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两次访华的前前后后

30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基辛格博士为此作出了特殊贡献。
本人有幸参加了1971年7月和10月基辛格来华的第一次秘密访问和第二次正式访问、70年代初担任了基辛格在纽约与黄华大使的联络，乃至1982年关于美国削减售台武器的“8·17”公报的全部谈判过程。
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是秘密的，是建国以来第一位美国高层官员访华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华采取遏制、孤立、反对的政策。朝鲜战争的爆发加速深化了双方的敌对气氛。美国积极支持台湾反攻大陆，在外交上发起不承认新中国的运动，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经济上对中国封锁禁运。美国的反华政策使中美在1949—1970年一直处于隔绝状态。在此期间，中美有过三次接触，一次是朝鲜停战谈判；二次是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三次是1955年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但由于美方的阻挠，几次谈判都没有任何结果。
1970年11月，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访华，转达了尼克松关于美愿派高级人员与中方高级人员对话的口信。通过巴总统转达口信，终于确定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
访问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了躲避新闻界的耳目，基辛格先公开宣布访问南亚次大陆，7月8日到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在叶海亚·汗总统举行的晚宴上基辛格装肚子痛，叶海亚·汗把基辛格送到巴北部纳蒂亚加利总统别墅“治疗和休养”。基辛格一行四人于7月9日乘巴航专机飞抵北京南苑机场，叶剑英元帅前往迎接。基辛格一行入住钓鱼台国宾馆，下午即开始在住地与周总理会谈。
我方参加会谈的除叶剑英元帅以外，还有黄华、章文晋、熊向晖等同志，口译是冀朝铸和唐闻生，我负责笔译和英文记录。我用英文速记把基辛格的发言一字不差地记下来，然后译成中文，记录是中英文全文逐字做的。7月9日至11日，周总理和基辛格举行了11小时的会谈。每天晚上，我们要把白天会谈的内容写成详细简报，及时地发送给高层领导。因此，会谈的那两三天，我们几乎是彻夜不眠。基辛格离开后，我又要整理中英两种文字的全文逐字记录。基辛格的发言既有英文原文，又有中文译文；周总理的发言既有中文原文，又有英文译文。一小时的发言，用英文速记记下来，起码要花四小时才能整理出来。为了保持会谈的机密性，我们不能用录音机，全凭耳听手记。这些记录的全文现均存于国家档案之中。
美方负责记录的是温斯顿·洛德（后任美助理国务卿和美国驻华大使）。他是一位年轻的外交官，是基辛格博士的得力助手，工作十分勤奋，跟我们一样，也是彻夜不眠地工作。
周总理非常重视这次秘密会谈。这是建国以来第一位美国高层官员访华，事关今后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和我国外交全局，不能不认真对待。尽管基辛格的身份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但我们知道，基辛格是尼克松总统的心腹和代表，被授以执行外交政策的大权。美国国务院只是执行具体任务的官僚机构，对基辛格此次秘密访华，国务院和国务卿罗杰斯一无所知。
基辛格发言时每一句都严格地按准备好的发言稿照本宣读。发音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带有学究气
周总理决定亲自与基辛格进行会谈。为准备这次接待与会谈，周总理对尼克松、基辛格的政治观点、个人历史、个性和特点都作了仔细的研究。周总理为此还阅读了尼克松所写的《六次危机》以及基辛格的主要著作。周总理特别注意尼克松在基辛格访华前夕在美国堪萨斯城发表的一篇重要讲话，其中强调世界上出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大力量中心”，说美国遇到了二战以后“梦想不到的那种挑战”，因此，美国必须调整政策，包括采取步骤，结束与中国隔绝的状态。
基辛格博士是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195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此后在该校执教，1959年任美国政府的国防研究机构顾问，对战略问题研究有较深的造诣。他此次代表尼克松总统前来中国访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接待，并同他进行会谈，不免使他感到受宠若惊。因此，开始时，基辛格显得有些紧张和拘谨。他们每人都带着一厚沓档案文件。基辛格发言时每一句都严格地按准备好的发言稿照本宣读。他的英语发音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带有学究气和哲学味，句子冗长，有时有点佶屈聱牙。记录和翻译他的发言，难度不小。
双方就国际形势、印支、台湾、朝鲜、苏日关系、南亚次大陆、军备控制等问题阐明了各自的观点，交换了看法。
关于国际形势，周总理说，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大战没有打起来，但局部战争从未停过。美国到处伸手，苏联急起直追，进行对外扩张，结果都陷入困境。两个超级大国互相争夺，使世界局势一直处于紧张和动乱之中。中国在经济上比较落后，中国不作超级大国。中国珍视自己的独立，作好了各种准备。周总理的这席话用意深远，点出了世界局势的根源，暗示了美国在战略上有求于中国的事实。中国虽面临威胁，但毫无所惧。
