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也不敢怠慢他的笔

【美国《华盛顿邮报》12月6日文章】题：专栏作家的力量（作者　霍华德·库尔茨）
声名远播
托马斯·弗里德曼两次获普利策奖，写过两本畅销书，早已名声在外。作为一个多年报道中东问题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的身价因过去几个月的事态而大大提高：他频频出现在各种电视节目里，街上常有人向他致意。他的在线聊天室人满为患，报社不得不把它关闭。
弗里德曼的秘诀是：不坐在办公室里空想，而是周游各地，与高级官员和中层人物交谈，最近去的地方包括巴基斯坦、印度、卡塔尔和阿联酋。
因特网使弗里德曼无处藏身。在卡塔尔发完专栏稿以后，他与一名美国助手共进早餐，助手的手机响了。那是卡塔尔大学的副校长打来的，他从网上看到弗里德曼的文章，跟踪到这里……
口诛笔伐
弗里德曼引起人们的注意不仅因为他对中东局势入木三分的分析，而且因为他文笔犀利，指责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盟友在对美国微笑的同时助长恐怖主义。他在典型的专栏文章中说：“这些阿拉伯政权还没有明白的是，‘9·11’事件暴露了他们的把戏。他们认为现在是美国在受审，但是实际上，现在受审的正是像埃及和沙特阿拉伯这类培养出劫持者的陈腐政权。他们将继续让反现代主义者操纵伊斯兰教吗？他们将继续责怪其他人吗？还是自我反省，把他们的社会引向不同的未来？”
讲到埃及一家报社编辑，弗里德曼说：“根据来源不明的消息，美国被指责向阿富汗空投有毒的食品。埃及街头的人恨我们还有什么奇怪吗？本·拉丹主义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冷嘲热讽
2001年6月，在听说美军因电话威胁加快撤出也门、巴林和约旦以后，弗里德曼凭想像编了一封拉丹的信：“伟大的真主！这是一个超级大国吗？我们发出了一点儿威胁，美国人就夹着尾巴逃跑了。美国新闻界几乎没有报道；采访白宫的记者甚至没有向总统提问……他们对我们的威胁没有军事反应。”
在二十多年外交政策报道中，弗里德曼集中于两个引起狂热的棘手问题。一个是以巴斗争令人发狂的心理：他在1989年出版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一书已经销售了近100万册。另一个是关于全球化的辩论，弗里德曼认为世界“麦当劳化”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最终会压倒中东由来已久的憎恨——这是其《凌志牌汽车与橄榄树》一书的思想基础。“9·11”事件后，这两本书又成为畅销书。
弗里德曼是犹太人，但他谴责“住在加沙地带100万巴勒斯坦人中间的7000名以色列殖民定居者的疯狂行为”。难怪当时《耶路撒冷邮报》的一位专栏作家称他为“巴勒斯坦事业的宣传者”。
但是弗里德曼说，在沙特阿拉伯人看来，“我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走狗。当然我不是。我报道过黎巴嫩萨卜拉和沙提拉的大屠杀，我曾主张紧挨着犹太国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而当时我们甚至与巴解组织没有关系”。
埋葬幻想
弗里德曼对中东的兴趣是他在以色列的三个夏天形成的。他高中时有三个夏天在以色列的一个合作农场工作。在美国布兰代斯大学毕业后，他去了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研究中东问题的硕士学位。
有两年时间，他每隔一天就给在美国的女朋友（后来的妻子）安写信。安说：“一般人收到的是情书，我收到的都是他对中东和平的最新建议……我不知道我对中东的兴趣是否足以使他娶我。”
弗里德曼不久在合众国际社谋到一职，被派到贝鲁特。他说：“我害怕极了。”这是有原由的。在1983年，即弗里德曼离开合众国际社进入《纽约时报》后两年，在贝鲁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营被炸，那里离他住的地方只有六个街区。
弗里德曼的情感使他的文章充满活力。在贝鲁特惨案发生后一星期，他敲着拳头向以色列指挥官阿米尔·德鲁里大声叫嚷：“你们怎么能这样做？你们怎么就没有看出来？你们怎么就不知道？”他后来回忆，第二天早上，“我把阿米尔·德鲁里以及我对犹太国所有的幻想都埋葬在了《纽约时报》的头版”。
指责布什
弗里德曼承认：“我总是非常固执己见，即使当记者也是这样。”
在报道白宫和国际经济以后，弗里德曼于1995年得到梦寐以求的专栏。《纽约时报》老记者汤姆·威克给他寄去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不要怕出错，不然你永远不会正确。”
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弗里德曼尖锐批评布什总统，指责他对国际事务“无知得可爱”，看法“非常非常肤浅”。但在阿富汗战事没有进展的那几周，他劝人们“给战争一个机会”。
弗里德曼要求采访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白宫很快就答应给他半小时。白宫一位官员说：“我们不敢怠慢他。他是一个有独到见解、辛辣尖刻的人。有时他写的东西很重要，有时胡言乱语。但是他的读者真的很重要。”
弗里德曼曾经教育他的女儿：“你可以持任何观点，不管是左派的、右派的，还是中间派的；你可以带任何肤色的人到家里来，不管是黑色、白色，还是紫色。但是，如果你不爱国，你永远别回这个家。”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说：“我总是非常固执己见，即使当记者时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