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喀布尔的中国外交官

刘洪：新华社记者，“9·11”事件后被派往巴基斯坦报道阿富汉局势。2001年12月随中国外交官进入采访的中国记者之一。
王毓国：新华社摄影记者。美军向塔利班开战后，被派往巴基斯坦工作。2001年12月作为首批中国大陆记者进入喀布尔。
外交官的职业是光荣的，因为他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尤其当他代表的是正在崛起的中国时；外交官的生活也是劳碌的，有着常人无法感受的辛苦，尤其是在阿富汗这个还处于战争阴影中的国家。这种心情，是7年来首批重返喀布尔的中国外交官的共同感受。
“中国人是最好的护身符”
在喀布尔各主要国家的外交官中，中国外交官可能是最特殊的，因为他们是惟一没有安全警卫的外交官。其他国家，如德国、俄罗斯、美国的外交官都有军人护卫，美国大使馆更是海军陆战队把守，俨然是军事禁区。
外交官们赴喀布尔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有的用专机相送，有的由军队护驾，而中国外交官则是先乘民航客机抵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然后乘坐联合国的小飞机到达喀布尔。
之所以这么随意，用中国外交部代表、赴阿工作小组组长张敏的话说，主要是阿富汗各派都对中国友好，只要一提到中国人，没有不竖大拇指的，这归根到底得益于“中国正确的外交政策，从不插手阿富汗内战，从而赢得了阿富汗人的普遍尊敬”。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本身就是最好的护身符”。
中国外交官的素质也确实让人刮目相看。当许多国家外交官靠翻译与人交流时，张敏却能用当地的普什图语、波斯语或英语直接与阿富汗人交谈，其娴熟的语言不仅确保了重要会谈的准确无误，而且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在喀布尔一般呆一段时间就换一批。但中国外交官却一直是那几个人，看到中国外交官始终不变的那几张面孔，一些经常打交道的阿富汗官员都表示惊奇。阿富汗临时政府主席卡尔扎伊第二次会见中国外交官时，就不无赞叹地对张敏说：“你怎么还在这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都是来了就走，只有你们一呆就是一个多月！”
联合国阿富汗特使卜拉希米也表示，中国派工作组到阿富汗来，参加阿富汗临时政府成立仪式，既是对阿富汗政府的支持，也是对联合国工作的支持，他对工作组成员高效的工作成绩和敬业精神表示敬佩。
方便面成了香饽饽
喀布尔的生活确实是清苦的，最突出地表现在吃上。连年的战乱，使喀布尔物资极端短缺，肉是牛羊肉，吃来吃去只有煎肉、肉饭几种；蔬菜只有胡萝卜、花菜等有限几种，要是能在市场上找到菠菜等绿叶菜，真比在5年大旱的喀布尔喜遇大雨还难。
对于这种生活，许多日本记者叫苦不迭，曾多次向本报记者打听在喀布尔是否有中餐馆。中餐馆自然没有。但在阿富汗的生活还要继续，饭也还要吃。经过一段时间，尝惯了品种丰富的中国菜的外交官们，对这种一成不变的阿富汗菜肴不住地摇头。新闻官王文天就开玩笑说，到了吃饭时间肚子就饿，但人还未进餐厅，好像肚子又饱了。
从北京出发时，考虑到阿富汗的艰苦情况，外交官们带了几箱方便面，果然派上了用场。每当实在吃不下阿富汗饭时，就开一袋方便面，“解解馋”。但方便面毕竟有限，考虑到来日方长，大家都尽量省着吃。外交官们开玩笑说，要想吃方便面，就盼着自己有个小病小灾，因为这样，才能说服他人更说服自己开袋方便面，其郑重的态度一如举行一个重要仪式。
方便面毕竟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好在干家务活，外交官们也不是等闲之辈。空闲的时候，他们也自己动手。当然这也不纯粹是为了解决肚子问题，因为在喀布尔美元贬值，在饭馆吃一顿饭动辄上百美元，其价格之高也实在让人咋舌。
做菜是王文天和杨涛的绝活。王文天是正处级、杨涛是副处级。因此张敏和其他同志时常戏称，厨师有正一级、正二级，但喀布尔则有正处级、副处级厨师。前者走的是“技术职称”，后者走的则是“行政职称”。虽然菜从来就是那几样，但能在喀布尔吃到中国菜，那种感觉，却是在北京吃任何山珍海味都不能比的。
喀布尔最红的两扇大门
喀布尔的生活是忙碌的，本着“广泛接触、广交朋友、了解情况”的原则，外交官们走马观灯似的拜会了阿富汗新政府几乎所有的部长，并与各国驻阿富汗代表进行了接触。有的时候从太阳初升一直忙到夜幕降临，一日三餐都集中到最后一顿的“晚上大餐”。