基辛格对国际形势有其不同的分析。他说，二战中欧洲国家损失重大，日本彻底失败，致使欧洲和远东出现了真空。美国不得不同时卷入世界各个地区，给自己造成了预料不到的困难。现在，尼克松政治面临使美国对外政策适应新的现实的艰巨任务，美国需要结束一场痛苦的战争。基辛格提出的“真空论”受到了周总理的批驳。
双方讨论的重点是台湾问题。周总理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其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是非法的，中国绝不承认。
基辛格说，关于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存在，尼克松政府已采取了几项象征性步骤，包括停止在台湾海峡的巡逻，撤销了一个空中加油机中队，减少了20%的顾问。尼克松决定在其任内，先自台湾撤出2/3的军力。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再削减其余的部队。关于台湾的政治前途，美国保证不主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美国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这一政治问题，要到美大选以后才能解决。
周总理对基的表态不满意。他要求美方采取更明确的立场。他指出，美国一方面要改善对华关系，一方面又只提军事存在问题，不解决政治问题，这就使美国处于矛盾的地位。
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是公开的，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上海公报》的初稿就是在这次会谈中形成的
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基辛格表示，美方将撤销需要2/3多数的“重要问题提案”，同意以简单多数票接纳中国，并同意中国取得安理会席位，但开除台湾当局的代表则必须有2/3多数票通过。周总
理明确表示，中国将反对美国的做法。
最后，双方商定了基辛格此次访华和尼克松总统应邀访华的“公告”，于1971年7月14日发表。关于尼克松应邀访华的公告，措辞是：“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9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获悉”（“It　is　learnt”）一词是无人称的动词，没有主语（subject）。这一外交礼仪上的措辞，是煞费苦心的，也是没有先例的。
基辛格第一次访华后，中美两国通过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和美国驻法国武官沃尔特斯将军（Vernon　Walters,原系美国中央情报局高官，后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一起建立起巴黎渠道的联系。双方利用这一渠道保持联系，传递了各自同苏联的关系和美越巴黎会谈的情况，并安排了基辛格的第二次访华。
1971年10月20至26日，基辛格公开访华，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并同我方进行政治性会谈。《上海公报》的初稿就是在这次会谈中形成的。
周总理同基辛格共举行了十七次会谈，长达23小时40分钟。双方就台湾、朝鲜、日本、南亚次大陆等问题坦率和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周总理鲜明、详尽和全面地阐述了我方立场，在许多方面对美国的政策和做法进行了严厉和尖锐的批评。基辛格一直仔细地倾听，并作了详细的记录。最后，双方同意草拟一项联合公报，供尼克松访华时发表。基辛格首先代表美方提出了公报草案，由我组织人员立即翻成中文，供周总理等研究。该草案采用传统的方式，以中美双方作为主语，把一些一般原则问题都作为共同点写上，模糊了双方的分歧。美方的意图是以此显示尼克松访华的成果。周总理明确反对这种写法。他说，如果在公报上把问题说得含含糊糊，不把两国的根本分歧说清楚，那是不真实的，对中美关系不利。周总理主张，根据中美关系的实际情况，公报可以采取一种新的方式，即双方各自阐明自己观点，然后再叙述双方的共同点。对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基辛格只好表示同意，但要求“措辞不要太尖锐”。
接着，由我方起草，提出了一个公报草案，后来发表的《上海公报》就是在这个草案的基础上形成的。
关于“一个中国”的原则，基辛格在其所提公报草案中首次使用了“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的提法，周总理对这句话很感兴趣。在一天会谈结束后的深夜，周总理召集所有与会人员（包括翻译与记录）进行研究，肯定了这一提法。后来，这句话就成了《上海公报》里美方对台湾问题表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10月25日，基辛格结束了他的第二次访华。这一天正好从联合国传来消息，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立即驱逐台湾代表的决议案。基辛格初次访华时有关这一问题的表态曾遭到了周总理的批评。在第二次访华中，基辛格仍踌躇满志地表示，今年（即1971年）中国仍无望取得联合国的席位，至少要等到明年才能见分晓。然而，话音刚落，10月25日联合国传来消息，联大已通过了恢复中国席位和驱台的决议。在基辛格离京登上回国的飞机时，周总理将发布上述消息的外电原文交给基辛格，基辛格耸耸肩膀，显得有些尴尬。

1972年2月，周恩来总理与尼克松（右一）、基辛格（左二）在去杭州的飞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