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诀就是拼命做台湾“IC之父”张忠谋细述成功历程

【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10月号文章】题：“秘诀是拼命做”———“IC霸主”细述成功的历程，畅谈心仪的作家
原编者按　张忠谋，浙江省宁波人，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1949年赴美国留学。他曾担任得州仪器公司集团副总裁兼半导体集团总经理、通用器材公司总裁等要职，1985年回台湾担任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1987年创办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本刊委托名作家孙玮芒访问张忠谋，请他畅谈台湾半导体业前景、经营理念，以及他心仪的美国作家海明威。
在新科技界，居于霸主地位总是最危险的时刻，必须随时驱策自己，才可以保持成果
孙玮芒：你认为到了年底，台湾的半导体业能复苏吗？
张忠谋：整个半导体业的情况很难预测，我只能根据台积电的内部资料，预估台积电的半导体业务前景。这个内部资料，有来自客户的。在景气的时期，台积电接单与出货的比例会大于一，也就是接单数量大于出货量；遇上不景气，接单与出货的比例小于一；景气开始重现的时候，接单与出货的比例会等于一。今年4月和5月，台积电接单与出货的比例都是等于一。我预计台积电第四季的业绩会完全转好。
孙玮芒：传媒爱用“没有张忠谋，台湾没有今天的半导体业”来表扬你，恰当吗？别人尊称你是台湾“IC之父”、“IC霸主”，感觉如何？
张忠谋：我的确开创了晶圆（集成电路）代工业，如今此行业成了台湾工业的主流。晶圆代表工业兴起之后，美国、日本在头七八年没有注意到这个行业的发展潜力，迟至1994、1995年才醒悟。我可说是最先注意到专业晶圆代工的发展潜力，并把技术落实为利润。这些年来我得到一些奖，就是因为这一点。称呼我为“IC之父”、“IC霸主”，意义并不大；公司在世界上一定要是第一流，才可以永续经营。
孙玮芒：台积电集团现在是台湾半导体业的龙头，也是台湾各上市公司的龙头，未来的拓展空间有多大？
张忠谋：大得很。目前全世界的集成电路约有6%至7%是我们制造的，而IC业以平均每年15%的比率成长，我相信未来十年还会如此。我们希望十年后能生产全世界20%至25%的IC.
孙玮芒：你曾经提倡世界级的经营方式，台积电现在做到了吗？
张忠谋：我们觉得现在台积电的经营方式已经是世界级。这是个永续的挑战，你不能松懈，一定要持续努力，不断创新，否则不进则退。在管理上、技术上，所有东西都需要创新。
孙玮芒：你身为台积电最高层管理者，认为越级报告可以吗？
张忠谋：我认为完全可以。我甚至主动去找员工谈话。我跟所有直接对我负责的人说：“我会直接去找你们的下属，也会鼓励他们对我提出建议。”可是我不会削减主管的权力。下层员工的意见如果可能影响我对既定方向的看法，我还是会先跟主管商量，才决定是否要改变工作方向。
孙玮芒：依你看，台湾半导体业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
张忠谋：目前台湾半导体业位居全球第三或第四，在美国和日本之后，跟韩国差不多。以营业收益而言，韩国在我们之上；以技术而言，韩国有些方面在我们之上，有些方面则不如我们。以利润、气势而言，我们胜韩国一筹。在新科技界，居于霸主地位总是最危险的时刻，必须随时驱策自己，才可以保持成果。
美国的青年喜欢自由发表意见，不受拘束；台湾人比较拘谨，这会影响公司的经营
孙玮芒：当年你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之后，本来有机会去福特汽车公司工作，后来却选择加入希凡尼亚公司，走进半导体这一行，是什么原因？
张忠谋：我三叔张思侯有个朋友在希凡尼亚公司新成立的半导体部门做事，叫我试试到那里去求职，我就去了。我是念机械的，当时对半导体可说全无了解，即使接到聘书了，还是不大想加入。那时是1955年，年轻人还是比较想去大公司，例如福特。我打电话给福特公司，要求拿高一点的薪金，岂料福特的态度是“要来就来”，回心想想，觉得希凡尼亚公司给我的待遇其实也不错，就去了。我的人生转折点，就是福特那通电话。
