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阿富汗归来话前线

本报记者阿富汗归来话前线
“战争，又近又远”
编者按：14日上午9时，刚刚从阿富汗报道前线返回北京的新华社记者陈俊锋和戚恒，准时出现在《参考消息》编辑部。
打开盖子上残留着阿富汗尘土的手提电脑，两位开战后最先进入阿富汗的中国记者，和我们谈起了阿富汗，谈起了前线……
阿富汗人让我们感触最深的—你永远都猜不到：是笑
陈俊锋：在阿富汗难民营，我们接触的人没有一个在哭———谈起他们自家的事，谈他们的爸妈死了，孩子死了，不管大人小孩都没有泪水，有的还笑嘻嘻的———开始这让我们很不习惯，后来接触多了也就慢慢理解了：二十多年战争，家家都死过人，如果你不用一种特殊的心态去看待它，那你就没有办法继续活下去。
有一位妇女谈起自己的丈夫，只说死了6年，没有悲戚，没有多余的话，就像说的是别人家的事情，连手里的活计都不停一下。我们采访的时候，遇到一个小孩，就10岁吧，也就前几天，炮弹飞进他家屋子里，爸爸和12岁的哥哥都被炸死，而他自己的右腿也炸掉了，生殖器也炸坏了。我们看见他时，伤口还没愈合，腰上挂个尿袋走来走去。就这样了，说起话来还笑呢。问他现在怎么样，他说还有一个月伤口才能好，问什么说什么，很活泼，就是看不到他的悲伤———而这恰恰是让我们感触最深的一点。
我突然意识到：人世间的惨烈并不在于死亡，而是面对死亡的无奈
陈俊锋：记者行内有个说法：文字记者眼眶模糊，出好稿——就是说感动了；摄影记者眼眶模糊，出坏稿———原因很简单，下不去手。没开工之前，摄影记者跟文字记者一样要激动，要情感战胜理智；但在干活的时候，就算情感来了，也要克制，这时就要理智战胜情感。
12岁的哈尼法（见本报11月1日10版相关图片）得了疟疾无药可医、奄奄一息——这个以前只能从文学作品中看到的情景，当你身临其境，亲眼目睹一个小毛病就能把一个孩子的生命慢慢地夺走，那种感触是无法表述的。我突然意识到：人世间的惨烈并不在于死亡，而是面对死亡的无奈。
戚恒：回来后，大家都说我那张小女孩拍得不错，但现在我仍然认为没拍出当时的感觉，我的片子已经无法满足我当时情感的表达。后来一想，那种情感真的可能永远也拍不出来——如果说把理智形容成冷漠的话，没有足够的冷漠是拍不出好片子的，这是一对矛盾，甚至可以说是摄影记者的职业折磨——越是觉得好，要拍下来的东西越拍不好，要拍好，你就只能把对象当作一个题材，但要我冷漠地面对哈尼法那双眼睛里的无助，我真的做不到……
以前在街上见到要饭的孩子没有了胳膊腿儿，会觉得可怜，在这里，怜悯会直接转换成“生命不值钱”的想法。
在拍摄和选片的整个过程中我都感觉很压抑，回想当时的心情很复杂——我确实想帮助那个小女孩，但最多也只是把身上韩国同行给的牛肉干和自己的大白兔奶糖送给她，然后把她的手抓住稍微拍一拍，不知自己这么做是想安慰她还是什么，也不知这对她究竟会有什么帮助。
她的脸上毫无表情，眼睛里看不出任何生命的光芒，手完全是大人的感觉。拍她的手时感觉就像是在拍放了很长时间的橡胶——如果有生命力的话，皮肤之间的接触是有交流的，而这个小女孩的皮肤就像轮胎的表面，不仅仅是粗糙，而是没有活力——不知道她有什么感觉，但我至少感觉到她对我不反感。我过去在拍人们难受时的照片时往往会感到一种反感，但我在触摸她的手时，她没有反感，或者说她已经没有任何精力去反感。
陈俊锋：大白兔奶糖那么受欢迎，我就想，国内的孩子同这里的孩子相比天差地别。我们的孩子现在不吃奶糖，怕伤牙齿；而这里的孩子拿奶糖舔一舔再包上，现在想起来都令人痛心，让人流泪。
戚恒：有个瞬间没有拍下来，一个女孩，也就12岁吧，父亲死了，我给她糖时，她先咬了一半在嘴里后就给了在一边的弟弟，然后就一直不动地看她弟弟怎么吃，就那么直直地看着，看了半天。当时我就觉得心里像堵住了一样，似乎忘记了自己来这里的任务，等到想起来，已经晚了——但我没有遗憾，有了这种触动就足够了。
在阿富汗的几天里，我们穿的衣服始终没有脱过—所有的讲究都没有了
陈俊锋：在阿富汗，我们一直住在帐篷里。所住的院子里提供一日三餐，食宿费加起来每人每天10美元，虽然不贵，但条件太差了。早饭是薄饼，有一厘米厚，还有茶，没有蔬菜什么的。中午和晚上是抓饭、饼加豆糊——豆子熬烂了，做成浆糊那样的东西。
吃饭是过时不候，四五十个记者，三盘饭，两盘稀糊，吃饭都抢啊！我们一般不跟他们抢，也抢不了：白天出去采访，赶不上吃饭；晚上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发稿，基本上赶不上吃饭。好在我们21日在杜尚别买了10个馕，一直没坏，虽然很硬，但吃不上饭就掰一块，就着茶水下肚。　
