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智慧放射人文光彩——浅论斯蒂格利茨和信息经济学（经济热点）

【香港《信报》10月12日文章】题：鲁滨逊是诚实的吗？———浅论斯蒂格利茨对经济学的贡献（作者　熊秉元）
自从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以来，市场的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资源上的神奇功能慢慢为人所知，可是，经济学家却一直无法以精确的方式呈现出价格机制的特性。
福利经济学的盲点
1953年秋天，经济学界泰斗之一阿罗教授由美国东岸飞到加州，和另一位大师德布勒碰面共商大计。福利经济学的定理（通称阿罗—德布勒定理）就此诞生。
现在想来，他们的慧见也很简单明了：社会上有两种人，生产者和消费者。只要消费者的偏好和生产者的技术具有某些合情合理的特性（边际效用递减、边际报酬递减），那么，在消费者追求自己效用而生产者追求自己利润的前提下，一定有一套价格体系，使社会上的资源达到最有效的使用状态。
虽然阿罗和德布勒因这一重要贡献得到诺贝尔奖，不过他们的理论却有一个盲点：他们假设信息是完整的；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拥有充分的信息，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
可是，在真实的世界里，信息往往是不完整的。1961年，经济学界的才子施蒂格勒为文指出：当消费者要买冰柜时，必须去逛几家电器行、搜寻很久，然后再作最后的决定。另一方面，厂商为了赚钱，会以广告宣传促销造势等各种方式来提供信息。在广泛的意义上，中介公司和大众传播、报章杂志等“信息产业”，都是在减轻信息不完整所造成的问题。施氏在“搜寻理论”上开创性的研究，是他日后得到诺贝尔奖的原因之一。
当施蒂格勒在美国经济学界大展长才（施氏身高近两米）时，英国的莫尔利教授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有重要突破。他指出，因为政府拥有的信息有限，所以在设计税赋时，要考虑到信息不足所产生的“诱因问题”。譬如，如果民众在行为上可能的选择有A、B、C三种，而政府希望民众选A,那么，政府就必须先对A、B、C三种方案设计安排，使得对民众而言，A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信息经济学的亮点
即使施蒂格勒、莫尔利等人的研究反映信息的重要，可是，阿罗—德布勒定理依然被大多数经济学家奉为圭臬，一直到斯蒂格利茨出现。对当代的经济学家而言，“斯蒂格利茨”和“信息经济学”之间几乎可以划上等号；在所有重要的经济学辞典、手册、索引里，“信息经济学”这一项几乎都是由他撰写。
从小事可以看出他的功力。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森为斯蒂格利茨所写的推荐信只有一句话：“敬启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比我聪明！萨缪尔森（签名）。”
在横跨15年左右的时间里（1974年—1989年），斯氏发表一系列重要论文，修正（“推翻”是较精确的字眼）了阿罗和德布勒的理论。斯氏的慧见可以简单归纳如下：因为信息不完整和信息不对称，所以，第一，即使市场里有人想买、有人想卖，但是交易不一定会发生；第二，即使交易发生，可能具有非常特殊的性质；第三，当市场机能不能发挥作用时，“非市场”的机制可能应运而生；不过，这些非市场机制可能会造成愈益反损的结果。
斯氏认定，其政策涵义是：市场机能和非市场机制都不一定能发挥作用；政府可能拥有信息优势，可以以政策改善资源运用的效率。也许是“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斯氏曾被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延揽为经济顾问。不过，他由学理上的慧见到政策涵义之间的推论，并不见得很有说服力。对于推崇市场机能、认为政府应该靠边站的哈耶克，以及强调官僚不是天使、“政府不见得会为民造福”的布坎南而言，斯蒂格利茨关于政府的见解大概不脱“天真”、“无知”之类的形容。
斯蒂格利茨得诺贝尔奖不是早晚的问题，而是会得一个或两个的问题。对经济学家而言，由施蒂格勒、莫尔利、斯蒂格利茨等人奠基的“信息经济学”固然是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不过，对一般人而言，“信息经济学”里的重要慧见却几乎只是“常识”：
男女交往有人想娶、有人想嫁，但却不一定会成婚；
不能让同一个人买太多的保险，否则他容易主动或被动地发生意外；
在市场里的金融体系借不到钱，就找非市场的地下钱庄借钱、或向亲友筹钱，结果却不一定好！
现代经济学的新理念
因为信息不完整和信息不对称，人和人之间需要沟通对话，以取得信息。而且，因为不知道别人提供的信息是真是假，只好借着“对方是否诚实”来间接地解读对方所提供的信息。因此，“诚实”这种德性，是人际交往之后所发展出来的一种“工具”。为了放出“自己是诚实的”这个信号，人还会以生理上的一些特征来搭配（说谎时会眨眼、脸红、冒汗等等）。
在1989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罗伯特·弗兰克出版了一本名为《理智驾驭下的情怀》的著作。传统经济学探讨人如何选择牛奶面包，诺贝尔奖得主贝克尔分析人会选择多少子女，弗兰克则是更上层楼。他指出，聪明的人不但会选择“外在世界”的东西，也会选择“内在世界”的东西：人会有意识无意识地选择对自己而言情绪结构上最好的“功能组件”，以自求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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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有关公共部门的经济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