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文章：中国的负担

建立中国政府的角色从控制者和生产者变成一个更具自我管理和自我调节能力的系统的设计师
【英国《金融时报》1月3日文章】题：中国的负担（记者　金奇）
在过去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世界的经济超级大国———1820年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1/3。之后它滑入了一个多世纪的衰落。它错过了工业革命，闭关自守，深受军阀混战和鸦片毒瘾之苦。到1950年，它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已经降至5%。
今年中国将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开始实施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改革和市场开放。人们对中国的希望再次高涨起来。纽约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史瑞博说：“用任何标准衡量，我们都根本没有完成（在中国的投资）。我们十分看好中国。中国经济的规模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完全可能超过日本。”中国在过去20年里令人瞩目的变化使人对它重新获得历史上的优势地位寄予希望。
中国确实有许多东西可以支持这种看法，但是它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弱点：国有企业还雇用着55%的城市工人，国有银行的坏帐可观，养老金系统的资金缺口很大，官员腐败成风。
所有这些问题的本质都是体制问题。这种体制已经成为发展的阻碍，严重地妨碍了中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雄心壮志。
历经15年谈判达成的入世协议并无一字一句规定北京必须进行体制改革。但是许多中国学者和其他方面的专家相信，如果没有改革，中国可能无法兑现其WTO承诺。
世界银行一份关于中国的新报告的作者卡尔·达尔曼认为政府改革是北京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最重要的建议是，把政府的角色从控制者和生产者变成一个更具自我管理和自我调节能力的系统的设计师。”这听起来简单，但实际上远非如此。政府介入商业活动的程度很深。通常很难把政府的商业利益与其作为产业管理者、法院发薪者、税收征收者和经济政策制订者的身份区分开来。例如，北京市在大约1·6万家地方企业中拥有股份。财政部百分之百地拥有四大国有银行。电信业管理部门是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的大股东。
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国有企业：地方当局不仅多半无视中央政府与企业脱钩的命令，而且正在把它们的直接投资组合搞得五花八门。国务院一智囊机构的教授李树广（音）说：“政府应该限制自己的职责，变成中立的管理者。它不能继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
这种体制的代价一年比一年显著。经营不善的公司很少被准予倒闭，因为破产被认为是地方官员人事档案中的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