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国华亲历西安事变

俞国华亲历西安事变
【台湾《新新闻》周报10月31日一期文章】题：西安事变大揭秘———当时任蒋介石“助理侍从秘书”的俞国华亲口记述（作者　马瑞金）
去年10月4日，前行政院长俞国华逝世，享年86岁；今年10月15日，隐居夏威夷的张学良也去世，享年101岁。此后，当年亲身经历西安事变的人物，又少了两人，大约只剩下蒋中正遗孀宋美龄一人而已。
谁都知道，张学良是西安事变主角；大家也都知道，俞国华当过15年央行总裁、5年行政院长，功在台湾经济建设。不过，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俞国华曾经亲身经历西安事变。
凡是去过陕西临潼、西安事变现场华清池的台湾地区民众应该记得，中共保存的西安事变现场，有一间“五间厅”，说是蒋委员长当时寝室。而五间厅隔壁的小房间，则名为“三间厅”，说是蒋委员长侍从秘书的寝室。西安事变之际，俞国华就住在“三间厅”，也就是住在老蒋隔壁。
俞国华生前曾经对笔者口述其西安事变经历，听来果然十分精彩。
民国23年夏天，俞国华从北平清华大学政治系毕业，写了封信到庐山给蒋委员长。老蒋得信后，指示俞国华赶到庐山，把俞派在身边工作。那时候，正是“新生活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蒋委员长执意前往西安民国25年间，老蒋身边有个“侍从秘书”，叫做汪日章，是浙江奉化人。在汪日章之外，还有个“助理侍从秘书”，就是俞国华。这汪日章，后来没有出来，留在大陆。中共改革开放后，汪日章成为“浙江奉化政协”主席。民国70年代，俞国华在台北当行政院长，汪日章还私下写信给俞，提起过去往日交情，向俞统战。
距今大约5年前，汪日章在大陆逝世。有意思的是，根据台北当局的文献，过去大陆时期蒋委员长侍从室秘书名录当中，竟然没有汪日章这个人。只因为汪身陷大陆，没有出来，所以，台北国民党政府的历史就把汪除名了。
民国25年10月底，老蒋过50大寿，全国军民搞“献机报国”运动，捐款买了一堆飞机，在洛阳给蒋委员长祝寿。老蒋到洛阳之前，先赶到西安，召见张学良，要张好好督促剿共军事。当时，汪日章、俞国华自然跟在老蒋身边。
在西安稍事停留之后，老蒋又带着文臣武将，当然，还有汪日章和俞国华，搭乘火车，去了洛阳，接受全国军民献机，给他过50大寿。
在洛阳期间，全国重要将领云集，张学良也在，驻日大使蒋作宾也回国述职，赶到洛阳，向委员长汇报日本侵华准备情形。此时，剿共与抗日成为中央政府必须同时兼顾的难题，深深地考验着委员长。
这蒋作宾就是蒋硕杰的爸爸。西安事变45年之后，民国70年代初期，俞国华当中央银行总裁，奉小蒋之命，筹设中华经济研究院。俞国华属意由海外学人蒋硕杰当院长，结果惹毛国内经济学者，王作荣还为此发表多篇文章，抨击引用海外学人之事。
俞国华生前告诉笔者，其实在洛阳祝寿期间，委员长身边的情报系统已经获得讯息，向委员长报告西安方面情况不稳，建议委员长在洛阳过寿以后，不要再次前往临潼。俞国华回忆表示，蒋委员长那时候对身边手下表示，西安有事情等着他去解决，要是他不去西安，事情无法完结。
蒋中正过完50大寿之后，再次前往西安，督促张学良进行剿共军事行动。蒋氏驻节于西安附近临潼的华清池。临潼地方不算大，但当地有火车站，委员长专列可直抵临潼车站。