孙玮芒：你后来转往得州仪器公司工作，很欣赏该公司的哲学。这对你的企业管理哲学有何裨益？
张忠谋：有很深远的影响。我非常欣赏得州仪器的企业文化，例如团队精神、开放精神，觉得它是极好的公司，只可惜后来慢慢变质。我回台湾之后，在管理企业方面用上了很多从得州仪器公司得到的经验。将美式管理方式移植台湾，当然需要稍加改变。美国的青年喜欢自由发表意见，不受拘束；台湾人比较拘谨，这会影响公司的经营。
我回台湾以后，参加公司的最高层会议，总是把自己的想法尽量讲出来。如果我的想法是错的，同事会提出修正意见；只要我觉得他们有理，我会承认错误，照他们说的去做。另一个方法就是：和同事熟稔之前，我会点名请他们讲话。
孙玮芒：你当年应行政院院长俞国华之邀回台湾发展，有没有经过很大的内心挣扎？
张忠谋：这要看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当时已是美国通用器材公司的高层主管，又有定价定额购股权，即使退休也不愁衣食了。因此，我在财务方面已没有更大的目标，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的父亲、三叔都不怎么赞成我回台湾，但是我那时已经五十多岁，他们也没有强烈反对。
孙玮芒：你创办台积电时，曾发下豪语要和美国、日本竞争，做到世界第一，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张忠谋：讲这句话，其实有点大胆。当时我在半导体业已经超过30年，心里很清楚：台湾市场小，你一定要外销，跟世界竞争、跟从国外进口台湾的半导体竞争。假如你不是国际第一，就斗不过别人。要成功，就一定要做到国际级。
建厂时遇到很多困难。首先，我们的技术落后国外至少两代——最近两三年我们已渐渐追上了，有些方面甚至已经领先。其次，专业晶圆代工在那时可说是没有市场，我们必须开辟一个。我们创造了自己，也创造了客户。直到今天，我们的主要客户仍是无晶圆厂的半导体产业。在1987年，我们已经有几个这种客户，可是他们的处境都岌岌可危，面临倒闭。我们向他们提供晶圆代工技术，如今他们都再站起来了。
要赶上国际水准，秘诀就是拼命做。台湾的公司勤奋、热诚，是非常有利的条件。
孙玮芒：你期望政府在产业发展上扮演什么角色？
张忠谋：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对产业环境却很关切。政府应要做的是创造一个对业者有利的投资环境，这包括教育、人才、土地、水电、法治环境等各方面。政府也要制订一套公平的游戏规则。
海明威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文句简洁有力，而不是花花巧巧一大堆字
孙玮芒：你是海明威迷，除了看过他的短篇小说，还看过他哪些作品？
张忠谋：我的确是海明威迷，他的书我都看过。海明威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文句简洁有力，而不是花花巧巧一大堆字。假如说我曾从海明威学到一点什么，就是这个。我自传里的文句都力求简洁，我平常演讲、做事也是如此。
孙玮芒：你最近看过些什么有趣的书？
张忠谋：我最近比较关注的是经济全球化的问题，正在读美国作家威廉·格雷德的《大势所趋：全球化》。这本书指出，全球化有很多负面效果，但不管你是否喜欢，全球化的趋势是挡不住的。另外，我经常阅读的是莎士比亚的戏剧、萧伯纳的戏剧、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前一阵子我读了徐志摩的诗集；有时候我在晚上会读读唐诗、宋词。
孙玮芒：你自幼立志当作家，结果成为杰出企业家，你认为作家和企业家相比，谁对社会的影响较大？
张忠谋：做哪一行都可能对社会、对未来有影响，要看你有什么成就。像孔子对中国的影响，过了两千多年仍未见减弱。以文学家而言，中国的司马迁、外国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都对社会有很大影响。企业家有的很成功，可是对社会的影响往往只有一点点，一退休了就几乎再也没有影响力。
假如你问我对舍文学而从事企业的感想，我觉得选择进入企业并没有选错，我很高兴。