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还在贫困中挣扎

1997年10月的一天，生活在马尼拉的机械师多洛雷斯发现自己领到的薪水少了许多，而老板并没有解释，并且从下周起他将和一个同事轮流上班，收入因此也被砍了一半。多洛雷斯无从抱怨，他知道老板夫妇几天前就从高级公寓搬到了车行的一间库房内。并且，他从报纸上得知股价节节下挫，相比那些一夜之间丢了饭碗的人，他还算幸运。
东南亚国家中，菲律宾并非受危机影响最大的，这要感谢它的两大法宝：8000万人口形成的强大内需和300万外劳（菲律宾海外劳工）寄回的大量外汇。菲民间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40%左右，而每年平均5亿—6亿美元的外劳汇款曾屡次将菲律宾经济从危机边缘拉了回来。同时，有战略意义的地理位置、自由主义企业制度以及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使得菲律宾的大笔外资即使在经济危机最严重时也没有大规模出逃。
但是，总统拉莫斯的腐败丑闻不断曝光，引发了人们对国家体制的信任危机。1998年6月，埃斯特拉达当选总统。人们希望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平民总统能给国家带来希望。不料他非但在经济复苏方面乏善可陈，更听任亲信贪赃枉法，自己也在执政的31个月内侵吞了多达41亿比索（约50比索合1美元）的巨额国家财产。越来越多的丑闻再度引发信任危机，菲股市和汇市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贬值狂潮。
马尼拉总算是首善之区。虽然经济困难，老百姓的日子还是一样过。但首都以外，经济困难给了跨国农业公司更多的掠夺机会，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和农场主迅速失去了自有土地。非农业跨国公司也在打着农村土地的算盘，从建筑商到高尔夫球场经营公司，竞相在农村巧取豪夺。
从金融危机开始到阿罗约总统上台，农村总共损失了100多万个工作机会。失去土地的农民大量拥入附近的城市寻找生路，但只能加入那里本来数目就已经十分惊人的失业大军。目前非法定居的城市贫民占马尼拉人口总数的1/4。
2001年1月，时任副总统的阿罗约戏剧性地登上了总统宝座。不知是金融风暴的威力已到了强弩之末，还是人们又恢复了对国家政治体制的信心，菲经济在几个月内出现了好转：汇率稳中有升，股市迅速复苏，进出口跌幅减缓；当年国民经济实现了4·2%的增长。2002年3月，阿罗约宣布：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
但实际困难仍然存在：国内落后的生产力与现行经济体制之间存在的鸿沟亟须填平；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加剧了菲国内的贫富分化，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金融体制存在的弊端如不消除，无异于坐等“危机老虎”的下一次咆哮。
社会调查表明，普通菲律宾人并不认为金融危机过后自己的生活有多大的改善。作为危机后遗症之一，菲律宾的电价之高曾居亚洲第三，阿罗约总统无法短时间内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这使她近期的净支持率从14%一下子滑落到了负值。19%的菲律宾人表示对国家经济前景绝望，希望到海外寻求机会，加入外劳行列。然而并非所有菲律宾人都与外劳沾亲带故，更多的人还在贫困中挣扎。
记者走在夜幕下的马尼拉街头，仍可看见无家可归的人与流浪的猫狗为伴，街头儿童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乞讨，臭水沟边衣衫褴褛的母亲大声地呵斥着几个瘦骨嶙峋的顽皮小孩……

马尼拉一排水沟边的贫民住宅（摄影  孙笑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