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调造假内幕揭秘

真正的民意只有一种，但公布出来的民调结果却五花八门，台湾民调失真频率之高、误差率之大，已让有识之士大为摇头，称其为“在乱世添乱”。最近记者在台湾进行实地调查，已探知台湾民调造假内幕。
近年来，台湾民意调查机构快速发展，但也常常被有心人利用，成为他们操纵民意甚至“强奸”民意的工具。
记者了解到，台湾民调之“假”，可分为客观之“假”和主观之“假”。从客观上来说，调查者会因为技术误差、样本局限、时效局限、被调查者有意隐匿观点等因素，使得民调结果呈现不真实的一面。但真正破坏台湾民调公信力，使民调失真甚至扭曲的，还是操作者在主观上恶意造假。
真而不准　事出有因
台湾公布的民调结果，一般会在最后有一段注释。大意是这次调查是在什么时间进行的，成功访问了多少人，在百分之多少的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率在正负多少个百分点之内等等。这种误差，从调查学的角度来讲，是无法避免的。
从调查的方式来说，电话访问的对象一般以公布的台湾地区住宅电话号码为母体，作尾数两位随机抽样，这种通过电脑选号的方式所带来的随意性和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而面访的局限性就更大，目前台湾住宅的门警管理很严，除一层的街面住户外，一般很难访到。
另外，访问时间的选择、各地样本数的比例，也都会影响民调的真实性。比如住家电话，白天接听者大多为老弱病残幼，只有晚上才能调查到更广泛的能代表各阶层的民众。再比如，做一个全台的民调，各地样本数的比例也很关键。尤其台湾南北民心差距很大，各地样本数的比例应该与其人口占全台人口的比例大体一致。像台北市人口约占全台的9%，民调样本也只能占这个比例。
时效局限大多反映在媒体类的民调机构。因为媒体的民调选题，一般是以新闻性为考量，既然是新闻，就有时间压力，就会给人以一种赶出来的感觉，只能了解表面的东西。比如他们访问的人员相对较少，访问的问题也少。从统计学的角度讲，每次调查的成功访问者应该达到1067人，而媒体一般只能达到800多人，甚至700多人。专业人士评价媒体的调查是“动机单纯，手法粗糙”。他们有了解真相的诚意，但其调查结果是否能呈现真相，专家持保留态度。
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不少被调查者还会有意识地隐匿自己真实的观点，从而使得民调结果失真。如早期民进党的支持者，对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的白色恐怖余悸犹存。他们在接到民调电话时，往往不愿表达自己真实的政治取向，使当时民进党的支持率被低估。而今，民进党执政，过去支持民进党的隐性选民都能大声说出自己的政党取向，而国民党的支持者则有化明为暗的趋势，变得退缩而不敢表态。只不过这部分人的比例比当初民进党的隐性支持者要低得多。
选举时，选民的策略性投票，也会使民调结果表现真而不准。台湾“e社会资讯管理公司”研究部总监戴立安说，以2000年台湾当局领导人选举为例，不少原先支持连战的选民在选举当天把票改投宋楚瑜或陈水扁，这种策略性投票在选举民调中是很难掌握的。同样，在2001年底的“立委”选举中，原先民调领先者最后反而落选，因为支持者认为其肯定会高票当选，部分人就自动转投其他支持率相对较低者。而深受其害者大喊：“民调害死人！＂
因为人员流动而造成民调的死角，也是台湾民调失真的一个主要原因。目前，台湾社会动荡，经济低迷，人员流动非常频繁，到大陆投资经商者有数十万，即使在岛内，从一些经济欠发达县市到台北、高雄等地工作的人也非常多。由于他们不在原籍，成为民调抽样中的死角，他们返乡投票时的倾向无法让调查者准确推估。
问卷设计　大做手脚
这是有心人最会利用的手段，既冠冕堂皇，又能达到目的。最典型的例子是2001年六七月间，台湾多家民调机构针对民众对“一国两制”的态度进行调查，结果《联合报》、《中国时报》、东森民调中心和“民意调查基金会”等民间机构与台“外交部”、“陆委会”的官方民调所得结果大相径庭，最大差距竟达到30个百分点以上。
不同的民调机构在相同的时间对相同的主题进行调查，竟会得出如此不同的结果，原因就在于当局故意通过民调的问卷设计，误导受访者，从而获得自己满意但实际是虚假的结果。
记者分析了这几个民调的问卷设计，民间调查一般直接问“您是否赞成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未来走向‘一国两制’？”或“您能不能接受中共提出的‘一国两制’主张？”以这样的方式提问而得出的结果，支持“一国两制”的民众比例在30%左右。而“民意调查基金会”问“如果‘一国两制’的一国国号并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非中华民国，而是一个新国号‘中国’的话，那么您是否接受？”，民众的支持度则达到47%。
