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激发冲动　悲剧凝成艺术

【美国《新闻周刊》10月8日文章】题：把悲剧变为艺术（作者　彼得·普拉根斯）
在世贸中心遭袭击后的几分钟内，一位艺术摄影师就冲入还在冒烟的废墟中，给那个恐怖的场面拍照；一位纽约画家连夜制作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挂在市中心的建筑上；两天后，一位抽象派画家请我去欣赏她的一系列新作，那些作品表达了她“对这场灾难的感受”。
在这三个例子中，我们发现了当代艺术家对屠杀和悲剧做出反应的各种动机。当然，表达自我是当代艺术家承担的责任。他们在艺术上能否成功地既依赖于从前辈们身上学到的东西，也依赖于他们自身的才能。
当代艺术家继承了以激情应对灾难的现代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可追溯到西班牙浪漫派画家弗朗西斯科·戈雅。1808年，戈雅从马德里来到萨拉戈萨，亲眼目睹了拿破仑军队的占领给西班牙带来的痛苦后，创作了版画集《战争的灾难》。在这些画里，我们看到三个裸体男子被绑在一棵枯死的树上。戈雅还创作了13英尺宽的《1808年5月3日》（见图①），以凌厉的笔调和令人震撼的色彩展现了手无寸铁的平民被无情屠杀的场面。
通过绘画抗议暴行的最著名的作品要算毕加索的《格尔尼卡》（1937）（见图②）。这幅在画布上匆忙赶制出来的作品采用了没有任何修饰的单色画法。作品控诉了纳粹飞机对格尔尼卡的残酷轰炸。那次轰炸中，镇上7000居民中有五分之一丧生。这幅画现存于马德里的索菲娅王后博物馆。看过此画的人都无法忘记那位哭泣的母亲和她死去的、碎布娃娃似的婴儿，还有那个触目惊心的死亡象征：被剑刺穿、惊恐哀鸣的马。
在一段时期，艺术家对死亡和毁灭的态度与其说是个人情感，不如说是公民义务。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匠人在花瓶的优雅弧面上刻制战争场面时并非像现代人所说的那样“表达自我情感”。那些在14世纪欧洲黑死病蔓延时把死者骨头堆积起来的人也是一样：我们或许会把这称作“装置艺术”，一位艺术史学家则把这称作“关于尘世荣光如过眼烟云的训诫，暗示着连死亡也无法带来安息。”
1839年，摄影术的发明改变了一切。艺术家个人的性情、敏感和技巧都退居次位，而悲剧的绝对“真实”占据了中心地位。
但是，当我们逐渐适应了罗伯特·卡帕、李·米勒、尤金·史密斯、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等人耀目的图片报道时，技术却赋予我们———或者说在情感上使我们获得了——更多的东西。那段反复播放的第二架被劫飞机撞入摩天大楼的录像具有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可怕的美丽。我想，未来不会有哪个记录9月11日那场灾难的艺术作品能够在我们的脑海中替代这段录像。即使是一位全身心投入的艺术家也很难创作出能够充分反映那种惨状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