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楼、自焚、服毒……谁能挽救这些高才生？

【美国《人物》周刊12月17日一期文章】题：残酷的教训（作者　帕特里克·罗杰斯）
他不愿平庸的活着
菲利普·盖尔似乎总是无法适应。1994年，年仅15岁的他就考入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他去学校报到的时候高高瘦瘦的，带着牙套，还是个典型的少年。不过，他在自己的音乐专业上实在太出色了———在他看来，很少有高年级的学长能与他相比。盖尔中学时代的好友埃里克·胡说：“他无论在哪里都出类拔萃——哪怕是在麻省理工，哪怕与他的教授相比。”盖尔在背离了家庭信奉的科学论教派以后，更觉得孤立了。1995年，他年仅47岁的父亲、计算机编程师戴维·盖尔死于心脏病，给他很大的刺激。他的母亲玛丽说：“这件事给他的打击之大任何人都想像不到。”
一蹶不振的盖尔在1998年初去学校的心理诊所求助，但他后来告诉朋友说，那里的心理咨询师“一塌糊涂”。那次心理咨询的结果显然很糟糕，盖尔后来再也没有去过。1998年3月13日晚，校园里在举行晚会，但19岁的盖尔却在整理人生的最后思绪。他写道：“我不愿平庸地活着。因此我决定走这条路。”晚上7点28分，他从学校最高的一幢15层建筑跳了下去。
自杀构成恶性循环
事实上，自1990年以来，麻省理工学院本科生自杀的可能性比其他学校高两倍。这种现象很难用一两句话解释清楚，而且自杀的学生也并无太多相似之处。不过，曾对学生自杀作过研究的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马德琳·古尔德说，处于烦恼中的年轻人一旦知道其他人自杀了，就会觉得自杀是结束痛苦的一个办法。古尔德说：“一次自杀事件，哪怕是一年只发生一次，都会增加发生另一次自杀事件的可能性。”
但是一些持批评意见的人士认为，现有4258名在校本科生的麻省理工学院行动不力，远未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甚至企图掩盖自杀案件细节以维护学校声誉。19岁的桑德拉·钟是麻省理工学院大脑及认知学专业本科生。她说：“很多人认为，麻省理工学院注重的是宣传而不是制定合理的政策。”
学校为存在心理障碍的学生设置的“安全阀门”也存在严重缺陷。学校心理健康特别工作组11月4日公布的报告表明，在过去5年中，学校心理诊所的访问率增长了60%，但咨询人员素质始终平平。接受调查的学生中高达74%的人声称，他们的心理问题影响了生活和学习；另有一些学生说，他们要提前10天预约才能见到心理咨询人员。
校方否认课业过重
麻省理工学院的官员对所谓该校学生自杀率高于其他学校持不同意见。麻省理工学院只有40%是女生，虽然男生往往比女生容易自杀，但并不很能说明问题。此外，人们还普遍认为，学院建校140年来已培养出22名诺贝尔奖得主———这种压力较大的课程是导致自杀率上升的原因。但学校官员否认了这种说法。研究表明，尽管学业可能给学生带来压力，但全国90%的自杀事件都是由抑郁和其他心理疾病引起的。
麻省理工学院负责学生事务的罗伯特·伦道夫说：“我从事这方面工作已有22年。从来没有一起自杀事件不是由复杂的原因引发的。成长是一件困难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前青少年的成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困难。我们的学生是全世界最优秀、最聪明的，因此有时也有心理负担。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能帮助他们将问题转化为有利的事情。”
学院面临家长指控