而官方民调的提问往往包含对“一国两制”的歪曲，如“陆委会”的提问方式是“中共提出‘一国两制’的主张，将台湾看成是地方政府，接受大陆统治，中华民国政府此后不再存在，对中共这种主张，请问您是否赞成？”而“外交部”的提问也是片面强调“台湾从此没有外交权”。这种以歪曲、恐吓等方式诱导受访者而得出的结果，支持度只有13·3%和10·6%。
以自己设计的所谓“民意”做挡箭牌，来为自己的“台独”政策开路，也是民进党当局惯用的伎俩。比如台当局在推出“护照”加注政策前，就公布自己所设计的民调来抗衡岛内外的压力，而这种民调的结果自然是支持加注的多。对于台湾欲将其所有“驻外使馆”更名为“台湾大使馆”，台“外交部”也曾委托民调机构进行过3次民调，问卷设计为“如果无法使用中华民国这个名称时，您比较赞成使用台湾代表处还是台北代表处？”这种“精心设计”的提问，完全是在误导民意。
辅助动作　戏外演戏
台湾的有些民调，除了在问卷设计上做手脚外，还通过一些辅助动作来做手脚，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典型的是台湾《自由时报》最近在自己报纸上不断刊登的所谓“一报赢五报”、“一报赢三报”的广告。
这则广告说的是：《自由时报》的读报人口是《联合报》的1·77倍，是联合报系五报总和的1·15倍；是《中国时报》的1·55倍，是中国时报系三报总和的1·28倍。其资料来源是AC尼尔森媒体大调查2001年10—12月“昨日阅报占有率”，调查对象是台湾地区12—60岁的阅报人口。
这则广告引起岛内有识之士的质疑。一位知情人士对记者说，《自由时报》为此广告的出笼做了很多手脚。因为这家调查公司是一家美资在台公司，其调查的方式很有规律。在城市，他们一般只把住在一层的人作为受访者；在乡村，他们一般都是先到村公所，然后从村公所出来往左走访约200米范围内的住户。这种规律被《自由时报》钻了空子，他们向城市的一层住户和村公所左侧200米内的住户免费赠送《自由时报》，从而操纵了调查结果。
虚编统计　恶意造假
通过访员舞弊；选择性公布民调结果；自编民调结果，然后买通民调机构公布。这类造假是最低级也是最赤裸裸的。
访员舞弊虽不是很普遍，但也引起组织者的高度重视。在比较规范的民调机构，电话采访室外一般会有专门的人员通过电脑监听、监看访员与被访者的对答，以及访员在电脑中即时录入的结果，如有不实，监听者会马上提出纠正。但是，监听、监看只能是抽样性的，难免会有疏失。而面访的访员如有舞弊，更难以纠正。
一些民调的委托方，对于相关机构作出的民调结果，会进行“于我有利”的筛选，然后只选择一部分甚至是完全没有代表性的一部分，让民调机构公布。更有甚者，把自己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民调数字，冠上某家民调公司的名称公布，结果该公司不得不出来澄清。去年底台湾县市长选举时，国民党协调高雄县县长提名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不过，更多出现的还是民调委托方，通过重金收买（有时还不一定需要重金）一家或数家民调公司，公布完全是编造出来的民调数字。这类公司一般没什么知名度，更谈不上什么信誉，属惟利是图之类。记者在调查过程中专门就此向台湾多位权威的民调专家咨询过，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有”，而且是“要什么样的结果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选举是催生这种恶质民调的温床，每到选举前，台湾就会冒出许多从来没听说过的民调公司。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具有特殊的目的。选举过后，这些民调公司往往也都偃旗息鼓，悄无声息。等到新的选举来临，这些公司或者是经过乔装打扮后的公司又会活跃起来。
曾经担任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代理主任的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亚洲中心主任谢复生说，台湾的政治性民调机构相当多，尤其是到了选举期间，至少会出现50家以上。许多民众都认为选举民调仅供参考，不能尽信，因为多次的经验都出现选举结果与民调差距甚大的现象。
如何判断哪些民调比较可信？谢复生表示，首先要看民调的相关数字有没有公布，例如问卷内容、抽样方式、委托的民调机构等等，然后再据此作出判断。台湾政大选研中心曾经对民众进行问卷调查，了解民众对选举民调的信任度，发觉民众认为学术机构与媒体的民调较可信，对其他机构，甚至是政府与政党所公布的民调，相信的比例就非常低，显示民众对民调的可信度，心中早有一把尺子。

选举是催生恶质民调的温床

问卷设计大做手脚，既冠冕堂皇，又能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