民国25年12月，蒋委员长一行抵达西安后，委员长与张学良对剿共与抗日之间的歧见无法解决。于是，张学良、杨虎城决定兵变，乃用计切断委员长一行人的对外交通。
华清池外枪声响起
当时，临潼没有飞机场，对外联络一靠铁路，二靠公路。公路方面，汽车都控制在张、杨手中，只要切断铁路孔道，中央大员就难以脱离临潼华清池。
为切断铁路交通，张学良向负责蒋委员长安全的侍卫长钱大钧诳称，委员长专列火车的机车头，必须拖出去修理。钱大钧不疑有诈，就同意张学良的要求，就这样，铁路对外交通中断。
临潼距离西安不算远，但和西安是不一样的两个地方。老蒋住在临潼，而随老蒋而来的众文臣武将则住在西安。
12月11日晚间，杨虎城在西安新城大楼设宴款待中央大员，饭后并有戏曲表演，借以松懈中央大员心防。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手下军队同时动手，在西安、临潼两地同时发动兵变。
当天的兵变来得十分突然，因为事前并未掌握精确情报。尽管一个多月以前，蒋委员长在洛阳做寿期间已经获得讯息，知道西安不太稳当，但委员长一行人再次抵达西安后，所获得的情报却令人放心。
俞国华告诉笔者，当时蒋委员长以及委员长身边亲信，所获悉的情报是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人不太对头，一个是东北军，另一个是西北军，不至于联合起来发动兵变。事情演变却出乎委员长及其身边亲信预料之外，张、杨两人竟然联手用兵。
在临潼华清池，老蒋住在“五间厅”，而汪日章与俞国华则住在老蒋隔壁的“三间厅”。
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由华清池外往里攻打。由于委员长与侍从秘书寝室在华清池最里面的五间厅、三间厅，离华清池大门有段距离，因此，事变初起之际，俞国华与汪日章在寝室里仅听到外面脚步凌乱，一堆人跑来跑去，并且传来枪声。
不久，机要室主任毛庆祥进来，告诉汪日章、俞国华两人：“东北军造反，张学良派兵打进来了！你们当秘书的不要乱动，就留在房间里面！”经过毛庆祥预警，俞国华、汪日章了解情况，决定听毛庆祥的话，镇定地留在房间里。
俞国华遭软禁两星期
俞国华告诉笔者，他和汪日章都是文人，碰到这种枪声乱响的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留在房间里面，不要出去乱跑。
此后，枪声愈来愈密集，也愈来愈大。东北军张学良部队系铭九营部队，仗着人数优势，逼退蒋委员长近卫部队，沿着荷花池，由下而上，一路接近蒋委员长寝室。愈到后面，枪声激烈，委员长卫队拚死抵挡，但寡不敌众，委员长寝室五间厅、俞国华与汪日章寝室三间厅外面墙上，命中不少枪弹。直到现在，这些弹着点都还清晰可见。
汪和俞留在寝室里，没有闯出去，是正确的决定。事后证明当时这项反应十分正确，因为当时天色漆黑，局面很乱，文人手无寸铁，乱闯出去无益大局。当时，试图闯出去的文人果然有人不幸命丧当场。
在华清池，委员长所器重并准备送出国去深造的侍从室五组记录秘书萧乃华，在兵变乱局中跑出房间，枪子不长眼睛，被打死在华清池荷花池里。
此外，临潼华清池住房有限，除委员长行辕及侍卫、秘书之外，随同蒋委员长到西安的国民党党政军大员，绝大多数都留在西安，住宿于“西京宾馆”。其中，邵元冲在那天凌晨兵变发生之际，爬窗户逃出房间，当场中枪，不幸殉命。邵元冲当时在国民党位居高层，如果没有在西安事变中殉命，后来肯定是国民党党国大老。
