们建馆人员中有一对年轻夫妇，夫人小李是我们中唯一的女同志。她年轻漂亮，在南非报纸上，她成了大明星。照片上她身穿绿色的列宁装，扎着小辫，不化妆、不涂口红。南非报纸对她的发式和衣着最有兴趣，认为新中国的女人最有特点，同其他国家的女人完全不一样，而且担负着同男人一样的工作。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博茨瓦纳做了不少宣传自己和增进互相了解的工作，取得了博茨瓦纳政府的信任。1976年，卡马总统实现了访华的愿望，两国又签定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博关系得到了稳定的发展。我们在南部非洲终于站稳了脚跟，“敌人的口袋”被我们撕破了。

卡马总统（中）在使馆做客（左一为本文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