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中国湮远的侠客世界评论风云澎湃的国际时事

走进中国湮远的侠客世界  评论风云澎湃的国际时事
金庸笑谈“书剑”生涯

【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12月号文章】题：“书剑”生涯（作者　陶杰）
原文提要　金庸，著名作家，盛名享誉海内外。香港作家陶杰近期专访金庸，其中谈到他年轻时为追求自由遭遇的种种波折，他笔下热血男儿的侠义精神，更透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当年周恩来的助手乔冠华曾劝他加入共产党。
五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半世纪以来，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事业家，以金庸为第一人。
金庸早年加入《大公报》，后来创办《明报》，既是报人，又是作家：右手写武侠小说，走进中国湮远的侠客世界，诉说英雄气及儿女情；左手写报纸社论，评论风云澎湃的国际时事，挥洒千秋笔与书生意。今天金庸已离开了《明报》，遨游九州，神驰四海，享受逍遥自在的退休生活。

年少轻狂多波折
金庸谈起少年事，一开口还是浙江海宁的家乡话。吴侬软语，像一块古墨在一钵水里化开，三分柔糯，七分清淡。今天，全世界各地许多华人都读过他的文字，却不一定走得进他话语中那个模糊不清、恍如残梦的中国。
查家世代书香，是杭州、上海一带有名望的大宅府，清朝时就已是入则翰林院出则詹事府的贵族。金庸自己也是高材生，然而读书时代很不安分。年轻的金庸向往自由，被开除过一次，又退学一次，说到底却是拜一副“侠义心肠”所赐。
“我本来在浙江嘉兴中学读书，但是我们学校里的训导主任很不讲理，同学都不喜欢他。我那时候叛逆心特别强，最痛恨不合理的事情。有些男同学和女同学经常来往，也不是恋爱，不过是亲密一点，就给开除。还有同学在休息时间下下围棋，训导主任也不许，还把围棋没收。大家都敢怒不敢言，于是我在校刊上写了篇文章讽刺训导主任，结果他把我开除了。不过我们校长是用退学名义让我走的，并写信转介我去衢州读高中三年级。”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这是少年金庸平生第一个挫折。但这位开除他的校长，后来竟成了他一生最崇敬的人。
“校长张印通先生一直对我特别好，后来我再回大陆，和几个同学一起为他造了尊铜像，是我题的字。我读书时的学校现在变成嘉兴市第一中学。张校长一直对我很温和，不过那个霸道的训导主任一定要赶我走，这也叫无可奈何。校长曾留学日本，是读书人，而那个训导主任却是国民党派来的。”
中学毕业后，金庸考取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后来许多人都以为少年金庸的宿志是当外交官。
“这倒不见得。我读外交系，并不是要做外交官，而是因为我从小就爱看外国名著，对英文很有兴趣，所以我报考其他学校也都是外文系。那时许多中国人都很想到外面去看看，而做普通工作很少有机会出国，外交人员却不同，即使是普通职员也能有机会出国。再加上这所学校的外交系很难考，我却偏喜欢向困难挑战，所幸中英文都考得不错，所以考上了。”
可是金庸不久又退学了。他自嘲在中央政治学校读书的惟一好处就是方便，免受家庭约束。那学校是国民党训练干部的地方，衣食住行样样供应，以致他跟家庭几乎断绝了，可以擅自离校。
“在这所训练干部的学校里，学生多对国民党很忠心，有些守旧的学生甚至会把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同学拉到台上去打。我看了很气愤，就去找训导主任辩理，主任反把我骂一顿，说我多管闲事，还说这些打人的同学是见义勇为，打的是异党分子。我说，就算不喜欢异见者，要打人也要讲证据，况且不能这样公开侮辱同学。但是我人微言轻，终究说不通，就离开了。”
命运有时教人多番折腾，金庸与外交，始终有些似断还续的缘分。
“当年外交部顾问梅汝?到香港来，他看到我写的国际法文章，觉得我可以帮他做些研究工作，便请我去做助手。当时乔冠华任职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是周恩来的助手。乔冠华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所以我和他很熟。