外交官们重返阿富汗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修复使馆，为即将举行的开馆仪式作准备。
连绵二十余年的战乱使阿富汗满目疮痍，喀布尔许多地方更是一片废墟。中国大使馆靠近阿富汗总统府，因此也深受池鱼之殃。使馆楼面或深或浅的弹痕比比皆是，最大的一个窟窿可同时钻过两三个人，水电供应更是一无所有。
一切都得从头开始。经过多方联系，外交官们终于找来了施工队，安装玻璃、粉刷墙面、施工打井。外交官们基本上每天都要到使馆检查修复情况，指导具体工作，有时甚至还得自己动手。忙碌中虽有辛劳，但也有很多的喜悦。看着修整一新的使馆外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只要是中国人，那种喜悦是无法形容的。最让外交官们自豪的是使馆的两扇大门，剔除斑驳铁锈，刷上大红油漆后，用大家的话说，“这是喀布尔最红的两扇大门”。
喀布尔电话很少，即使有，也只局限于很小范围，供个别达官贵人使用。因此，同许多记者一样，外交官们要联系一件事情，也只能靠自己去跑。当然，许多阿富汗政府部门也是如此。阿富汗外交部礼宾司要安排活动，也通常都是派出专门“信使”，按着地址搜寻各外交官的住处。但毕竟是在一个完全人生地不熟的环境，而且阿富汗还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很多事情都不规范，其中的麻烦可想而知。为了工作方便，外交官们经过反复联系，终于得到阿富汗外交部礼宾司的同意，可以在租借的房子里装一部电话。但没过多久，礼宾司司长换人了，原来的承诺又都作废。外交官们只能又一趟趟跑电信局和外交部。
很多工作都是在猝不及防中发生的。1月4日，国际维和部队和阿富汗内政部就维和签署协议。签字定在晚上7时，但6点50分才通知中国外交官。当时天已黑了，专车早被司机开走，王文天和杨涛只能搭出租车赶去。说好让司机等着，但等到签字仪式结束出来时，出租车早已不见踪影。有一辆出租车说可以载人，但要价是50美元，两人觉得太贵，一犹豫就没有坐，但没想到的是，很快一辆车都没有了。在黑暗中等了足足40分钟，两人才拦了一辆阿富汗外交部的车，先去了外交部，然后再辗转回到驻地。杨涛事后告诉我们，那天晚上漆黑一片，马路上空无一人，宵禁时间就要到了，如果说不害怕，那是假话，但这就是工作。
故乡民歌百听不厌
在采访中，记者得知这样一件事。就在王文天出发前一个月，他在山西老家的母亲被查出了结肠癌，本想回去探望她老人家，却又因工作忙抽不出身。临走时，王文天问儿子：“爸爸要去阿富汗，你有什么‘想法’？”还不太懂事的儿子说：“你走吧，习惯了。”为人子为人父者，那种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和老王聊天，他的回答更多的却是那句老话——自古忠孝难两全。让自己来这个地方，是组织的信任。话似乎很正统，但仔细想想，又何尝不是。
和这些外交官聊聊，很多生活中的细节让我很感动。随员杨时超20岁刚出头，也是首次出国。拿海事卫星给家中打电话，他爸爸接的电话，说了几分钟，就说别打电话了，卫星电话太贵，不要浪费钱。
出国久了，思乡之情会越来越浓。工作组带了几台收音机，这既是了解阿富汗信息的渠道，也是了解祖国的唯一窗口。有时听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放的音乐，大家总有一种感慨：“总算听到祖国的歌声了！”
使馆的阿富汗司机和大家处久了，似乎知道中国外交官们的想法。他在使馆废墟中找了半天，翻出了以前的中国民歌磁带。这是些翻录的带子，盒带上的纸都脱落了。但大家还是百听不厌，以后司机也就习惯了，只要外交官一坐到车里，车厢里就响起悠扬的中国民歌。生活是艰苦的，但却充满了人情味。在采访中，外交官们一再表示，很感谢各级部门、各兄弟单位的支持。在为他们送行时，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以茶代酒为他们壮行。他言语很短，却叮嘱再三：努力完成任务，安全第一。
元旦前夕，外交部领导更是专门到这些赴阿富汗的北京同事的家里走访，问有无具体困难。家在外地的，则给他们家人打电话。最让外交官们感慨的是：12月31日晚，工作小组先接到北京发来的慰问电，随即又收到外交部副部长王毅亲自打来的电话，话很朴实，也很让人感动：“你们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非常辛苦，大家要注意身体，注意安全。”外交官们说，他们计算了一下，当时北京应该已是深夜12点，为了给远在阿富汗的中国外交官打一个慰问电话，一位副部长一直守候在节日的办公室！（摄影　本报喀布尔特派记者　王毓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