戚恒：后来我们就入乡随俗，跟当地人一样吃喝，也不怕得病了。我们住的小镇位于河下游，难民营在河上游。我们去过难民营，那里洗衣服就用河水，简易厕所的排水沟全部通到河里，我们和当地人一样使用这河水，至少刷牙是用这水。
有一次，我们跑到镇里吃饭，吃烤肉和饼。在那里，你就不是跟人争食了，而是跟苍蝇争——苍蝇趴在烤肉上，黑乎乎的一片，你每吃一口，都得先把苍蝇轰走。　
我们在镇上吃饭围着地板革席地而坐，饼就扔在上面，店小二踩着地板革走过去走过来，脚就差踩到饼上了。当时所有的讲究都是说瞎话，只知道吃饭了。没办法，这里的生活就是这样，不习惯就无法生存下去。
陈俊锋：在阿富汗的这些天里，我们穿的衣服一直就没脱过，每天都是和衣而睡，只是不断往身上加衣服。戚恒的膝盖不大好，就把防弹背心绑在膝盖上保暖。帐篷里很冷，没有被褥，睡觉时身底下只铺一张席子。
危险的确有，但防不胜防的危险要大于在战壕里被枪打着的危险
戚恒：去阿富汗之前，看书、看电影，对战争的感觉还比较强烈，可真到了那里，反而不一样了。后期我们所发稿子和照片的内容之所以发生变化，与我们心情的变化有关：我们更关注的是战争苦难中的阿富汗人，而不再是战壕、枪炮。
在那里我的感觉是，战争离你又近又远。近，就是说眼前就是受战争之害的人；远，就是说你投入当地人的感情后又感觉战争远了——就像我的一张照片里，4岁的阿勒米听到炮声后拼命逃，而他后边7岁的姐姐却无动于衷——这时你就会忘掉战争，而全身心地去关注这些孩子。
陈俊锋：没到阿富汗时你感觉是去前线，去阵地；到了那儿，又感觉战争离你很远，有时甚至没有感觉，因为你是外国记者，不是当地人，说到底，你是第三者，是处于战争残酷之外的。
回来后大家总是问：危险不危险。记得在炮兵阵地的时候，开始我们意识不到危险，他们不让我们站起来，可戚恒没听，直直地站在那儿拍照。枪炮没响的时候意识不到塔利班有多远，枪炮一响，就紧张起来，阵地上的将军要我们赶快撤，炮弹可能马上就要打来了。
戚恒在赶赴阿富汗前，妻子林媛正在待产。每次与妻子通电话时，他都是报喜不报忧，到前沿阵地的事更是不敢提，怕怀孕的妻子担心。我们这次回来正是时候，戚恒的妻子大概下周生产，他可以亲手为即将出生的孩子拍照了。　
戚恒：危险的确有，但防不胜防的危险要大于在战壕里被枪打着的危险。比如说那里的车，基本上没刹车。因为我不懂当地语言，有几次我看到好素材要照，拍司机的肩膀让他停车，每次车都滑出二三十米。我当时还以为司机嫌我态度生硬对我有意见呢，直到我自己开了一次才发现刹车根本就踩不下去。
西方摄影记者关注战壕，我们更关注阿富汗百姓
陈俊锋：与外国记者的竞争是存在的，尤其是戚恒的图片，他拍得非常好，在新闻中心工作的时候，很多外国同行来看他发图片，不少人边看边点头称赞。
戚恒：西方同行们特喜欢关注枪、战壕，镜头多指向军装不整的战士，也可能是他们的受众跟我们的不一样。难民营的那次沙尘暴，是今年最大的一次，我们在那儿拍了那么长时间，就没有一个西方记者出现。他们只关心沙尘暴会不会掩护塔利班进攻，我们想的是沙尘暴会给本来就是战争受害者的难民带来什么，我们更关注老百姓的生活。
记者之间虽存在竞争，也有相互帮忙的时候。韩国一家报纸的一位记者憋了好长时间，图片一直没有发出去。他曾找西方记者帮忙，但对方开价出奇地高，一张照片传三四分钟，一分钟收8美元。后来他求到我们，我们说没问题。我们只能把照片发到新华社摄影部，我跟编辑说明了情况，编辑收到照片后立即用电子邮件发出去。该报总编辑非常高兴，说明年举办世界杯时，他们所有的设备新华社记者随便用。后来这位韩国记者也问我用不用给钱，我们说这是帮忙，不是交易。
进入阿富汗时我们是记者，出来时却变成了“难民”
陈俊锋：进入阿富汗就不顺利，在边境上过夜，苦等两天才成行，离开阿富汗更不顺利。27日，我们早上就到了边界，但驻守对岸塔吉克斯坦的俄罗斯边防军始终不开关放人。当天正赶上沙尘暴，直到中午才停息，三十多个记者就在风沙中窝在边界。
跟我们搭伴儿走的有七八个外国记者，他们有俄罗斯边防军司令的电话号码。站在喷赤河边的大风里，他们用掉了自己的三个卫星电话的电池，又借了一名日本记者的卫星电话，打了四五个小时，终于打通了，对方同意开关。在他们打电话时，风吹得我们实在受不了，就跑到阿富汗海关的屋里，暖和一些，海关人员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人道主义援助食品。我开玩笑地说，去阿富汗时我们是记者，回来就变成了“难民”。
戚恒：当渡船行驶到界河喷赤河中心线的时候，我们俩突然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就这么轻易地走了？在边界等待时，我特别着急，想快点离开阿富汗，可一旦要离开，又有些留恋，好像工作还没有干完，甚至想再多看看……　（摄影　刘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