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戴高乐记者招待会

戴高乐是个很有特色的政治人物。他理政处事尽显自己的个性和独特风格，显得与众不同。
只回答愿意回答的问题
驾驭记者招待会可算是戴高乐的一绝。他的记者招待会别开生面，与美国总统那种家常便饭的记者招待会迥然不同。戴高乐的记者招待会称得上是一种高超的艺术，而这种艺术本身就是精心安排的政治、外交行动，使他的重大内外政策举措很快家喻户晓，传遍全球，甚至引起轰动。
戴高乐的记者招待会次数不多，每年至多举行两次。戴高乐喜欢利用记者招待会突如其来地宣布重大决策，事先不露半点风声，甚至多数部长都蒙在鼓里，从而取得轰动效应。正因为每次记者招待会几乎都少不了惊人之举，所以，每次记者招待会都引起国内外的高度重视。
记者招待会邀请人数之多，也是罕见的。总统府新闻处发出一千余张请帖。这个数字正好与爱丽舍宫节日大厅的容纳量相当。除法国记者和常驻法国的外国记者外，各国驻法国使馆的新闻官也在被邀请之列。当时我国驻法国使馆尚未设置专职的新闻官，我因工作需要，曾有机会以中国使馆新闻官的身份连续与会达6次之多，得以躬逢其盛，聆听戴高乐精彩的讲话。
记者招待会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颇具戏剧性，仿佛是一次盛大而独特的个人专场演出。爱丽舍宫节日大厅金碧辉煌，古色古香的巨大吊灯把全场照得通明。法国总理和部长们早在前排毕恭毕敬地坐定。他们中间的多数人都有点心神不定，不知道他老人家会有什么出人意料的举动，会不会惹出什么麻烦。记者们早早占据有利位置，焦急地等待总统出场。
红色帷幕徐徐升起，戴高乐准时出现在舞台上。舞台是19世纪80年代末修建的，供文艺演出之用，这时成了戴高乐的讲坛。
戴高乐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左右，可是从不照本宣科。他两手空空走上讲坛，甚至连提示的纸片都没有一张。
记者招待会一开始，通常他先请记者提问。实际上总统府早有布置，记者当场提的问题，已事先提交总统府新闻处，一般不超出戴高乐打算讲的范围。戴高乐还要新闻官事先向记者说清楚：“戴高乐将军只回答他愿意回答的问题。”于是，记者招待会从头到尾都围着戴高乐转。当然，四面八方来的记者那么多，失控的情况还是在所难免的。对个别记者临时提出的超范围的问题，戴高乐的对策是：你提你的，我讲我的。不管记者提什么问题，他都从容不迫地按事先精心准备的腹稿讲下去，不受干扰。他并非缺乏随机应变、即席应对的本领，只因他身居高位，以法兰西的名义讲话，决不愿即席发挥。
对个别不怀好意的记者的故意刁难，他有时也脱开腹稿，回敬几句风趣的话，引起哄堂大笑，巧妙地把对方顶回去。而这往往是在进入正题之前的序曲。有一回，反对派《震旦报》的记者假惺惺地问道：共和国总统的身体如何？戴高乐当即回答：“我的身体很好。可是请您放心，我是免不了要归天的。”另一回，对类似的提问，他又多说了几句：“人总归要死的，戴高乐也一样。也许就在今晚，也许在半年或一年之后。如果我果真想让某些人高兴而让另一些人难受的话，我要说，我还能活上10年、15年。”
在政治和历史之间走钢丝
有人把戴高乐的记者招待会称作“在政治和历史之间走钢丝”。他阐明对当前重大政治、外交问题的立场，从不就事论事，总是纵论古今，把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既给人以历史的纵深感，又富有鲜明的时代感，高屋建瓴，气势磅礴，而且使听众觉得他提出的政策是合乎情理的。
例如，宣布中法建交，戴高乐既追溯到几千年中国古老文明史和百年来中国近代史，又畅论中苏分裂和以越南战争为焦点的东南亚局势，令人信服地证明，新中国政权巩固、经济发展、独立自主，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在亚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结论是：新中国的崛起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法国应该“如实地承认世界”。给听众的印象是：中法建交顺理成章。
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将他高超的政治艺术表演得淋漓尽致。或雄辩高亢，滔滔不绝；或故弄玄虚，令人捉摸不透；或猛然摊牌，震惊四座，自始至终紧紧抓住听众的心。他字字句句都很有斟酌，抑扬顿挫都大有讲究。全场鸦雀无声，细细回味他的用意和涵义。一旦他突如其来投下一枚“外交炸弹”，全场顿时像开了锅似的。
记得1966年2月21日记者招待会上，当戴高乐宣布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时，不少记者情不自禁地喊叫起来；有些记者赶紧溜出会场抢发头条新闻；连在前排就座的内阁成员和政界要人也纷纷交头接耳。
“将军手不离笔地活着”
洋洋数万言的讲稿，戴高乐总是亲自动手，从来不要下属或写作班子捉刀代笔。他的文笔很出色，但起草重要讲话稿，往往要躲到科隆贝乡间寓所，独自闭门静思，仿佛那里的山川树木能给他灵感和启迪。
他用的是最传统的写作方式，既不是口授，也不用打字机，而是自己动笔一字一句往下写。他精心琢磨，斟酌再三，一丝不苟，力求从内容到文字都无懈可击。等全篇完稿时，他差不多可以背下来了。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说，还得花很大力气才能背得滚瓜烂熟，保证当场讲的和事先准备的完全一样。他虽年事已高，但记忆力惊人，当场能十分自如地几乎一字不差地复述他事先拟定的讲稿，不论讲话的时间有多长。他把能否保持这种过人的记忆力作为自己是否衰老的测试器。哪怕出现小小的口误，他都会沮丧不已。
戴高乐长期养成亲自动笔的习惯。不光记者招待会，就连电视广播讲话、外出巡视演说以及宴请祝酒辞等，也无不亲自撰稿。多年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贝尔纳·特里科有个形象的说法：“戴高乐将军手不离笔地活着。”戴高乐的副官说过，每天收拾将军的文件时，不知多少次看到过案头放着经过反复修改的讲话稿。戴高乐自己说得很清楚：“凡是我要告诉人们的重要事情，我都思考良久，都一一形成文字，背得烂熟。”到时候他丢开讲稿，看上去仿佛出口成章，挥洒自如。这正是戴高乐的一大特色。
戴高乐记者招待会的讲话录音，我一直珍藏至今。闲来无事，听听三十多年前他那铿锵有力、抑扬顿挫的声音，犹如过电影一般，当年戴高乐种种精彩绝伦的表演又浮现在我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