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见克雷蒂安总理

在加拿大工作期间，我先后四次见到克雷蒂安总理。有的是专程拜访，有的是在公众场合。每次相见，他风趣幽默的言谈举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992年深秋的一个午后，我陪同大使造访克雷蒂安先生，那时他还是反对党自由党领袖。他的办公室位于国会山，与加拿大总理的办公室相距不远。我们站在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这是渥太华最美的季节，眺望窗外，枫叶含丹，层林尽染。一会儿，克雷蒂安进来了，扬扬手，示意我们大家坐下。这是一次礼节性拜会，时间很短，我们简要谈了发展中加关系、促进双边贸易等问题，临别时克雷蒂安把我们送到门口，他指指邻近的总理办公室，半开玩笑地说：“下次你们来，请到那间办公室找我。”我们领会了他的意图，会心地笑了。一年后，自由党在大选中获胜，克雷蒂安果然搬进了那间总理办公室。
我第二次见到克雷蒂安是1994年春天在自由党的代表大会上，因为该党在大选中以压倒优势胜出，作为党的领袖克雷蒂安的威望如日中天。当克雷蒂安走进会场时，全体代表起立鼓掌。我和其他几位外交官坐在靠近主席台的地方，他走过来和我们一一握手寒暄，说说笑笑，十分随和。
没有想到，在同一年的圣诞新年招待会上我又见到了克雷蒂安。招待会前，克雷蒂安总理在议会大厅会见各国使节。当时大使回国休假，我任临时代办，应邀出席了这次外交活动。克雷蒂安和夫人伫立在大厅门口，外交部礼宾官站在一旁唱名介绍来宾。使节们个个盛装光临，列队于大厅前的过道等候入场。快轮到我时，一位工作人员走上前来，询问姓名职务，再与手中的名单核实，然后写在一张小纸片上递给礼宾官。礼宾官即高声念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陈文照先生。”克雷蒂安总理伸过手来和我的手紧紧相握，互致新年祝贺。一位官方的专职摄影师按下快门，为我们留下美好的瞬间。
因工作调动，我于1995年出任驻多伦多总领事。想不到1997年在那里又一次见到了克雷蒂安总理。这次见面颇有戏剧性，至今记忆犹新。
为了反映海外华人华侨对祖国的眷恋之情，配合香港回归祖国，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选择了华人华侨比较集中的多伦多搞了一台“97’多伦多华人华侨春节联欢会”。加拿大方面对这次活动也很重视，多伦多的商界巨贾、华人社团、友好人士纷纷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组委会对此感到欣慰，同时也感到有些遗憾，克雷蒂安总理因公务繁忙还未能接受采访。为了弥补这一缺憾，组委会负责人、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伍卓生同我商量，要尽量设法促成克雷蒂安总理接受采访。
经与加拿大总理府联系，很快获悉，克雷蒂安总理几天后要来多伦多出席一个会议，但日程很紧，是否能安排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尚不能定。我们再次与总理府联系，终于得到令人高兴的答复，总理下午3点离开多伦多时在机场接受采访，时间只有10分钟。
鉴于只有这宝贵的10分钟，我们的采访必须简明扼要，请总理先生向中国电视观众说几句话。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我们提前出发，希望在机场有充分的时间作准备，待总理一到，立即开始采访。我们坐的车开得很快，机场的小楼就在眼前，拐个弯就到机场了。但就在这一刻，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有两辆白色的小轿车从我们的车的左边穿过，伍先生叫了一声：“不好了，那是总理的车，他们先到了。”我们正要加速紧跟其后，事情又是那么凑巧，车被红灯卡住了。而那两辆白色的小轿车已拐弯进入机场，径直往总理的专机开去。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克雷蒂安总理的坐驾停下了，总理下了车，健步走上飞机舷梯，舱门徐徐地关上了。
眼看着好容易才约定的采访就要与我们失之交臂，大家心里很不是滋味。幸亏伍先生急中生智，立即给机场工作人员打电话，请他们转告总理专机组，我们已在机场门前，请总理等候片刻。绿灯终于亮了，我们急速拐弯来到机场，说明来意，工作人员看过我们的证件，客气地让我们进去。我们眼盯着停机坪上的专机，忽然，飞机舱门徐徐打开了，只见克雷蒂安总理身着深色呢大衣，稍稍躬腰，走出机舱，快步走下舷梯。
当他进入贵宾室时，大家热烈鼓掌。我站在靠门一侧，他见到我，伸过手来说：“总领事先生，我们见过面。”我说：“总理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记者迅速伸过话筒，简要介绍了此次华人华侨春节联欢会的情况，请总理先生向中国广大电视观众说几句话。他侧过脸，朝伍先生笑了笑，没等伍先生答话，他用汉语响亮地向大家说：“恭喜发财！”引来一片笑声和掌声。接着他用英语说：“新年好！我很高兴有机会参与你们的活动。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很好，我们愿和中国朋友共享春节快乐。再次祝大家新年好。”采访很快结束了，我对我们的迟到表示歉意，他却风趣地说，不是你们迟到了，而是我早到了。一句轻松的话语，满含着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