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串商业丑闻的曝光，让美国人不禁自问：我们是一个贪诈的民族吗？

【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网站6月26日文章】题：我们是一个贪婪欺诈的民族吗？（作者杰里米·西格尔）
“我们的问题不是会计问题，而是道德问题。”
我们是一个欺诈的民族吗？说谎和违规操作是否已经成了商界高层的流行病？我们可以希望这不是事实，但世界通信公司逐渐铺开的这场丑闻不禁让人怀疑：一代商业领袖是否已经在道德森林中迷失了方向？
在丑闻笼罩安然、蒂科国际、阿德尔菲亚通信和ImClone系统公司后，市场分析家警告说，更多的问题必将出现。但是，就连那些最悲观的观察家几乎也想不到会出现涉及如此巨额的会计诈骗——据称，这场诈骗发生在世界通信公司，本案现在可能取代安然一案成为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宗破产案。
布什总统称本案是“惊人的”，并说联邦政府将“全力调查并让那些不仅误导股东而且误导员工的人承担责任”。
按照推测，绝大部分高层管理人员在商业行为中是诚实、有道、光明磊落的。但是，越来越多的会计丑闻以及关于内部交易的说法和控告，让人很难相信商业欺诈仅限于少数孤立的案子。
3Com首席执行官布鲁斯·克拉夫林在CNBC（道—琼斯公司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合作的财经频道———本报注）上说：“在我看来，我们的问题不是会计问题，而是道德问题。”
“信任被毁后，社会也就瓦解了。”
最近披露的情况提出了新问题：是什么促使一家大型上市公司的管理人员长期有计划、有步骤地欺骗分析家、投资者和自己的同事？这种情况显然就发生在世界通信公司。世界通信公司称，首席财政官斯科特·沙利文被解雇，因为公司在一次内部调查中发现五个季度38亿美元开支的报帐有问题。
哲学家、作家西塞拉·博克认为，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那些有权有势的公司主管在90年代收获的大笔财富，财富使得他们与普通员工甚至本公司的小投资者日渐疏远。
《纽约时报》本周的头版文章称，过去15年来，首席执行官的薪水涨了866%，涨到平均100万美元以上；而普通员工的工资在同期只涨了63%左右。这篇文章宣布：“至高无上的总经理”时代结束了。
博克说：“从很久以前就存在只谋求自身利益的思维方式。这在90年代有点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她在1978年出版的《说谎：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选择》一书，经常在有关1998年克林顿总统遭弹劾一事的争论中被引用。
博克在谈到震惊华尔街的最新一轮丑闻时推测，许多有钱有势的企业主管——尽管取得了成功，也可能正是因为取得了成功——或许觉得支撑一家企业给了他们巨大的压力，并且“担心企业会解体，除非自己多说点谎或采取欺骗手段”。不仅如此，她还指出，成功的主管往往是“冒险家”，他们认为自己篡改规定可以不受惩罚甚至希望从欺诈中获得刺激。
但是，正如她经常评说的那样，谎言总会回来纠缠说谎者，并且造成更多损失。
博克在一次采访中说：“这些最新情况表明，说谎会给人带来多大的危害，即便说谎者认为自己在做于己、于公司都有利的事情。‘信任’首当其冲地遭到最大破坏，这一点过去很少能如此清晰地显露出来。”
她在书中写道，“社会信任的外壳”往往非常薄弱。“但信任是一种社会财富，应该像我们呼吸的空气或饮用的水一样得到保护。当信任受到破坏，作为整体的社会也会受到破坏；信任被毁后，社会也就瓦解了。”
也许社会尚未瓦解，但信任的外壳显然越来越薄了。今年3月，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66%的公众认为大公司的负责人在诚实和道德标准上处于“低或非常低”的水平，而1995年只有51%的公众有同感。并且，这个调查还是在世界通信公司内幕及ImClone公司的内部交易的消息公开之前进行的。
“大家需要从投资中获利，但必须考虑道德因素和社会责任这个更大的前提。”
要想从更近的标准衡量公众对美国公司的信任，只须看看道—琼斯工业指数就够了。过去一个月来，道指下降了12%，今天以“9·11”之后最低点收盘。
乔治敦大学商业伦理研究所所长乔治·布兰克特说，公司丑闻的爆发可能迫使商学院重新审视近年来教授的东西。他说，商学院已经花了太长时间传播这样一种理念：用几乎为零的成本得到最大的利益。华尔街每季度公布一次业绩的规定更强化了这一理念。
他说：“大家需要从投资中获利，但必须考虑道德因素和社会责任这个更大的前提。”
有些商业伦理学家认为，利润只应是公司面对各种“利害关系者”时该实现的目标之一。这些利害关系者包括员工、投资者、顾客和更大范围的公众。壳牌、福特和耐克这类大公司正在把社会责任变成公司使命中更为核心的内容，某些主管开始谈论把财务透明作为经营一家有德企业的重要方面。
布兰克特说：“显然，很多人都在做自己应做的事情，但那些没有这样做的人却在给这套体系的其余部分制造麻烦。”
他说：“我们显然经过了一个认为‘贪婪是优点’的10年。我希望人们更加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这将改变某些大公司的经营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