“中共外交部非常严格，要查究家庭背景，发现我的‘家庭出身’不合适，乔冠华便叫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去学习，目的是‘思想改造’。乔冠华对我很好，他跟我说，如果我真心‘为人民服务’，一定要入党。当时我是很拥护共产党的，可是怕党的‘铁的纪律’，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还是回香港了。”
笔下男儿真英雄
金庸曾目睹中国不少优美的传统价值观一一崩溃，在书桌上向古远的中国奉上心底一瓣清香。
“我写武侠小说，主题是写侠义精神，因为这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外国人从来都没有，而现在的中国人也逐渐忘掉了。传统以来中国人交朋友的精神，不仅是信，更主要的是义。而义，就是一种深情，侠义便是古代社会的道德；相对而言，西方人做朋友有合约式的精神，要遵守契约，有时连家人也没情面可讲，这便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中西对比，无所谓孰优孰劣，不同的社会形态，有不同的价值观。商业社会，当然要讲契约，要不就乱套了；而中国以前是儒家哲学的社会，特别重视人品。”
金庸笔下的好男儿真英雄，像乔峰、杨过，都必是至情至性，爱情上坚贞热烈，断不能如杀嫂杀妾的武松、宋江之流。
“我是生来就感情丰富吧，小时候还特别冲动。虽然每个人年轻时都是这样，我的脾气却始终如一。我对爱情的看法，从年轻到现在也没什么改变：最理想的，是一见钟情并缔结连理，然后一直爱下去，可惜只能是理想。现实生活需要婚姻制度，可惜那总让爱情走样，不过是人为的勉强结合，一种妥协。”
金庸最推崇中共已故元老邓小平。
“邓小平有魄力、有远见，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路线，令人佩服。”
中国未来必富强
金庸办《明报》，是为了继承从前《大公报》以知识理性为主的风格，而且他始终相信，中国未来必会自由富强。
“以前的《大公报》，反映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的确是《明报》的模范。但《明报》是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说到这一点，就不得不提我景仰的英国哲学家罗素；讲人权自由，一定要知道罗素的解释。”
一说起民主自由，金庸又回到了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尤其是中国海峡两岸的政治现状，时刻萦绕在心。
“我觉得台湾现在的民主发展有些不切实际。我认为不必执着什么直接民主、全民投票的规条。‘一国两制’以现在的条件，赋予台湾的自主权更大。‘一国两制’底下，台湾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自己选领导人，又不必向中央政府交税。”
过去的创痛虽巨，今天的中国仍然活跃。昔日和现在的金庸，都相信中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对中国的前途基本乐观，但要看他们是否有决心解决贪污腐败的问题。如果下定决心解决，中国将来是很可为的。中国将来解决了贪污腐败的问题，就是世界经济中一股稳定、先进的力量。中国文化其中一个主题是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中国不会向外侵略，而是借文化影响，不像罗马帝国那样，四出侵略，一旦崩溃就四分五裂。所以中国不容易崩溃，分久必合，中国人的习惯还是大家聚在一起就感觉好些。”
金庸最喜爱看哪一本书？
“《资治通鉴》。我读《资治通鉴》几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这部书分析中国的发展，论述什么对老百姓好，什么对国家不好。还有一部古书《盐铁论》，研究的是老百姓生计、藏富于民之道，也是一本很有智慧的书。”
金庸夫妻之间相处，也是讲国家大事，还是闲话两句？
“夫妻之间是生活沟通，而不是思想研讨，想避免冲突就少说为妙。夫妻之间不一定要兴趣相投，而是双方留点儿白，彼此都有自己的空间。我太太喜欢澳洲，但我不喜欢，因为澳洲人的口音太难听，他们的文化也引不起我景仰之心。但澳洲人很友善，这一点又比英国人好多了。我看的英国书多，受那边大学的影响也深。我也喜欢法国、意大利，每次去这些国家就去瞻仰古迹，这种心情又跟我回中国大陆一样。但中国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