兵变爆发之际，委员长卫队拚死抵抗，侍卫长钱大钧背部中弹，浑身浴血，卫队官兵伤亡不少。兵变发生后，蒋委员长被枪声惊醒，越墙而出，跳落墙外，往行辕住所“五间厅”后面高大雄伟的骊山避难。天亮之后，东北军搜山，找到了老蒋。
自然，这段经过俞国华当时不知道，因为天亮后他已经被东北军逮捕了。天亮后，东北军把汪日章、俞国华等带出寝室，当时俞国华以为性命堪忧。他们从临潼被带到西安市西京招待所软禁，叛军并以西餐供应被软禁人员，俞国华等人才暂松了一口气。
俞国华对笔者表示，他们在西京招待所被软禁了大约两个星期，被软禁的中央人员分批囚禁，每批都有若干人。
整个西安事变在民国25年12月25日落幕，蒋委员长那天率领中央大员，搭机由西安飞往洛阳，次日，又由洛阳飞往南京。
回到南京后，痛定思痛，国民政府检讨事变过程，委员长侍卫长钱大钧首当其冲。因为钱大钧同意张学良要求，让张学良把停在临潼火车站的委员长专车拖走，说是要去修理。
回南京后，老蒋向钱大钧问罪，他责问钱大钧：“把临潼火车头开走，是否预定计划？”后来张学良证实没有预谋。此外，钱大钧背部中弹，子弹打穿右肺，从前胸穿出，并有血衣为证，老蒋才算饶过钱大钧。
俞国华对笔者表示，钱大钧当时是侍从室主管军事的第一处主任，并且兼任委员长的侍卫长，蒋委员长蒙难，侍卫长护卫不周，总是失职。不过，由于警卫组长蒋孝先战死，侍卫长钱大钧又中弹负伤，所以，委员长也就算了，没有追究责任。钱大钧中了一枪，反而救了自己。
要是钱大钧在西安事变中没有中枪受伤，蒋委员长一定严厉追究他的疏失责任，肯定会有严重处分。
往日恩怨灰飞烟灭　
西安事变结束后，张学良被军事法庭判刑，蒋委员长回故乡养腰伤，而文胆陈布雷则在蒋的老家溪口文昌阁以及杭州新新旅社两地，替蒋委员长写了一本《西安蒙难半月记》。
俞国华对笔者表示，西安事变爆发时，他才23岁，只是“助理侍从秘书”，职位很小，被关起来之后，消息隔阂，委员长脱难返回南京，他当时并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有人对他说，他可以走了，他才一个人搭乘火车，赶往南京。汪日章就不同了，汪是正牌侍从秘书，和老蒋一起飞返南京。不过，西安事变之后没过多久，汪日章就交卸侍从秘书工作，转任其他职务，而由俞国华升任正牌侍从秘书。
俞国华回忆表示，西安事变爆发后，蒋委员长自“五间厅”跳墙避难。跳出墙外后，因为天色漆黑、地势崎岖，委员长落地时伤到腰椎，后来事变结束，委员长回江南养伤，但以后不便于持久地持笔书写，许多军国大计就由委员长口述，由俞国华书写为正式手令对外发布。
因此，现在包括国民党党史会、大溪档案、各处蒋公行馆，以及政府文献历史机构所保有的许多“蒋公墨宝”，其实根本是“俞国华墨宝”。
俞国华当央行总裁15年，其中有12年时间，副总裁由钱纯担任，钱纯早就看惯了俞国华的字体。
钱纯亲口告诉笔者，有一次他去西子湾参观蒋公行馆，看到里面摆着许多当年老蒋的手令，看了不禁想笑，因为他一看就知道，那些字不是老蒋写的，而是俞国华的笔迹。
张学良被软禁期间，偶尔也会参加一些半公开活动。民国70年代，有次中华彩色印刷公司办周年活动，广邀政界名人参加。当时俞国华当央行总裁，带着副总裁钱纯一起去，而张学良也受邀到场。当场，钱纯悄悄和俞国华咬耳朵：“你现在恨不恨张学良？”俞国华说：“不恨，不恨！”钱纯又说：“可是，他当年把你关起来，关了你两个星期啊！”俞国华还是说：“不恨，不恨！”尘归尘，土归土。
如今，俞国华、张学良都去世了，当年的恩恩怨怨也早就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