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眼中的中国领袖

1953年夏，我被选派到波兰学习波兰语。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波关系处于最佳时期时，我为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担任翻译。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这段经历却使人终生难忘。
在一般人看来，像毛主席这样的“大人物”，心中一定只装着大事，但我却看见过几件感人的小事
我第一次给毛主席当翻译是1958年4月2日。当时主席在成都开会后顺江而下到达武汉，在那里休息。毛主席在这里会见了由雅罗谢维奇率领的波兰政府代表团。
会见在东湖招待所进行。会见厅不大，按照当时的习惯，大家围着一张长桌就座，每人面前摆着用中文书写的姓名卡片。由于当时只有我一名翻译，所以我不得不逐一将波兰客人带到他们的座位上。这样一来，等到我入座时，毛主席已经等了一会儿了。　
我的座位在毛主席的左侧。我就座时，毛主席看了看写有我名字的卡片，亲切地问道：“你叫王砚，是吗？”我答道：“是的。”主席问：“你说他们国家的话吗？”我说：“是的，我讲波兰语。”（我国当时与苏联关系密切，东欧国家的外宾来访多用俄语翻译）。主席又问：“你在什么地方学的波兰话？”我回答：“在波兰。”主席转向波兰客人说：“你们看，他是在你们那里学习过的！”几句亲切的交谈，化解了我在接见前的紧张情绪。
1959年春，波兰统一工人党为了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派该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莫拉夫斯基率领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访华。毛主席接见了代表团并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由于毛主席当时在波兰享有极高的威望，外宾们见到毛主席非常高兴。一位外宾兴奋地告诉他的同伴：“这将是我生平第二张历史性照片。”他的同伴反问道：“怎么，你还和赫鲁晓夫有合影吗？”那位外宾回答说：“不，是和斯大林有过一张合影。”
代表团参加了我国的“五一”节观礼。当时的观礼时间比较长，贵宾们站了一段时间后，毛主席走到莫拉夫斯基身旁，问他累不累，并请他到城楼上的贵宾休息室去休息一下。莫拉夫斯基是当时波党领导中的少壮派人物，因此回答说不累，但他出于对毛主席的尊敬和感谢，马上表示：“既然是毛主席说了，我过一会儿就去休息一下。”他当时表现出的谦恭态度，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我国国庆10周年时，波兰派来了以国务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萨瓦茨基为首的代表团。由于外国代表团来京的比较多，所以当时有这样的精神：除特殊情况，毛主席将不再单独接见。波兰代表团在参加完北京的庆祝活动后去了外地，之后又到越南进行了正式访问。访越结束后，他们要经北京回国。当时中波关系十分友好，国内也无什么重要的外国代表团，于是毛主席决定会见他们。接到通知后，外宾们十分高兴。由于当时尚未确定具体时间，只得告诉他们：“主席的日程很满，只能在接见前一小时具体通知，请你们谅解。”由于毛主席的习惯是在夜里工作，我们凌晨5时接到电话通知说，主席决定6点钟接见波兰代表团。
我们立即去敲客人的房门，通知他们马上就要动身。外宾们毫无怨言，很快洗漱完毕。我们按时离开钓鱼台，准时到达中南海。大家入座后，主席很风趣地说：“很对不起，打搅了你们的睡眠，但你们仍然比我有优势，因为你们毕竟已经睡了几个小时，而我还没有睡觉呢！”外宾们除了再次感谢接见外，都十分关心地请毛主席快回去休息。接见完毕，主席亲自把外宾送到丰泽园门口，这时东方的太阳正在升起，新的一天开始了。
在一般人想象中，像毛主席这样的“大人物”运筹帷幄，心中一定只装着大事。但我却见到过这样一件感人的小事。那是在建国10周年国庆庆祝大会休息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团长都被请到主席台后面的一个休息室里休息。毛主席和萨瓦茨基亲切交谈。休息结束后，主席和贵宾们一起缓步走向主席台。忽然，毛主席发现萨瓦茨基不在队伍中，立即询问，萨瓦茨基哪里去了。有人答，他到洗手间去了。于是主席就停下来，同行的外宾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只好停下来。过了一会儿，萨瓦茨基主席回来了，毛主席才和大家一起走向主席台。这时大家才明白，原来刚才只是为了等萨瓦茨基。外宾们无不为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所感动。
宴请外宾时，周总理发现我们没有时间吃饭特意让人告诉厨房给我们留出一份菜
1957年1月，周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波兰。当时波匈事件刚刚过去，因此，访问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访问结束时，王炳南大使为代表团举行了极为盛大的招待会。招待会开始前不久，周总理来到宴会厅后面的休息室。过了一会儿他把我叫进去说，等一会儿在为哥穆尔卡祝酒后，他还要祝第二杯酒。他要我记下他的祝酒辞。口授完毕后，他让我赶快去准备一下。
宴会开始了，周总理首先向哥穆尔卡祝了酒，然后又把我叫了过去，开始祝第二杯酒。我念着译稿，惊奇地发现周总理讲了那么一大段话，竟然和他向我口授时说的一字不差。
50年代末，我在外交部工作期间为周总理担任翻译的次数比较多。周总理自己懂外语，所以对翻译工作比较理解，对翻译也很照顾。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58年3月，那时“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刚提出不久，还没有成为“总路线”，因此尚无正式译法。周总理在招待罗马尼亚和波兰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想用这个口号，他先问我：“你能把这个口号翻译出来吗？”我想了一会儿，告诉周总理，问他是否可以。他说，可以。然后周总理才开始讲话，使我有了充分的准备。另外，周总理在接见外宾时，只要谈到数字，如我国产粮多少亿斤，产棉花多少万担，他都会主动为翻译折算成多少万吨，避免我们在不熟悉的情况下出错。
另一件使我一回忆起来就禁不住热泪盈眶的事，发生在1959年的夏天，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离任前夕。波兰大使在任7年，而且经历了波兰的十月事件，周总理当时兼任外交部长，波兰大使又曾多年担任驻北京的使团长，彼此接触较多，因此决定在他离任时内部宴请他一次。
记得那是在中南海西花厅吃的午饭，只有一桌，没有什么客套，彼此也很随便，因此说话也就没有什么间歇。当时只有我一个翻译，大家一直在说话，我几乎没法吃东西。周总理很快注意到这个情况，于是立即通过礼宾司长俞沛文告诉厨房，给翻译留出一份菜，于是在送走外宾后，我一个人饱饱地吃了一顿饭。
陈老总和我们几个翻译聊天时表示，他不赞成把翻译称作“舌人”
在给其他领导人做翻译的工作中，最值得回忆的首先是陈毅同志。由于他从1958年起担任副总理兼外长，所以给他当翻译的次数也较多。如果说周总理谈话的特点是严谨，那么陈老总谈话的特点就是豪爽。他这种具有诗人气质的性格是得到很多外宾称赞的。
记得有一次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一起同外宾会谈时，陈老总深情地说：“我和周总理相识几十年，他好像是我的兄长，永远照顾我，把困难留给他自己。”周总理想了一想，说道：“也不完全是这样，长征北上时把你留在中央根据地，就把很大的困难留给了你嘛！”两位老革命家的深情厚谊使人非常感动。
一次外事活动后，陈老总和我们几个翻译在一起聊天。他对我们说：“我年轻时在法国也干过翻译，是从英文到法文，从法文到英文。那时人们把翻译叫做‘舌人’，把翻译工作看成是纯粹的技术性工作，这是不对的。我认为，翻译工作应该属于理论工作的范畴。”陈毅同志的讲话给我极深的印象。应该说，对我此后几十年的翻译工作都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