麻省理工学院近来发生的自杀事件使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帮助处于心理困境中的学生是一项极为复杂的任务，因为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从伊丽莎白·沈的案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来自新泽西州利文斯顿的这位19岁女孩主修生物，她一连数月陷于失望之中，有时甚至当众表现出来。1999年4月10日，她在宿舍里纵火自焚，4天后因全身60%面积的烧伤而身亡。这位韩裔女孩的父母打算以管理不善和忽视罪起诉麻省理工学院。他们的辩护律师戴维·德卢卡说：“如果措施得力，这场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发言人说，出于保护隐私的考虑，他们不想透露有关伊丽莎白·沈及其他学生自杀事件的细节。但如果我们重新回顾这些事件，就会发现在学生权利、学校保护学生的义务和父母的关心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冲突。
在伊丽莎白纵火自焚的前一天，她的父母曾到学校给她送去一台新电视和录像机，但他们并没有发现女儿的情绪有任何反常之处。伊丽莎白的老师并没有告诉他们，前些天伊丽莎白曾用一把尖刀砍伤了自己的胳膊，同宿舍的同学曾听到她不断尖叫着说要自杀。在前几周，她曾多次去学校的心理诊所求助。在她自焚前两天，学校的心理医生就被告知她的行为越来越反常。伊丽莎白的父亲说：“后来，伊丽莎白的几个室友告诉我，她们认为她的自杀只是时间问题。但事前没有人告诉我们。”
女生宿舍屡遭骚扰
伊丽莎白自杀后一年——2000年4月30日，在同一栋宿舍楼里又发生一起自杀事件。20岁的化学工程专业学生朱莉娅·卡彭特服下了剂量足以致命的氰化物。朱莉娅出身于一个上流中产阶级家庭，家庭条件优越，热爱学习。她男友泽夫的父亲肯尼思·阿诺德说：“她极为聪明，喜欢与人争论。争论让人受不了，但你会喜欢她的这种方式。”
上大学的时候，朱莉娅选择了麻省理工学院，因为在她眼里这是最棒的大学。泽夫·阿诺德回忆说，他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念二年级的时候，朱莉娅跟他提起与她住一幢宿舍楼的17岁电子工程专业学生卡普。泽夫说，朱莉娅与他有一种“姐弟式的关系”。但临近圣诞节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朱莉娅的叔叔、卡彭特家庭发言人迈克尔·拉姆森说，尽管朱莉娅想拒绝卡普，但卡普还是发疯般地迷上了朱莉娅。他闯进她的宿舍，从她的个人电脑里窃取信息，甚至在她的宿舍门外一睡数小时。
在春季学期——朱莉娅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最后一个学期——开始的时候，她向宿舍司法委员会以骚扰罪名投诉了卡普。一开始，委员会举行了一次听证会，朱莉娅同宿舍的同学都作了证。但据学校内部文件记录，当时委员会并没有作出裁决。随后校方也干预了这件事——命令卡普搬出宿舍并展开调查。在此期间，卡普承认他曾跟踪朱莉娅，还偷她的东西以“吓唬她”。
投宿裁决软弱无力
4月24日，校方作出最后裁决，要求卡普接受心理治疗、写一篇犯罪心理报告并阅读几本有关骚扰女性的书籍，然后可以申请重新入学。拉姆森说：“让一个受到跟踪他人、破门而入和盗窃等罪名指控的学生读几本书真是太荒谬了。”
这个决定几乎让朱莉娅精神崩溃，泽夫说在这之后她就曾考虑过自杀。泽夫说：“比同卡普重新住在一幢楼里更糟糕的是，朱莉娅觉得没有人关心她有多么痛苦。她很脆弱，学校的决定毁了她。”
4月29日晚，朱莉娅参加了一场在屋顶举行的晚会，回到宿舍后就服下了氰化物。第二天清晨，她的室友回来时发现她趴在地上。她当场被宣布已经死亡。
卡彭特家族严厉指责校方未能处理好朱莉娅的骚扰投诉导致了她的自杀。校方受到震动，责成一名独立检察官调查此事。卡普已回到学校学习。他说：“那段时间我情绪波动很大，很孤独。对于这件事，我感到很难过。”泽夫·阿诺德则说，他希望这件事能推动校方更多地关注女学生的安全问题。



菲利普·盖尔（右）在其遗书（左）中写道：‘我的死与任何事件和个人无关。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悲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